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通动力执行副总裁李波在发言中表示，过去8年我国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研发和创新体制建设十分艰难，机床领域、中高端数控软件、汽车发动机设计、重要元器件、芯片设计都是国外进口。

　　

　　我们出口到巴西、俄罗斯的机床数控部分是从西门子、三菱、发那科这三家公司进口的，我们自己国产的占这个领域的比重不到20%。汽车行业国产品牌的竞争力就更弱了。在ICT产业，硬件领域华为很厉害，但是华为的销售毛利率去年是8%，它的对手思科是18%，在软件领域，我国的25家上市公司毛利率平均是36，美国在60以上，我们前一百家软件企业收入3000亿，不到美国软件前一百强的1/4。所以，现在任正非非常着急，一直在呼吁怎么改进研发，改进人才体系，改进观念。

　　

　　此外，大学生有一个麦肯特职业就业调查，中国80%以上的理科学生都做了营销，没有做研发。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们认为过去8年实体经济的经营环境、研发和创新体制建设十分艰难，我来自企业，我直接知道的比如我们在机床领域、中高端数控软件、汽车发动机设计、重要元器件、芯片设计都是国外进口，我们出口到巴西、出口到俄罗斯的机床数控部分是我们从西门子，从三菱，从日本发那科这三家公司进口的，我们自己国产的占这个领域的不到20%。汽车行业国产品牌的竞争力就不用谈了。所以，困难重重。当然我们已经爬升到价值链的中间阶段。

　　

　　美国制造业下一轮再工业化和数字化发展会挡住中国很多产品进入美国，但是劳动密集型的在美国全是中国制造，没问题。在ICT产业，我们在硬件领域以华为为代表的很厉害，但是华为的销售毛利率去年是8%，它的对手思科是18%，有十个点的差额，还是不少的差距。软件我们非常差，软件在研发环境，人才发展方面，我们现在中国的报告里列了25家上市公司，我们做毛利率分析，平均是36，美国是在60以上，我们的前一百家软件企业三千亿的收入，不到美国软件前一百强的1/4，软件我们很差。如果软件差的话，我们下一步的ICT不会好到哪里去，因为下一步是软硬结合，是以软件来定义网络，所以，现在任正非非常着急，一直在呼吁怎么改进研发，改进人才体系，改进观念。

　　

　　但是我们也不要悲观，我们有大好的机会，第三次革命浪潮带来的大好的机会，在这个机会的时候，中国出现了一批资本规模上堪称世界级的互联网公司，腾讯、阿里巴巴、百度，还有万达腾讯与百度三家合作搞电商公司，估值都在800—1000亿美金以上。

　　

　　谈到这些困难，作为一个政策建议，建议来讲，我们新供给贾院长，还有冯教授，一直在呼吁培育第三部门。第三部门的定义不完全是志愿者定义，有几篇文章里冯教授谈的有志愿者部门的定义，第三者部门的定义其实包括非盈利部门，这部分是免税的，里面当然有志愿者的部分，有公法特殊法人，这里面的税可能也是免的或者要交一些税，公法特殊法人、财团法人在日本、德国、台湾都有概念，在中国没有这个概念，国有企业改革的时候遇到很大的困难。还有一种是带有公益目的的社会企业法人，不免税，是做真公益，不是做假公益，这不是做慈善，这种社会企业是不免税的。这都是第三部门的定义。

　　

　　在研发的地方看，我们在研究里发现有半官方的研究组织机构，德国、日本都很多，然后有政策性的银行，德国中小企业得到的长期贷款是中国政策性银行和社区的合作性的银行解决一半儿，解决他们一半儿的中长期贷款，还有社会的非盈利的研究基金的法人，日本通过综合商社的风投部门、融资部门促进创新，还有美国军方的孵化机构。还有一个“疯狂科学家大本营”，非常有名，有人考证苹果电脑的好多技术概念出自于此，每年国防部拿30亿美金做概念预言，请美国科学家做概念。还有公益性的风投基金，这些比政府更专业，应该让他们做孵化器，做产业园，参与研发基金的分配，避免政府的不专业和寻租。政府寻租有两种形式，过去是积极的寻租，现在八项规定厉害了采取消极寻租的方式，问题也很大。

　　

