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辉：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需要实施“双强”战略
发布时间：2015-04-22 12:21:40作者：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来源：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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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剑辉：尊敬的洪董事长，贾院长，各位来宾，大家早上好，我向大家汇报的主题是《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需要实施“双强”战略》，现在经济下行是各方关注的要点，如何扭转这样一个下行的趋势，我认为需要“双强”战略。就是强有力的改革创新加上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两方面，两只手都要强。
具体三个方面，第一是先分析一下现在国内外的总的趋势。第二，为“双强”战略从理论到具体的措施做一下分析。第三从中观层面，把前几天到湖北省调研作为一个样本，来分析一个省份如何定位下行。
从当前国内外的形势看，当前主要表现为分化复苏的格局，美国一季度复苏有所放缓，欧元区QE效果有所显现，还是显现为欧弱美强的格局，但是这个趋势有所弱化，去年欧弱美强比较明显。日本还是很弱，强势美元和油价的暴跌也导致资源出口国和进国面临冰火两重天的态势。
从金融市场来看，全球货币政策保持一种分化的态势，姚司长也做了全面的阐述，这种不确定性使金融市场的波动明显的加剧，从美国经济的通胀和就业的数据来看，一季度都不太好，受能源价格大幅下跌的影响，1月份美国CPI同比下降0.1%，2月份有所恢复。提到全球通缩的问题，美国CPI是零增长，就业也不太好，明显低于预期，新增非农就业12.6万人，这个数据也引发了最近美元的走低，前面一直在升值，最近开始美元在走弱，相应它的加息时点也延到9月份以后，我们判断年内也都不太可能加息了。
从美国经济的未来来看，前面提到一季度比较弱，原因既有气候原因，冬季恶劣的天气的问题，同时也有美元大幅升值，因为去年不断的升值，好像显得很强势，但美元的强势对它出口的影响已经明显的显现，很难保持这个强势态势，对制造业景气造成明显下滑。短期的波动我们认为不改美国长期复苏的态势，主要还是供给端结构性调整促进了生产力的提升，这是美国比较强，欧洲区比较弱的根本原因，供给端的结构改革，美国是有的，而且还比较强。美联储在预期管理方面也比较有效，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日本来看，走出了技术性的衰退，但是动力还是不足。一季度2月份日本工业产出指数98.9，同比下降2.6，工业产出还是不景气。3月份的PMI是50.3%，有所好转，还是低位。
我们中国经济来看，刚刚4月15号公布的数据，GDP同比增长7.0%，从实体经济的供给端来看，PMI还是“荣枯线”上下挣扎，用电量、货运量、钢铁产量指标都是负增长，跟一季度公布的工业增加值下滑到6.4是相符的。需求房地产投资下滑，进出口出现超预期的下滑，通胀水平（CPI）3月份上升到1.4%，实际上总体上1%左右的水平，对中国这样一个增长7%的经济体来说还是明显的偏低，观察CPI不能看绝对值，一定要跟经济增长的增速综合起来来看。
具体指标方面，GDP当季同比增长7%，是近6年来最低。按照季度指标折成年率来算增长了5.3%。制造业的PMI指数跌到50%的下方，从汇丰指数和民新指数，都显现出制造业比较疲弱的一个态势。投资增速增长了13.5%，这个指标是中国近15年来最低的。三月份投资增速折成年率来看只有13.2%，还是一个下滑的趋势。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了10.4%，也是比较低的一个数值。服务业有一定的亮点，同比增长14.7%，但是也比去年有所下滑。消费的实际增速、名义增速都出现了下滑，出口也是超预期的下降，增速下样。1-3月份中国出口累计同比增长4.9%。3月份按照季度调整的同比口径下降了4.8，3月份是下降的，1-3月份一季度累计起来是4.9，进口同比大幅下降17.3。3月份按照季度的指标，同比下降是25.5，3月份比前两个月指标还要差。
从综合来看，全年出现通缩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从融资规模来看，这很值得关注，1-3月份，新增贷款增长还是比较快的，3.67万亿，同比增长21.8，一季度以来，贷款的增速明显的上升了。信贷占社会融资的比重也进一步上升，说明银行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的作用有明显的上升。1-3月份占了79.9，整个社会融资里由银行提供的占了79.9，这个指标明显上升。M2的增速，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是12%，3月末只增长了11.6%。姚司长的报告分析到流动性不足，我觉得中国很典型的流动性不足对经济的影响，后面还会分析这个指标，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连续三年货币政策都是偏紧。
