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长贾康表示：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综合效益的问题。

　　

　　贾康建议在改革重点已经有的部署基础上，继续先抓住深化改革，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二是消除过度垄断，实行竞争性的市场准入，三是继续推进营改增为切入点的带有结构性减税特征的财税改革。

　　

　　要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合理调整，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等这些目标，要借助于这个财税配套改革和其他的改革。应该加快推进以普惠制金融发展扩大金融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其中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应该和商业性的金融形成合力。在现在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良性互动和结合方面，要纳入通盘的战略性考量，要加快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改革，深化以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主权和发展混合所有制度为中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打造高标准的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

　　

　　以下为贾康演讲实录：

　　

　　贾康：谢谢洪理事长。在座的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这个单元里我首先发言是代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做一个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关于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促进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的建议。最开始的时候是在我们研究院和论坛的微信群里大家自发的讨论了这个方面的一些基本看法，后来又专门组织了研讨会，在研讨会之后形成了写作班子，执笔同志非常辛苦的做了大量的工作，现在形成了这样一个基础成果，我代表研究院和论坛做一个简要的汇报。

　　

　　我们认为经过中国经济几年的下行之后，按照我国打造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升级版的总体要求和发展方向，在全面改革的新时期要以增加有效供给的选择性的“聪明投资”，着眼于和发力于补短板，挖潜能，转主体，增活力，提效率，可持续来促进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把这些相关的要点联合在一起，我们提出为了2015年“十三五”及长期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这样一个战略意图的实现，实现两个100年的目标，需要充分利用我国可用可观可贵的选择性投资空间，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理念，以解放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为出发点，大力的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和改善生态，改善民生，实现可持续发展，使我们的新常态能够在发展中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中高速而质量提升的增长平台期。

　　

　　我们的研究涉及了三个大的层次。第一讨论我们现在所提炼的“聪明投资”它提高力度的必要性。第二层面是要研讨这方面的可行性。第三个就是要努力的和可操作的层面对接提出我们的政策建议。

　　

　　下面我分别简要汇报一下。从必要性的角度我们提出加大基于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的选择性投资力度是有力的应对当前及中长期国内外形势新变化新挑战的客观需要，是这方面应该持有的战略思维。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也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国家经济硬实力成长性的依托和民生就业的源泉。

　　

　　我们所强调的是在决策部门实施理性的供给管理视界之下的所谓选择性“聪明投资”，它可以把政府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结构性导向和“让市场充分起作用”的配置机制和多元主体合作制约的，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趋向一致的这样一种机制连接，形成审慎、务实、高明、聪慧的决策，这些要素合在一起是我们所强调的“聪明投资”的最基本的内容。

　　

　　加大“聪明投资”显然是要应对国际形势的最新变化，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我们做了战略格局的分析和当前挑战的分析。

　　

　　第二个必要性的着眼点是确保国内稳增长，我们需要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我们在近几年宏观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中央强调的是稳字当头，从稳中求进到稳增长。在以稳字当头为指导方针的运行过程中，现在又明确提出“新常态”的概念，我们显然需要把原来的高速增长阶段对接到一个下行但是最后能趋稳的新阶段，新常态应该在提高增长质量，明显的优化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条件下去对接一个尽可能长的中高速增长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投资的作用是绝对不可忽视的，但是投资一定要选择性的，突出结构导向，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

　　

　　另外，它的必要性之三，我们也认为它和促进加快改革有内在关联。我们的改革是当代中国能够按照“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连接中国梦的关键一招，但是改革在运行过程中需要一个相对平稳的社会环境。我们的经济增速必须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之内，维持就业水平、收入增长预期处再一个可接受的，如果说的比较直白一点就是防止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之上，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面临的是黄金发展存在的同时有矛盾凸显的压力，有这方面我们必须认识的潜在的一些不利因素。

　　

