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第1期
会议纪要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编号2014[3]
【会议时间】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上午14：00-17：30
【会议地点】北京·艾维克酒店四层第一会议室
【会议主持】洪崎（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
【会议主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经济学解释
【会议主要内容】
2014年6月14日（星期六）下午，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在艾维克酒店四层第一会议室召开了第1期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会议，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经济学解释”为主题，部分专家代表发言，阐述各方面观点，并展开了热烈讨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特邀研究员、邀请嘉宾及相关媒体等8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洪崎理事长主持，白重恩（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姚余栋(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黄剑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丁爽（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花旗银行大中华区高级经济学家）、闫先东（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处长）、冯俏彬（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崔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高盛投资银行董事总经理）、金海年（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特邀研究员、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副总裁、研究院院长）、孙大海（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综合处副处长）等9位学者发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贾康最后做了会议总结，会议于17时30分圆满结束。
一、洪崎理事长主持会议宣布讨论主题
洪崎理事长首先表示新供给2049战略圆桌会议第1期是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经济学解释，所有的经济学，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是从最根本的基础原理出发，这样才能在考虑未来30年发展中和方向时，原则不会走偏。接下来洪崎理事长表示了对贾康院长对新供给经济学执著和忠诚的感动。
二、专家发言
（一）白重恩副院长发言要点（作者要求不对外宣传）
（二）姚余栋副司长发言要点
姚司长在发言中谈到，我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已经有36年了，取得巨大成就。这次发言提出的供给悖论是第一次正式提出。休克疗法，渐进改革，从供给悖论上已经得到一个非常明显的验证，发言中还提出了供给管理的动力学等内容。
从建国开始，中国的经济是个爆炸性增长，其中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是很关键的阶段。2010年，我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年进入中等偏上的收入国家行列，中国的贸易总和2012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大贸易国。2013年人均GDP超越六千美元，成为高收入国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巨大，是人类奇迹。
发言的重点是提出供给的悖论。正常状态下，需求曲线向下倾斜，推进供给端，会导致价格下降，生产力增加，这也是我国解放生产力，推进供给改革的目的。美国经济学家Eggertsson的说法是一定情况下需求曲线会出现反转，如果推进供给改革，到某个时候会导致价格下降，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越努力越糟糕，就像凯恩斯说的勤俭悖论。如果利率趋近于零，中央银行也不可能降利率了。举这样的例子，经济出现衰退，衰退的情况下需要减少购买，预期减少购买，因为衰退不会立刻结束，因此消费会下降，同时厂商预见到零利率已经到零了，价格还要下跌，就会导致实际利率在增加，名义利率接近零了，价格还在跌，厂商面临的实际利率增加而是厂商拒绝供给。所以，整个投资需求也下降，消费需求也在下降，这与费舍尔说的债务的恶性循环有关系，债务情况下通缩，通缩导致债务更高，更高以后债务越大，越大通缩越严重。危机时刻，价格下跌以后，特别劳动力市场还有一些弹性的时候，会导致名义利率上升，实际利率上升，厂商面临实际利率上升，就会减少生产，减少投资需求，消费者觉得价格可能还会下跌就不会消费，于是会出现恶性循环，出现震撼性的反转，整个需求曲面反转。Eggertsson和Michael Woodford建量化宽松的理论就基于这个理论，危机时候供给已经不灵了，必须进行大量的量化宽松，拯救供给端才能把这个世界给整回来，已经初步证明QE还是成功的。