人民币汇率先贬后升，跟美元相反，跟中美经济的走向是密切相关的。热钱来看，连续11个月中国热钱净流出。美国退出QE，而且有升息的趋势，全球资本的流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国流出里同期贸易的顺差是606亿美元，FDI减去对外投资是13亿美元，中国热钱流出550亿美元。一季度按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的发言和官方的分析，总体认为还是比较平稳的，但是我们认为3月份表现的最新下滑态势还是值得高度关注，不可掉以轻心。
如何扭转经济下行的趋势，而不是不断的担心下行，我们也做了一些分析。首先，看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和源泉。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到底什么东西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种源泉。第一个是《国富论》里提出的我们简称叫斯密增长，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和对外的国际贸易来推动的增长。第二，熊彼特增长，通过技术进步，科技创新，还有发展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积累。第三种增长方式是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权力与繁荣》里提出的源于制度创新的增长，这本书里奥尔森先生提出很鲜明的结论，对当前中国的改革很有启示。目录的第一章第一句话，要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是经济发展之根本，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中西部地区之所以经济比较疲弱，其实是市场不断弱化，政府在强化，跟这个有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按奥尔森的观点，因为很多学者谈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也有人谈小政府大社会，有人谈大部制改革，这几种观点我们觉得都没有谈到点子上，不是一个划边界的问题，而是政府的政策。新一届中央提出减少审批，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作用，这是根本，政府的制度、政策如何不断的去强化市场配置的作用，这是经济发展之根本，可能也是下一步中国和全球走出这一轮危机关键之关键，要强化市场。
施瓦布先生提出竞争力的框架，把经济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创新驱动，早些年学界批评中国高储蓄高投资比较多一点，没有关注到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中国的西南地区，西北地区还是在人均GDP三千左右，像贵州这样的省份，湖北省2014年人均GDP是七千七百多美元，必然是要素驱动，中国的八九十年代一定是投资驱动、要素驱动，美国人均GDP四五万美元，早就跨越了创新驱动的阶段。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投资比例过大，这都是很不科学的，因为根本不在一个发展阶段。所以，下一步如何推动中国的发展，也要注意不同区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问题，然后考虑相关的支柱，才能找到一个根本，而不能笼统的去谈这个经济结构问题。
我们在洪董事长，贾院长的领导下新供给提出了新三大动力的概念，要改革开放，通过改革驱动，开放市场，这几年中央不断的全面深化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措施，还有全面依法治国，通过制度来推动国家的发展。“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还有几个自贸区，其实都是更好的开放中国的市场，把中国的发展与全球的发展融为一体才能实现资源的全球配置，市场的全球配置。创新创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如何实现商业模式的创新、科技的创新、制度的创新，创造出更多新的产品，来更好的服务生态的改善，民生的改善，这是根本。未来如何在这个理论基础上应对这场不断下行的压力。现在我们讨论经济下行比较多，很多人都是把当前的7.4%，7%的指标跟2007年、2008年两位数以上的指标，还有2009年、2010年通过四万亿升高的指标来看下行。但如果把视野拉长，可以观察到中国、东南亚危机的时候，有几个季度这个指标是6.6，2000年中国的经济这一点也是6.6。所以，拉长视野来看，当前7.4%和7%并不是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情况，其实在东南亚危机以后那几年我们两个季度都是在6.6%。
