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首席经济学家马俊发表主旨演讲，马俊表示，过去实行了大力度的刺激之后，往往带来如下后遗症：一是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第二是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总结一下，要解决这些旧常态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模式的弊端，不仅仅是改变宏观政策技术参数的问题，还需要改变造成这些旧的调控模式的体制。

　　

　　    以下为演讲全文：

　　

　　马骏：谢谢洪理事长，最近不少媒体让我谈新常态，也迫使我就这个话题写了一些东西。在这里我想简单讨论一下新常态和宏观调控的关系。我认为要搞清楚三个事情：一个搞清楚经济增长潜力，二是搞清楚我们要保的到底是GDP增长，还是就业增长，还是失业率；第三，假定我们有了正确的调控目标，如果确实需要一定程度的刺激，如何避免刺激政策带来更大的后遗症。 下面分三个小题目讨论。

　　

　　第一个问题：如何搞清楚增长潜力

　　

　　过去五六年我们的增长潜力是往下走的。2007年前，增长潜力在10%左右。现在的增长潜力比以前低，但具体是多少，争议很大。目前的潜力到底6%还是8%，这个争论对宏观调控是很重要的。从货币政策角度来讲，历史上有这么一个规律，正常情况下我国M2的增长速度比名义GDP增长速度高2-3个百分点。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说高3个百分点。所以要确定合理的M2增长速度，首先要判断什么是比较合适的名义GDP增长速度，然后加三个百分点。名义GDP的增长速度又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实际GDP速度，二是通货膨胀。再假设合理的通货膨胀3%，剩下的你要判断的就是实际GDP增长速度应该是什么水平。如果实际GDP增长潜力是6%的话，可以算出对应的合理M2的增长速度。如果实际GDP增长潜力是8%的话，算出来的M2的合理增速是不一样的。

　　

　　从整个宏观调控的基调来讲，搞清楚增长潜力才能搞清楚产出缺口是正的还是负的。也就是说，如果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潜力，产出缺口是负的，一般来说宏观调控的方向就应该是略微松动。如果产出缺口是正的话，表明增长高于潜力，那就意味着我们面临经济过热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应该往紧的方向调整。

　　

　　到底应该怎么判断短期经济增长潜力？至少有这么几个方法。一是看经济处于通缩还是通胀的态势。一般来讲，如果经济处于通缩的状态，就表明投入品的利用率比较低，增长低于潜力。但是，在实际运用这个方法时，会遇到许多技术性的问题，包括用什么样的通胀指标，是CPI、还是PPI，或者是剔除某些成分后的PPI。比如说，我们进口许多大宗商品，它的价格变化会影响我们PPI和CPI，但是这部分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变化未必完全反映我们本国的产出缺口的变化。 第二，考察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发达国家有比较好的反映全部经济产能利用率的指标，可以用来作为判断产出缺口的一个依据。我们缺少这样的指标。 第三，判断经济中的就业情况。这需要有高频的失业率数据，而我们目前没有。一个可参考的指标是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它有十来年的数字。如果失业率高于均衡失业率，并且继续上行的话，说明劳动力供给过剩趋于严重，产出缺口变负。

　　

　　长期的增长潜力是一个不同的话题。要研究长期增长潜力，更多的要看结构性的因素，而非短期的供求平衡。关于结构性因素，白重恩刚才提到几个。我们也在研究这些问题。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对长期增长潜力影响比较大的结构性因素。

　　

　　一是劳动年龄人口下降。根据我们自己的模型，从现在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会下降10%左右。大家知道劳动力作为生产函数的投入品，如果它的增长减速，或者绝对值下降的话会导致经济增长潜力的下行。

　　

　　二是治理环境的成本。举个例子，空气污染的最大单一来源是烧煤，因此治理空气污染很大程度上就是怎么样改变能源结构，让能源结构清洁化的问题。给定能源消费当量，天然气产生的空气污染是煤炭的十分之一。但是这个结构转型是需要花钱的。从现在的价格来看，用天然气替代煤炭，价格上升会30%左右。假设我们的技术没有大的改进的话，治理空气污染就意味着能源成本上升。70年代的时候，美国经历了一个石油危机，经济增长下行，原因之一是石油价格的上升。如果我们要治理污染，而且治理污染就意味着能源价格上升的话，也表明经济增长在中长期会因此面临下行压力。

　　

　　三是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在人均收入比较低的情况下，大家一般比较倾向于消费商品，比如说我们以前买的四大件，此后的买房子、汽车等等。但是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对商品的需求偏好就会弱化，对服务的偏好会上升。所谓服务，我指的是教育、医疗、养老、娱乐等，它们的需求增长在未来会比收入增长来得更快。这种偏好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为什么？举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100年以前，理发师花半个小时给一个人理发，一百年以后还是花半个小时，劳动生产率一百年不会变。但是我们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过去很多年每年有10%的上升。这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例子，可以说明偏好转向服务业的过程中可能会导致生产率增长的下行。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结构因素都是负面的，我们还是要看到改革带来的对生产率的正面影响或者叫改革红利。我们正在研究简政放权和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带来的增长红利。从全要素增长率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非国企在历史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要比国企高40%。如果包括改制了的国企的非国企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上升，就可能提高整个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升整个经济的增长潜力。

　　