金海年院长发言表示Eggertsson的模型，在实际利率正负之间会影响到需求曲线的方向，利率如果正常的情况下，需求曲线就是斜向下的，当利率如果降为零的时候，曲线就会进行顺时针反转，就变成垂直的了，这时候无论怎么改变需求曲线，总增长都不会变化了，经济已经停滞了。如果危机进一步加剧，实际利率变成负的情况下，整个曲线就会跟需求曲线处于斜向上的反常的形态，在这种形态下，如果供给继续右移，总产出就会下降，就变成经济衰退。由改革的措施产生的供给曲线的向右移动，没有达到预期，反而是同预期相反的结果。
姚余栋司长表示，供给端的改革是有界限的。这是发言的一个核心意思，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西方便提出为什么不搞休克疗法，现在从这个理论已经很明确了，像华盛顿共识，贸易自由化，市场定价，宏观稳定，私有化，萨克斯的“休克疗法”，特别是俄罗斯改革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旦出现都打破了，整个贸易体系都崩溃的情况下，那个时候需求就反转了，就不能搞改革了，越改革越糟，这个时候反过来说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成功的，如果也像“休克疗法”一样，那时候需求已经不是正常的情况需求了。
这是非常深刻的，某种意义上不可思议的例子，选择量化宽松的原因就是需求一定要注入流动性。改革一定是主动和渐进的，不要去跳崖式的改革，休克疗法推不了改革，付出的代价是非常惨痛的。但也不能完全靠倒逼，如果倒闭那天需求反转了，再改革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所以，改革的窗口期像凯恩斯说的好的时候不想改，坏的时候改不了，这是凯恩斯在一战、大萧条时总结，人类总是这样的情况，经济好的时候不愿意改，坏的时候改不了，确实这样的道理。所以，中国总是在成功的时候改，这就是中国成功的地方，一定是渐进主动的改革。
关于供给管理的三驾马车，供给管理的战略就是渐进主动，同是中西结合，中医主要是供给端改革，西医就是控制总需求，防范通货膨胀，所以，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新三驾马车推动中国经济改革，概括为12个字“中央改革，地方创新，个人创业”，中央政府在几次三中全会大大推动了中国的改革，首先是中央锐意改革，然后是地方创新，包括联产承包责任制就是创新。地方政府的创新是一个重要的动力来源，不光是中央政府，还有个人创业。全民创业的浪潮是蔚为壮观的，1989年，民营企业在国家工商管理局统计中列为私营企业课目，当时只有80多万，到1997年也只有90多万，而现在通过简政放权，小企业的数量已经增长到1000万了，再加上3000的个体工商户，共有4000万，这也是推动中国整个供给管理的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力。
贾康院长和洪崎理事长提到目前的统计数据表示已经达到6000万，主体是个体工商户。
最后，姚余栋司长指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刻开的一个全会，给出了在目前非常关键的时候，中国还能维持中高速增长至少十年的时候，是一个主动的改革，一个渐进改革，又是一个全面改革。未来的7年是全面推动改革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个时机窗口是不可错过的，不要等待倒逼。新供给经济学成员们应共同努力，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改革方案注入正能量，这样把整个改革努力在7年左右时间推完，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走上一个新的台阶。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在洪行长，贾所长领导下，已经提出了三个悖论。第一个是“王庆悖论”，即预期虽然不错，但资本市场会把实体经济提前透支，导致实体经济资源不足，最后反而实现不了目的。第二个就是“盛世悖论”，即在努力的开创一个很好的环境后的布登勃洛克家族效应，后辈的生长的环境过于优越，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因而盛世也很难持续。本次会议提出的是新供给的第三个悖论就是“供给悖论”，在利率逼近零的时候，在经济、金融危机或者巨大的灾难的情况下需求会反转，此时推进供给管理，会适得其反。推进供给管理是有时间窗口的。
（三）黄剑辉副院长发言要点