第二方面，咱们再观察一下从90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方面，其实有四种类型的组合，第一种类型就是1990-1997年，我自己认为可以用弱改革创新与偏弱的财政货币政策来概述。那时候媒体用得比较多的词是疲软，主要的原因就是改革也没有，财政货币政策也很弱。1998-2007年发生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朱镕基总理采取的对策就是双强战略，强改革，创新有一点，不算太多，强有力的国企改革、金融改革，加上很强有力的财政货币政策，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加入WTO，有一系列的两方面都是很强的。2008-2012年面对全球新一轮金融危机，我们国家采取弱改革创新，不太强调改革创新，过强的四万亿，最后明显的偏离了合理的值。2013-2014年，我们国家前两年宏观政策可以概述为强有力的改革创新，但是偏弱的财政货币政策。2013-2014年财政政策也弱，货币政策也偏弱。我们最近研发的一个工具，也在媒体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用货币供给的增速差衡量货币政策的收紧是否如度，提出松紧适度，拿M2的增速减GDP增速，减CPI增速，按照这个差，当前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应该把这个差达到四到五个百分点，相应的M2增速应该提升到13.5左右才是合理的，刚公布的11.7，离比较合理的水平还是偏低。
从1998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基调大致分成稳健、从紧、适度宽松、稳健四种类型，可以很明显的看到2011年以来中国的货币政策从2011年以来一直在从紧和稳健偏紧这个区域运行，近四年来一直是偏紧和稳健偏紧，并不是稳健，也不宽松，很多人批评中国货币政策好像很宽松，其实根本不宽松。在2009-2010年这个差达到20以上，比较宽松。
在这种情况下，应对下行，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就变成势在必行。克强总理表示说国内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但下行压力加大，金融调控到服务和服从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经济新常态下要有新举措。“金融调控到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这句话很关键，不能简单的去套用某些观点。某些学者说现在反对货币宽松，简单的这么说，实际货币从2011年以来一直是偏紧和稳健偏紧。这样的舆论会耽误中国，因为跟实际的需要是不吻合的。所以，怎么样把金融调控聚焦于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变的很重要，各个金融机构通过改善服务，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的发展也变成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如何实现M2增速上升到13.5呢？主要的措施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现在大银行在19.5，这是不正常的，2006、2007年通胀很严重的时候才上升到19.5，21.5，但是在经济下行压力这么大的情况下还保持在这么高的速度，导致M2的增速过缓，这个对经济下行压力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要因素。
最后拿一个中观层面，湖北省的发展来分析一下对策。我们也做了一点研究，去年底开发了一个模型，把一个人做体检的原理应用到一个经济体，我们对省级的经济体用12个大方面的指标来分析它的生产力水平，宏观经济稳定，健康教育、就业市场等12大方面，每个方面用3-5个KPI来分析，会把每个指标进行横向的比较，然后算出一个全省的均线，除了全国的平均，还会放一个世界的平均，把上海的指标跟湖北的指标、广东的指标跟全国平均、全球平均对比分析，能看到短板，从短板入手配置资源，来实现“十三五”规划的制定更有针对性一点。
归纳湖北省经济的体检报告，整个地区总值湖北排在第9位，其经济结构、基础设施方面有一定的优势，自然资源是比较短板的，健康医疗方面也是非常落后，但是有两大优势，一个是高等教育，高中以上学历比重全国第五，比它的经济地位高得多，万人在校研究生人数全国第七，科技创新科研人员第八。湖北省的短板也很清楚，金融发展很弱，银行业的信贷发放量占GDP比重排全国25，科技教育的潜力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这种情况下我们提出几点建议，“一带一路”战略两大抓手，一个是丝路基金，一个是设立亚投行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促进长江经济带的发展，长江的下游上海有陆家嘴，重庆是长江的上游，上中下游都比较强，有两个金融的高地，但武汉是一个洼地，如何把这个洼地提升，我们建议参照丝路基金打造一个长江基金，参照亚投行支持长江经济带发展可以搞一个长江银行，既可以国际性的，也可以把新加坡、港澳的资本吸引过来。比如李嘉诚先生的公司叫长江实业，由长江实业和有关机构投资形成，民生银行也可以参与发起一个长江银行。武汉方面打造一个区域金融中心，来更好的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发挥湖北省的科技教育的优势，也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个方面。
我就汇报这么多。谢谢各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