　　第二个问题：到底是保GDP增长，还是就业增长，还是合理的失业率

　　

　　以前，如果搞清楚了GDP的增长潜力，就可以判断当前经济增长处于潜力之上还是之下，并据此判断产出缺口的正负和宏观调控的基调。因此，过去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观点是保增长就是保就业，保就业就是稳定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稳定失业率。但是现在的情况比以前更加复杂了，这个判断就不一定成立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上述三个变量（GDP增长、就业增长、失业率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比如今年上半年GDP的增长速度低于去年下半年，但是人社部公布的求人倍率却显示劳动力的市场变的更加供不应求。求人倍率如果超过1表明需求大于供给，最近的数字现实这个数字不但超过1，还在往上走。李克强总理几个月前透露了几个月度的调查失业数字，也表明调查失业率在往下走。所以，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能会出现经济增长的趋势和就业率的趋势背道而驰的情况。

　　

　　如果上述三个变量的相关性在弱化，政府到底应该根据哪个指标来确定宏观调控的目标，就变得很重要。如果GDP增长是主要目标的话，历史上的经验是你应该花很多的钱投铁公基，用这些投资来拉动GDP的效果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的目标是就业增长的话，那可能要把更多的资源用来支持中小企业、服务业和消费。 如果我们调控的目标是保持合理的失业率的话，那就还得看劳动力的供给。如果劳动力的供给的速度在下降，甚至劳动力供给的绝对水平在下降，那么要维持一定的失业率所需要创造的就业和相应的GDP增长就会更少一些。

　　

　　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调控的目标应该是从保GDP增长逐步过渡到保证稳定的劳动力市场，或称均衡失业率。这反映了以人为本的政府对民生的关注将逐步超越对GDP的关注。

　　

　　这种转型应该解决的一个技术问题，是需要有高频的就业和失业率数据以及实证研究的结果来说明GDP增长、就业增长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更进一步，还要研究影响这些关系的其他因素，包括投资结构的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农村向城镇的劳动人口的迁移、劳动参与率的变化等等。做好这些基础工作才能准确地判断宏观经济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失业率，以帮助我们宏观调控“精细化”。

　　

　　第三个问题：避免刺激的后遗症

　　

　　过去实行了大力度的刺激之后，往往带来如下后遗症：一是杠杆率上升过快带来金融风险。第二是经济结构重型化和国企化。所谓重型化就是搞了大量的铁公基投资以后，许多资金流向基建、地产、重化工业。从所有制来看，多数的资金流向国有企业和融资平台。结果是经济结构进一步扭曲，包括投资占经济的比重上升，污染更加严重，国进民退加剧。第三是产能过剩严重。因为相对民企和服务业来讲，国企和重化工业资本密集度高，大量过剩产能形成之后调整非常困难。

　　

　　导致上述旧的调控模式以及其后遗症的原因十分复杂，不光涉及到宏观形势和前面讲的对增长潜力的判断，还与旧常态下的很多体制因素有关系。下面讲这么几个体制的因素：一是干部考核的激励机制。如果地方干部的考核机制还是以GDP论英雄的话，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就很可能出现一片叫苦之声，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下行风险的压力就会人为夸大，从而往往导致过度刺激。国企层面，也有一些大型国企有追求规模最大化，而不是利润最大化的倾向。如果搞规模最大化的话，最简单的一个办法就是负债经营，这个因素也加大了国企追求高杠杆的偏好。第二是软预算约束之下，一些地方政府平台和国企负债决策草率，加杠杆“特别高效”，这种倾向在相当程度上迎合了过去追求刺激政策要快速见效的需要。 第三，“不允许局部风险发生”的行政激励机制导致了强烈的隐性担保预期。经济下行过程中，很多平台和国企有隐性担保或者刚性兑付的预期，银行和债券市场出于避险的考虑，会更愿意为这些机构提供资金，而对小微企业则退避三舍，这加剧了国进民退问题。 第四，国企和融资平台的融资渠道多，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不畅。占据我国银行体系资产80%的大中型银行，以及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等多服务于大企业。同时，由于准入管制过严，服务小企业的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受限，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难和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 第五，财政的逆周期调控作用有限，在经济下行的时候不得不金融救市。我们对财政政策的判断一般看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的变化，而国际上更多的是用“财政脉搏”的概念。所谓“财政脉搏”是把周期性因素剔除以后来衡量财政政策主动调控的方向和力度。用了财政脉搏以后，你会发现在历史上我国财政政策的实际逆周期调控的能力明显低于用赤字占GDP比重所显示出来的效果，有的时候还呈现出顺周期的作用。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如果财政政策没有发挥足够的调控作用，逆周期调控的压力就容易转化成金融救市的压力，而过度使用货币信贷扩张则必然导致杠杆率大幅度上升。

　　

　　总结一下，要解决这些旧常态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模式的弊端，不仅仅是改变宏观政策技术参数的问题，还需要改变造成这些旧的调控模式的体制。相应的改革至少应该包括改革地方干部的考核体制，实质性地扭转以GDP论英雄的机制；引入市场化的国企经理人选拔制度；建立一系列硬化地方政府和国企预算约束的新机制；放宽对中小金融机构的准入；建立和参考财政脉搏指标来减少财政顺周期调控的倾向。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