黄院长的发言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学原理的初步思考》这一研究成果。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1977年我国的人均GDP排在全球倒数第二位，仅仅是印度人均的2/3，从1952—1978年GDP的增长只有4.7%，整个国家和人均的生活水平，大多数指标是排在全球的170位以外，处在贫困线以下。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35年波澜壮阔，极不平凡的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的经济获得了年均9—10%的增长。到2013年，GDP总量达到56.88万亿，人均GDP6800美元，按世行标准跨入中等偏上国家水平。2013年末，人均GDP达到印度的三倍以上。中国和印度发展起点、国家规模、人口规模比较接近，需要思考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为什么我国能在这35年里比印度发展得好的多，回答好这一命题不仅对历史负责，对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思考亚非拉国家的发展也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黄院长的发言分四个方面：汇报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开放35年来取得了哪些成就，用数据量化分析；二是用西方经济学里的有关观点，从生产力的角度分析其增长源泉是什么，从国际竞争力的角度，分析它的原理是什么，应不是简单的谈中国特色，而是要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角度进行分析；三是从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理念，通过改革开放新增新的制度供给，作用于“供给端”和“需求端”，解放发展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这样一个核心理念出发进行解释；最后结合这两个方面，对过去中国35年到底做对了什么，给出初步的解释。
从35年来的发展来看，到2012年末（2013年有些国家的指标还没完全出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总的比重11.4%，美国是22.4%，按购买力平价，最近世行发表了一个报告称到今年中国总量会超过美国。通过观察这个指标，可以看出，从2012年看，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占了全球的14.2%，美国占18.9%。从1980年以来规模的变化来看，可以明显的看到美国总量遥遥领先，但在2008年有一个下降，中国总体上是一个增长的态势，2000年以后是一个陡增的态势。
按照全球占比的角度观察，1980年，中国占全球GDP比例是1.7%，美国是25.1%，日本是9.9%，经过80年代十年的发展，美国提升到26.2%，日本由9.9%上升到14.1%，是一个黄金时代。尽管中国在80年代正处在改革发展阶段，但因为美日发展很好，总量占比下降了0.1%，变为1.6%。经过90年代的变化，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占全球比重26.2上升到30.6%，日本从14.1%变到14.6%，中国变化到3.7%。21世纪以后，小布什时期，美国由30.6%降到22.4%，日本由14.6%降到8.2%，中国从3.7%上升到11.4%。
从PPP的角度，2012年美国占18.9%，中国占14.2%，跟美国的比重已经比较接近，日本占比是5.2%。中国在2012年、2013年占全球整个经济的总量大概已经接近日本的三倍。从2013年的指标上看，日本人谈“安倍经济学”的成效，因为其实行汇率贬值，按汇率计算的2013年GDP减少了一万亿美元，从5.9万亿降到4.9万亿，而中国由8.2万亿上升到了9.2万亿万亿，净增了一万亿美元。。
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看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个是斯密增长，就是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提出基于生产要素重新配置和商品的贸易，国于国之间贸易的增长，称为“斯密增长”。第二种熊彼特增长，主要强调来自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产生的增长， 1911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里阐述了这种增长。第三种源自于制度创新的增长，称为“奥尔森增长”，是这位美国经济学家2000年在《权力与繁荣》这本书里分析的，书中提出了一个叫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概念，指出了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的作用。这三种增长不同国家，不同阶段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
从国际竞争力的框架的角度，哈佛大学的麦克尔•波特教授和世界经济论坛的施瓦布先生每年都会发布《全球经济力》的报告。他们提出“三阶段、十二根支柱”的框架，人均GDP小于两千的时候是要素驱动，由四根支柱，即制度安排、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稳定性、健康与基础教育支撑，“制度”在要素驱动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制度的改革，基础设施的先行，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较好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效率驱动阶段（中国目前已进入到这个阶段），人均GDP3000—9000美元的时候，其他四根支柱就发挥很大作用，包括金融市场成熟度；人均GDP大于17000美元的时候，进入创新驱动阶段，即欧美这些国家以创新驱动为主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企业的成熟度、技术创新能力就成为很重要的一个要素。
