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4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的“2014年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京召开。数十位经济学家出席会议，共话油价、改革、税收等热点，问道宏观经济。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在“经济下行的服务业问题及解决对策”的演讲中指出，服务业领域中的观念体制障碍要比制造业工业大得多。制造业基本放开了，但是服务业基本没放开，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麻烦。未来的GDP中越来越大的内容是服务业，现在民间的投资还在制造业，服务业根本不进来，外国想投到中国服务业里的投资又投不进来。

　　当前实业困难，对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发展是禁锢。最后造成现在高利贷的经济，反过来影响了实业制造业的发展。服务业体制的改革重点把握几个方面，第一，要对外开放，改革体制，促进体制改革，第二要引进私人资本，制定标准监管。第三，社会民间组织要放开，逐个部门清理。第四是旅游、教育、医疗、养老、健康等方面要开放改革。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们最近在做一个经济下行的课题，人口，以及收入分配、财政、税收，第三部分漏出对经济下行的影响，漏出的一个是贸易，还有一个是资金的外逃，与贪官相关的数据我们正在计算，贪官外逃的资金部分，量也比较大。

　　服务贸易的问题比较大。为什么大呢？2014年我们人均GDP7200美元，但是结构服务业的比例去年又上升到48.2，也就是说服务业是在扩张的，在未来的经济增长中，服务业的内容是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大的动力，工业是下降的。我们如果去看世界银行各国的平均数据的话，在7000美元的水平上，一般服务业的比例要到61以上，偏差是非常大的。当然我们对这个偏差已经习惯了，它对增长有什么影响过去没有去探讨过。未来来看，可能工业化在近一两年，两三年中可能要结束，进入后工业化社会，服务业的比例可能要到70。德国制造业比较好一些，它制造业是20，其他的建筑业大概是5，它的服务业的比例在75。我们肯定向这个方向发展。

　　2001年GDP的实物贸易的依存度是38，增长速度那一年是8.3，2005年是11.3。服务贸易的依存度是下降的。我们发现了，服务旅游贸易的逆差越来越大，旅游贸易2005年我们外部入镜的旅游人数是1.2亿，2013年也就是1.28亿，但是我们出境的人数2005年才有3000万人，2014年1.16亿。支出2013年我们是根据国外和国内的文献计算的，外部在境内消费517亿美元，我们在外面消费了1290亿美元，主要是购物，购物这一块非常大。2014年我们支出1550亿美元，但是外国人在国内支出了515亿美元，这样有一个一千多亿的旅游贸易的逆差。

　　另一个数据是教育贸易逆差，我们2013年在外留学生数量是161万，去年是167万，在校在读的。要花掉人民币6686亿。国外来华留学总量去年39万左右，他们的消费要比国外低得多，也就花带390亿人民币左右。算下来又是一个一千亿的逆差。其他的贸易我们也在查数据，互联网的结构，一个美国单机网络，再一个服务器在它那儿，运营在它那儿，我们一年的租费，我没查到，但是在几次座谈会上有专家估计在三千到五千亿人民币。

　　我现在不知道芯片贸易是技术服务贸易还是加工制造摩擦，如果把那个算进去额度更大。因此，我们想了一下，现在还有医疗健康养老服务贸易方面，我们有一些高端的人现在开始进行美国的私人医生或者私人健康师，有的出国去养老，这种贸易量没有文献可以计算，有这种情况，比如你去调研一些高端的银行家、企业家，说你的医疗健康，我是请了美国的私人医生，他肯定要支付费用。文化产品贸易方面我们总量才274亿美元，出是顺差，但是额度非常小。金融服务贸易和其他咨询贸易。我们估计最少最少在三千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三千亿美元合1.8万亿人民币，我们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发现有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服务业把旅游服务给挤出去，因为国内空气、食品安全、旅游的价格太高，它发现到新马泰去一趟比国内还要便宜。所以，把旅游给挤出去，把教育给挤出去。本来国内可以消费的教育，我们去年2014年是50万留学生出去。如果你不改革的话，可能把私人医生、健康师这些服务又给挤出去。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去年我们商务部统计的1029亿美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我们分析了一下，64.6%是投资于服务业，不是中国产能过剩转移出去了工厂、制造商，比如美国对华投资或者日本对华投资大量的制造业的投资，但是我们一多半是服务业的投资。服务业的投资我们也分析，发现对美国大量的服务业投资是餐馆、超市和加油站，这些投资的人都移民了，移民他也不给你邮回利润。刚才宜勇说我们要走出去要挣GNP，问题是GNP不回来了，这挺麻烦的。