　　所以，加大“聪明投资”客观上是要和其他努力合在一起，以增加有效供给来缓解矛盾凸显，来创造加快改革的必要的环境及条件。

　　

　　必要性之四我们强调的是优化经济结构，这个着眼点显然和我们现在关心的一系列具体的重大问题有逻辑上的连接。我们在新型城镇化方面，调整产业结构方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方面，制造业的加快升级改造方面，以及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等等方面，无一不面临着非常现实的结构优化问题。这种结构优化当然首先要着眼于让市场充分起作用，市场在总体的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但是政府还必须更好的发挥作用。这种作用的互动应该是在投资的视角上更加强调选择性的，结构优化导向的投资。

　　

　　必要性之五发展成果更好的惠及民生需要增加有供给。具体的视角也是针对现实一系列的挑战和问题，中国在城镇化发展的同时，我们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要解决养老难，增加有效供给，需要相关的养老设施供给的提供和升级换代。在养老的概念下，我们看到很多过去人们并不熟悉的一些创新点。比如说园区养老和商业保险产品对接的养老，由商用性定位的企业公司组织他们的团队来实现居家养老等等，但是相关的设施，包括养老必然伴随医疗服务等等，都必须以投资来支持。另外，我们进一步解决教育方面的有效供给问题，要进一步配合着公立医院改革这个带有攻坚特征的新医改的客观需求，增加医疗设施的投资。还有就是继续在中央已经很清晰的勾划了关于住房方面的“保障轨”和“市场轨”双轨统筹的框架下，支持实现居者有其所，居者有其屋，住有所居这个视角上我们的住房方面的供给，特别是不能简单的靠市场提供，而必须有政府特定的政策、规划合在一起有鲜明结构导向和政策倾斜特点的保障房。这里面包括者租房和新近强调的共有产权房。

　　

　　还有就是在新的阶段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体育等等方面的需求，都是需要有投资这方面必要的配合和支撑的。

　　

　　第六个必要性我们强调的就是从生态、环境，缓解环境资源制约这个视角上我们必须通过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来应对雾霾式的挑战，加快生态环境这方面情况的改善。在我们治理河流、大气、土壤等等方面需要有相关的投入投资。在我们优化能源供给结构，调整相关的一系列的现实状态而打造升级版的过程中，有很多的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都是必须以投资来给予更有力的支持的。

　　

　　第一层面的研讨，第二层面的可行性我们鲜明的观点是我国具备进一步加大“聪明投资”的多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用、可观、可贵的空间。我们的可行性首先是要看到国际环境相对有利，特别在中央最近一系列大手笔的新的处理外交，处理国际事务方面的动作之后，我们这方面看到新局面里的新气象。

　　

　　另外，我们在启动“十三五”研究的节点上，显然需要进一步的承前启后，谋划推动发展。就涉及到怎么样抓紧研究启动一批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结构调整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的经济社会工程，进而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调整，保护生态，改善民生，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

　　

　　再有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已经具备在前面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基础上，随着综合国力提升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强大的设计、制造和施工能力，涉及到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项目，还有相关的设计、管理等等方面，我们显然要看到自己已经有的基础和相对优势。

　　

　　还有我们应该特别看到中国的财政能力具有比较大的空间和潜力。从财政能力的整体空间分析，国家审计署的前一时期的审计结果已经使我们有把握的知道中国公共部门真实负债率是在40%左右。虽然还会有一些争议，但是八九不离十的判断是完全可以成立的。显然我们如果参照欧盟规定的60%的警戒线，我们的公共部门负债率是在安全区之内，而且留下了一个相当可观弥足珍贵的可用空间。

　　

