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处长张茉楠认为，中国经济创新竞争力还是处于整体全球的竞争水平的中下游，中国创新指数排到全球19位，虽然比去年上升了一位，但是跟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体量来讲还是严重不匹配。

　　

　　全球创新指数表明中国新兴经济体虽然是领头羊，但是全球水平处于19位。创新的强度整体偏低，特别是战略新兴产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强度还比较低。中国我们产业的附加价值虽然高于一些新兴经济体，但是还处于全球的中下端或者中末端的发展水平，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比如像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创新的增长战略，一些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韩国这些国家也不断的展开创新的竞赛，这实际上从战略层面对中国的创新的态势形成了非常大的战略性的挤压。另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技术整体水平来看，也跟很多国家存在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要改变现在我们在国际分工当中末端的位置，中国改革和创新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以下为张茉楠演讲实录：

　　

　　张茉楠：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我作为一个最后的发言嘉宾确实特别有感触，尤其刚才听到姚司长的课题确实振聋发聩，我们今天谈的很多问题已经不是局限于中国经济本身的问题，很多问题是上升到人类未来发展的这样一个命运相关的问题。能够站在这里共同探讨未来十年，甚至二十年，甚至到2049年人类发展的趋势，对我们今天来讲是特别有意义的。

　　

　　人类社会，特别经济是一个社会系统，往往又是一个自然系统，自然系统本身是不可避免的要走向衰老，或者面临种种能源、资源各种约束，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它如何突破物理上的，甚至自然的瓶颈，要回到人类主观能动性上来，通过创新不断的打破我们原有的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束缚，需要一种新的动力和新的增长机制。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战略转型，我们一直以来谈中国经济要创新驱动，但是在现在这样一个历史节点上，特别面临内部、外部的重重压力下，创新已经不仅仅是驱动的问题，更应该上升到以创新为本去重新塑造中国的国家优势。我们提出中国未来要创新立国。中国如何在新的新常态和新的格局下来推动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最后从人口结构看中国如何促进创新发展。

　　

　　新常态不仅仅是抛开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中国经济的理念、思维也面临一个新常态，我们都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头35年中国的经济一直都是利用比较优势的赶超式的发展战略，今天重要已经成为大的经济体，中国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我们如何从大国走向强国，更应该从新的理念，新的发展思路和新的动力机制上重塑国家的竞争优势，那就是我们要树立全面超越的战略性思维。从经济内在的发展要素来看，我们头35年一直是高投入，高消耗和低效率的发展趋势，从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如何避免过度下滑更应该从要素投入向科技进步和以创新为主的增长方式。我们的研究表明，很多国家它的生产，特别是通过技术创新或者人力资本，充分达到，全球的GDP有可能是今天现在水平的3.5倍。但是很多新型经济体往往达不到这个程度就是这些国家靠高投入驱动经济增长，而不是靠经济增长的内在创新驱动来实现发展。

　　

　　从产业的角度，我们归结为四大特点，中国经济还是以工业化为主导，现在经济增长动力可能是要由现在的以房地产为主导的发展趋势向未来依靠服务业、创意产业或者高加工的深度的制造业驱动而转型。

　　

　　从产业技术，谈到以往的传统技术，包括王广宇董事长说的信息技术、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我们现在真正驱动产业发展的内在的技术创新优势。

　　

　　从市场发展的空间来看，中国现在全球价值链地段地位必须要发生改变。从国家的政策引导来看，就像刚才谈到，也要从追赶型的产业政策向竞争型的产业政策进行全面超越发展。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创新领域中国高投入低效益状况同样出现，中国从投入端的角度来讲，中国研发增长一直是处于15%这样一种高速发展水平，如果按照当前的增速来看，到2022年有可能超过美国的投入增速。

　　

　　从另一个方向来看，我觉得创新不仅应该看投入端，更应该看产出端，我们把创新系统分化的来看，从创新投入到创新产出，再到经济产出，中间处于一个黑箱，为什么很多国家，像瑞典、日本，这些都是创新的大国，但是他们在经济产出方面确实增速整体来讲比较低，就是因为实际上他们在整个产业或者创新进入商业化过程中还存在着种者壁垒，阻碍了从创新产出到经济产出这样一种转换过程。中国经济创新竞争力还是处于整体全球的竞争水平的中下游，中国创新指数排到全球19位，虽然比去年上升了一位，但是跟中国经济的整体实力和体量来讲还是严重不匹配。

　　