　　我记得我和美国人在一次研讨会上，他说你们走出去和我们走出去是不一样的。我说怎么不一样？他说我们走出去是跨国公司走出去，这是第一。他说我们有一种很好的企业制度。第二他是你们走出去是个体单个的走出去，我们有的时候行业要统计一下，我们不打乱仗，我们出去基本不损失。杨所长计算GNP的想法挺好，但是我们现在这种制度能回来多少GNP？现在这挺麻烦。本来国内制造业过剩，你把制造业出去，产业关联了，利润回来了，加工厂什么的，出去的不是这个东西，问题在这儿。

　　另外，把投资机会也给挤出去了，现在我们资本市场把阿里巴巴弄到美国去，成了人家分享中国发展红利的盛宴了。发现服务业的问题非常大。服务业总体是新的增长点。当然，传统的服务业，餐饮、商业、酒店、实体银行，但是互联网，以互联网的一种服务业，工业和科技服务业，新的文化产品，新的交通服务业，医疗、健康、养老等等这些，服务业我觉得未来增长非常大的一个方面。

　　当然，服务业有一个转型，现在谈不能说我们发展服务业，我们现在实业这么困难，虚化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因为对服务业发展的禁锢，特别金融业的，最后造成现在高利贷的经济，反过来影响了实业制造业的发展。我们算数据，大概1995年的时候，个体私营这些企业他的净利润的分配，所得税的分配大概是三十。银行和国企那时候在那个比例中几乎1%都不到，居民大概分的比例最高，大概四十多，最高的时候是1983年，可能1995年降到50以下，但是2013年的数据，如果我没记错，政府已经上升到三十八点几，银行和国有企业分配大概6个点左右。金融业对制造业的压榨非常厉害。我们想了一下，银行2013年的人均，银行330万人的人均纯利润，交掉所得税的利润是39万多，大数40万，国企是多少呢？如果把请进来那些工人，不是他的正式职工的之规的那部分算进来的话，5万多。但是私营企业的人均利润是多少呢？两万。这是我们算的一个结果。就是因为对金融业这类服务业的禁锢，不放开，最后弄成一个高利贷经济，对制造业压榨太多。实际上这部分2013年金融系统，还有小贷公司还没统计到银行利润里，转移的就是制造业的净利润。

　　我们最后的对策是，服务业发展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服务业领域中的观念体制障碍要比制造业工业大得多。我们再加上WTO，制造业基本放开了，但是服务业基本没放开，但是基本没放开今天给我们造成非常大的麻烦。因此，我们觉得服务业在这次中美、中欧或者其他自由贸易谈判的时候，一个重点就是放开服务业。当然，哪些领域要全面放开，哪些领域要限制性的放开，哪些领域不放开，要考虑。但是医疗、旅游没放开，人们跑到国外去旅游，大学没放开，人都跑到国外去了，关键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放开。当然得区分公共性产品的服务业、私人商业性质的服务业。

　　服务业体制的改革，其实是四个方面，第一，要对外开放，改革体制，促进体制改革，这是第一。第二引进私人资本，就是你的医院、旅游，甚至教育能不能引进私人标准，你定标准监管就完了，我们现在全是财政拿钱去办，能不能财政购买服务，比如他办个小学，你只要标准我给你补助。我昨天参加一个会议，人家私人办的学校挺好。社会民间组织要放开，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要清理。这里面的现实性比制造业的现实性要大得多。

　　还有一个统计，实物消费，社会零售消费品我们看消费怎么样，景不景气我觉得是不对的，因为总的GDP比例中实物的比例是下降的，服务业的比例是上升的，应该月度监测计算服务业增加值，以及服务业消费的增长率等等这些，连这都不统计，经济信心从哪里来？我觉得统计上要修改。每次看到社会零售消费品增长，但是你很大一快微信这一块增长的非常迅速，你说我们的经济还不景气？我觉得恐怕不对。你就失去了很大一块参考。

　　另外是旅游、教育、医疗、养老、健康，要开放，要改革。我的意思就是未来的GDP中越来越大的内容是服务业，这是躲不过去的。第二，开放体制方面对服务业是限制的。第三，民间的投资还在制造业，但是服务业根本不进来，外面想投到中国服务业里的投资又投不进来，那经济怎么发展？我们开始没想这么明白。发现服务贸易的逆差这么大。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