　　我们在最后一部分，我建议大家如果关注方法论的，我们的第三部分第一章是方法论，这一部分政策建议是最有意思的，这是在第五章，295页开始，学习国际经验，因为这部分大家都说要学德国、日本的经验，但是真正讲透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的也不多，我们在这里也是做了一些列举和一些比较。从这个思路出发，我们中国的第三部分哪里？不可能都搞NGO，中国第三部分一讲志愿者NGO就意味搞搞环保，好像就这点儿事儿，不是的。研发，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这都是第三部门干的事儿。所以，我们研发领域里应该有PPP这样的一种分配体制，像德国和日本一样，都是现成的，为什么不能学？新政府一直呼吁科研经费的改革，雷声大，下面还是按老的方式做，只是做的更谨慎消极了，钱分不下去了。第二个是我们一个新的创意，我们认为国有企业竞争性的全球性的发展对的，但是它还毕竟有一部分垄断企业是具有公益性的，能不能转成日本的商社？国开行为什么不能在全球给中国的制造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好多企业在非洲碰壁，自己乱搞，国开行能不能帮帮他们？五矿、中远、华润、中石油、中石化为什么不能在当地搞成一个贸易平台呢？德国中小企业出口厉害，因为德国政府半官方组织在每个国家都搞了贸易平台，英国原来有东印度公司，先用公司的方式做国家的事情，怎么不能做？也是第三部门。

　　

　　如果把国企、央企把它归于广义的第三部门的话，我们认为它是公法特殊的法人，国开行做政策性银行的事情做的非常好，下面又油市场化的事情，跟德国的国家复兴银行一样的，既有政策性，又有市场化，永世长化的手段做好政策性的市场，做好第三部门的事情何乐而不为，但是我不分配这个盈利，我也不谋求垄断的利益，国企改革要改成这样，金融改革也有基础了。

　　

　　国企做两件事情，一个是打造国家级的全球化公共服务平台，第二个，我们现在在搞的新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国企可能不愿意跟国内的一些小企业进行合作，我知道北京有一家企业做大数据做云做了八年了，非常好，但它始终跟大国企合作不起来，用国外的东西，用IBM、思科的东西没风险，但是现在有风险了，因为棱镜门出来了。所以，这样的责任在我们的报告里提出来，应该承担。日本综合商社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社会型企业，叫民有国营，中国的大型国企，特别是获得高于社会平均利润的巨型央企民有国营的性质应该更多，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最后从高级要素来看，从我们社会价值观，我们的制度供应，要服务这四个方面，我们要产生大量受优良教育的产业工人，我们要有大量敬业的职业经理人和工程师，我们光有企业家不够，熊彼特讲企业家重要，我们观察企业家，我们不比美企业家，中国的创业心比德国、日本人强多了，但是我们缺什么？我们缺产业工人，缺职业经理人，缺工程师，而这个很重要。这个为什么重要？报告220—222页可以看到全球首席官的调查，认为全球制造竞争力的因素排名第一的是人力资源驱动的创新，是科学家、研究人员、工程师的素质与可得性，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句话，技术工人的素质与可得性，这是德勤去年的全球竞争力创新，它是美国商会和德勤在金融危机以后重新打造美国的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出的年度报告，把中国作为未来竞争力最强的地区第一。在人力资源方面，大家知道做的很差，虽然这个报告把中国评分评在60，但我个人认为我们目的在40左右，可能中国好的地区像苏州、常州在50—60。

　　

　　本书220页还提到哈佛教授的看法，即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创新是国家企业技术工人的素质供应，以及他们与研究人员、科学家、工程师等在一起的高效合作，一线制造现场的实验才是最后带动企业和产业创新能力，这是哈佛教授研究的一项成果，跟德勤的是一致的，但是跟我们过去的价值观引导是不一样的。大学生有一个麦肯特职业就业调查，中国80%以上的理科学生都做了营销，没有做研发。

　　

　　我们还需要以身作则的企业家，企业家不以身作则，如果对价值观做破坏那没有用。

　　

　　第四个是职业化的政治家和专业化的技术官僚体系，我们过去十几年有太多的企业，像企业家的政治家，我们讲的地方经济董事长，书记是董事长，市长是总经理，我们会不会面对无所作为的官僚，这是一个挑战。

　　

　　我们在报告里最后也引用了这样一段话，就是埃德蒙—菲尔普斯最近就中国经济繁荣预测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有朝一日与顶尖西方经济体并驾齐驱，还需要掌握与西方水平相当，甚至更加优良的技术。途径在于如果中国拥有所需要的熊彼特式企业家和熊彼特式银行家。我们银行是不懂产业的。

　　

　　还有企业家精神不能代替创新者精神，这个对我们很有启发，这里面讲的就是刚才讲的工程师和一线技术工人的热情与投入精神。他认为如果我们的企业能够转型，这样的话会有利于创新，这种工作的改变将丰富中国人的生活。

　　

　　我很高兴参加了这次差不多快一年的研究，我最后的结论我觉得我们要学习德国，学习美国，学习日本好的做法，但是我们是立足本土的实际来推进我们的创新。同时，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是决定中国未来20年能不能在制造业和我们的ICT产业创新成功的基础。大家看看华为任正非每年在宣扬的价值观就知道了，华为最近在宣扬一种价值观，像李小文院士每次都穿一双布鞋出席在正式场合，大家应该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没有这种精神，是不可能有华为的。但我们还是乐观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