　　如果从这个空间来看，别的主要经济体都知道羡慕的份儿，你如果稍微比照一下，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盟成员国，他们不可能在这样一个视角上和中国放到一起来相提并论。我们这样的一个空间，如果用得好，足以支持我国在比较快的完成新常态的调整之后乘势发展，2014年财政预算运行情况分析，如果我们分布把中国的公共部门负债率提高到50%左右，这仍然明显低于欧元区设定的60%的预警线，他们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条线早已经失守。我们如果谨慎的按照提高到50%左右，可增加的公共部门的举债资金规模在这个时间段里不会低于6.5万亿元。并且会产生拉动社会资本的明显的成熟效应。我们特别看重的是利用这个空间可挖掘的潜力是和中央特别强调的市场充分起作用，社会资本充分起作用结合在一起的。

　　

　　再有，中国的货币政策仍然有比较大的空间，它主要表现我们大型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率现在大概是20%，仍然处于历史的高点。有必要的话，前一段时间有了降息政策，后面显然还有降准的空间，也不排除还有后续的降息通道的动作。

　　

　　第二，我们通胀率确实比较低，历经三年的长期负增长，现在很多研究者在讨论的是通缩的概念。我们的外汇储备的规模相当巨大，如果处理的好，这个外汇储备实际上是和中央最新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的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结合在一起的。

　　

　　这些基本认识后面再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认为建设性的政策建议部分。我们提出2015年“十三五”期间，乃至更长的历史时期我国应该积极考虑适当加大基于质量效益的结构导向选择性“聪明投资”，把它作为新常态的重要的宏观政策方略和理性的供给管理的有效玄想，周密稳妥的实施。我们提出要通过加大相关领域改革力度攻坚克难，为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益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支撑条件。

　　

　　显然，中国新阶段经济增速投资率的适当调整是必要的，但是中国投资领域的核心问题其实不是总量和增速，而是结构、质量和综合效益的问题。我们的建议是在改革重点已经有的部署基础上，继续先抓住深化改革，一是简政放权，放松管制，二是消除过度垄断，实行竞争性的市场准入，三是继续推进营改增为切入点的带有结构性减税特征的财税改革，不可避免的关联到一些宣传上不会直截了当来说的结构性增税。我们要实现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合理调整，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设备更新改造，鼓励企业科技创新等等这些目标，要借助于这个财税配套改革和其他的改革。应该加快推进以普惠制金融发展扩大金融业开放为目标的金融多样化改革，其中的政策性、开发性金融的健康发展应该和商业性的金融形成合力。在现在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机制良性互动和结合方面，我们要纳入通盘的战略性考量，要加快以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理顺比价关系和价格形成机制为目标的资源、能源产品的价格改革，深化以落实微观主体投资自主权和发展混合所有制度为中心的投融资体制改革，打造高标准的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实现投资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和金融国际化。

　　

　　再认识投资必须是更注重结构和以改革来统领我们有效投资的前提之下，我们还提出一系列的进一步的建议。我们提出要创新国际国内投融资的形势，实现中国全球共赢，政府市场双到位，国企、民企双进步。当然这也是在前期我们研究院和论坛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的。

　　

　　我们过去所说的八双五并重已经包含这样的一些导向，而结合现在的实际情况，我们建议在推进全球基础设施领域合作，积极考虑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融资主体、项目建设主体和相关项目建成后运营主体的构建，借鉴中国和新加坡合作的苏州工业园和今年表现上升态势的国内若干连片开发案例里面的可取经验，要更积极的利用PPP，把国内外可带来资金力量的有关开发主体和需要投入资金而预期可以取得未来现金流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连片综合开发项目在法制、契约表彰条件下结为合作共同体，政府以提供规划、政策为主，打造公私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基础设施和连片开发建设的新局面。

　　