　　全球创新指数表明中国新兴经济体虽然是领头羊，但是全球水平处于19位。创新的强度来看整体偏低，特别是我们战略新兴产业和一些高技术产业的创新强度还比较低。中国我们产业的附加价值虽然高于一些新兴经济体，但是还处于全球的中下端或者中末端的发展水平，特别是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比如像美国、欧盟、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纷纷制定了创新的增长战略，一些新兴经济体，巴西、俄罗斯，韩国这些国家也不断的展开创新的竞赛，这实际上从战略层面对中国的创新的态势形成了非常大的战略性的挤压。另一方面，从中国自身的技术整体水平来看，也跟很多国家存在技术差距和技术鸿沟。要改变现在我们在国际分工当中末端的位置，中国改革和创新还需要做出更大的努力。

　　

　　中国一直以来经济增长都是靠后发优势，但是创新领域中国的后发优势并不突出。后发优势又是影响一个国家从赶超到全面超越发展阶段的最重要的因素。所以，中国如何把这种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是中国未来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其实中国在关键领域，或者在关键技术方面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严重不足。以装备制造业为例仅是1：0.05，百分之百的产业转化仅有0.05%是真正转化为生产力或者自主创新能力，中国未来的发展要想从后发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提高我们消化吸收再利用或者自主创新能力是一个非常大的瓶颈。

　　

　　创新人才的优势。从当今社会的发展来看，经济全球化已经从原来的资本全球化、技术全球化而转化为人才的全球化。当今国际人才非常激烈竞争的情况下，美国像欧洲、日本纷纷制订国家高技术人才，特别吸引海外人才，中国的人才培养确实面临非常大的优势和竞争。

　　

　　所以，未来的中国经济，我觉得特别是从创新系统来讲，一定要整合我们的系统创新能力。作为国家层面来讲，如何能够把管理效率提升为激励效率还是需要在制度供给上做文章。比如很多国家，我们总结出来他在国家创新体系方面有许多普遍性规律和共性规律，人才孵化方面，在创新的投融资体系方面，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和成果转化方面都有非常成体系成系统的创新支撑体系。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讲，在创新方面并不是无所作为，更应该有为，特别提高整体社会创新的激励效率和活力。

　　

　　第一，加速科技金融体系建设。我们认为国家树立创新驱动方面事实上应该更快的把各个体系之间的这种分隔或者阻碍打通。从当前情况看，要加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对创新的支撑能力。国家在企业的研发产业化投入方面，在整体的科技信贷和资助方面都应该有创新的经营模式。我们建议更应该针对创新本身高风险的角度来成立或者创建比如科技发展银行或者科技投融资体系来真正的有匹配性的，有针对性的支持创新的发展。

　　

　　第二，国家要面向市场做应用体系的构建。因为我觉得创新是一个系统的系统。从当前的发展来看，就像刚才六大体系，它不仅仅是一个各司其政的要素，更应该国家在整体上有一个顶层设计的战略规划。我们认为现在国家应该做一个创新立国的整体的发展设计。

　　

　　第三，从刚才的角度来看，如果面向市场的话，其实更应该提升中国科技产业的成果转化效率。我们刚才谈到成果转化效率是非常低的，在未来中国如何通过创新的体系来支持我们科研成果的转化，实际上是未来一个重点发展路径。

　　

　　第四，从合作主体来看，应该由原来的产学研合作，进而发展产业联盟，特别是通过这种全球化的创新来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创新合作的能力，形成全球的创新网络，在更大范围，更大层次上利用全球的创新资源和技术资源。

　　

　　这是刚才谈的国家应该重塑系统创新的组织能力，能在整体的系统构建上有更多的战略性的举措。

　　

　　刚才姚司长也谈到中国经济已经步入超老龄化的社会，人口红利，特别是人口要素红利已经不可避免的形成一种不可逆的趋势，中国如何从数量化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这是未来中国在超老龄化社会，甚至在老龄化社会当中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企业研发的问题，资本支出的问题，其实更应该投入到人力资本的投资。比如美国2013年的时候就调整了美国的GDP的统计核算，把它的RND和人力资本纳入到新的国民经济统计核算中，中国经济国民统计体系也正在向这个方向发展，今年统计局已经把我们资本支出研发纳入进来，未来以人力资本为导向，以创新为导向和科技为导向的新的国民财富体系是未来中国经济应对经济增速放缓或者人口要素不可逆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支柱。这也是今天新供给站在这样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能够提供给中国经济一种新的思考，新的智慧和新的发展模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