　　我们在近期国内基础设施和公共投资领域正在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开放市场准入。在推进PPP的过程中，有了非常好的机遇，进一步发挥民间资本的积极作用。对此，急需加快立法和示范指导，多方协作，乘势推进，并且积极扩大到境外，对接我们的一路一带战略。我们还强调结合发展战略产业政策，通盘规划，加大高质量，高综合效益的投资力度，用中高端的新供给来淘汰落后地段的旧供给。在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进程中，我们应该看到存在的供给不足等等问题，是应该对应性的形成选择性“聪明投资”的供给的。同时，需要特别注重防范无效的低效的投资。我们可以在首先对基本公共服务养老设施等汇集民生的托底事项进行有设计的投资，新型工业化聚焦重点技术研发、产业升级换代，重大设备更新等等，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的项目进行政策倾斜支持投入。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注重对农田、水利、现代化农业、农场、大型农用设备、服务运行体系、硬件设施等方面有选择的投入。信息化进程中应该注重对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技术、网络系统建设、网络安全、网络人才和智慧城市等等重点领域以引导基金等方式进行有选择的投入。

　　

　　在我们的建议里还特别对财政和金融政策提出了系统化的一系列建议。这里面我要稍微展开汇报一下。

　　

　　第一，财政政策方面，我们要适当的加大积极的力度，有所作为，突出重点，创新机制。我注意到我们的建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要求财政政策在扩张性的积极的表示之下要有力度。我们可以有针对性、选择性的加大投资支出在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方面首先应该针对项目分类选择资金来源的不同分类组合，注重扩大PPP制度供给模式的应用，特别是对于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项目适当的重点投入。随着未来几年适当提升政府的债务规模赤字率，至少可以在近两年，前面的这两年的年度2.1这样的赤字率的水平上明显再提高0.5个百分点，比如下一年度提高到赤字率2.6左右，对应于年度数千亿元赤字的规模扩张它实际上产生的乘数效应更可观察我们建议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可以积极较快的提升至年度发行一万亿元以上，也就是预算法框定的阳光举债的方式，以这种阳光化、低成本、长周期的债务替换隐性化、高成本、短周期的债务减轻政府体系实际的债务负担和基础设施的融资成本。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提出要有度放松，适当降准。在前不久的降息之后，可以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做相机抉择的调控。

　　

　　在具体的经济分析上可以认为利率逐步放开，而市场化的条件下只有降准才能真正降息。对于经济刺激政策关联不大。在现在我们主要是以这种方式可以对冲美国的对于量化宽松的退出，而降低我们的企业融资成本，有利于市场稳定和供给端的发展。

　　

　　我们在财政货币政策跟着提出要拓展股权投资渠道，发挥资本市场作用，大力发展产业投资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来配合“聪明投资”。我们可以在总结“沪港通”经验基础上适当加大国内资本开放力度，还可以考虑及时推出深港通等对外引水的举措，通过适度扩大股票发行，增加股本融资，拉动国内的消费增长。预示同时，发展各类产业基金和政策性引导基金，为“聪明投资”和创新驱动提供资金支持。我们还提出要加快民营银行组建进程和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注意到最近一段时间有关管理部门已经明确的在安排存款保险制度改革，应该大力的发展护生态金融，构建以资金供给端中小微银行服务实体经济跟中小微企业的普惠民生型的金融体系，增加有效供给来缓解我国经济领域长期存在的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这样的痼疾，并且为民间创业、创新的民营经济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有利的金融支持。

　　

　　我们在建议的最后还特别强调要加快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为绿色经济、生态文明提供有效金融支持。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构建以绿色评级，绿色债券支撑的绿色银行机构，基于市场化运作的国家级或地方级的绿色银行或者这里面特定的一些银行里的事业部，我们注意到英国人在前面的时间里就是在他们具体的政策性银行的思路上，正式组建和运营他们的绿色银行，这些经验当然对中国有启示意义。以这样的方式支持污水处理、垃圾处理、水利设施等环保基础设施以及环保设备生产、低碳型新能源发展等等。再有我们还应该积极的发展绿色保险，绿色信托等等促进绿色发展的金融机构。

　　

　　我们形成的这些认识和建议，借这个机会汇报出来。请各位嘉宾，各位朋友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