“制度”的重要性在欧美国家，主流经济分析框架里也是摆在首要的。国防大学的刘亚洲政委最近在分析1894、1895中日甲午海战的败因时，明确指出中国之败，败在制度，“制度”构成全球竞争力里起了一个首要和关键的位置。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在洪行长，贾所长的领导下的主要成果在《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这本书里都有所覆盖。2012年10月，在十八大之前，发表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2013年6月，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前写出了一个“建议稿”，在这个框架里提出一个“八双五并重”，强调通过改革来推动制度创新，提高要素供给的总量。2013年3月，姚余栋司长主笔、起草、发表了《中国经济的“中西医结合疗法”》，主要观点是西医比较强调应急，人生了病之后需要立刻治，而中医比较强调人病好了以后要继续强身健体，两者都是需要的，各有其功能。
再具体观察一下，改革和开放，改革开放是核心改革开放35年的核心要素，改革解决了什么问题，开放起到什么作用，在整个新供给提出这个新框架里，把经济发展分成“总量”和“质量”。“总量”就是生产力，“质量”是由竞争力来衡量。改革的作用，一是释放了存量要素的供给能力，二是提升了供给潜力，提升了要素的组合效率，三是激发了创新的热情和能力。开放起到什么作用？引入了国外的生产力的要素，同时在需求端通过开放构建了一个国际消费市场，我们在改革开放前基本上市场是局限于国内的。通过改革和开放，产生了新的产品和服务供给来满足国际国内两个消费市场的需求。
黄院长最后结合前面讲的基于西方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竞争力的框架，及新供给的观点，从19方面分析了过去35年到底中国做对了哪些事情，有哪些原因能够保证过去35年实现了很好的发展。
1、历史底蕴。张培刚教授早就谈过分析经济问题必须历史的看，要结合历史来分析，中国是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一个国家，曾经富国、曾经发达过，很多事情是能够“以史为鉴”的。
2、中国具有文化优势。中国强调创新改革的精神，“和而不同”的文明多元的共生理论，“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的和谐精神，还有和平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儒家倡导的入世、务实的理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知识分子的情怀，注重勤俭，重视储蓄、教育。道家讲究“出世”，“出世”是不利于经济发展的。
3、理论先行。一个国家也好，一个机构也好，一个个人也好，必须有理论，有理念，有了理念以后，尤其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13亿人的大国，有了理论以后才能统一思想，共同前进。中国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财富。此外，中国具有“强政府”的传统，“强政府”不是坏事，黄院长认为不能简单说强政府不好，新供给强调“政府、市场双到位”。中国从秦汉以后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是有它积极有利的作用的，尽管有需要不断改革的地方。
4、中国处于比较有利的地理位置。地理因素必须要纳入经济分析的基本框架，中国处于亚太适中的位置，是世界上比较少的陆海兼备的国家，而英国、日本都是海洋型国家，蒙古、老挝则是典型的内陆型国家。中国国土总体上处于北纬20—60度（全球的人口80%是分布在北纬20—60度上），气候也比较适宜。另外，具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处于境内的珠江、长江、黄河，没有跨国的水资源矛盾的问题。改革开放前也是这些因素，发展不好有几方面原因。一个是明朝中期禁海政策的阻碍。另外，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面临来自海洋方向，美日蒋台的威胁，福建、广西很多地方没有太多的工业布局，这是当年导致我国很长的海岸线没有发挥优势的一个关键原因。改革开放以后，彻底实行了沿海开放政策，使这个优势得到凸显。
5、“一五计划”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包括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
6、改革制度。通过新的制度供给，突破思想的藩篱，全面推进多方面的改革，资源由“政府配置”过渡到“市场决定”，而且大提高了要素供给的效率和组合效率。
7、开放市场。获得了新的“要素供给”，通过开办特区，引入欧美的资金、世行的资金，实现了“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这是很重要的要素。
8、制定战略规划。中国是有明确的目标的，包括“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三步走”的目标，五年的规划，这些都有积极的意义。
9、改革开放以后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包括1979年正式与美国建交，获得最惠国待遇，与日本建立良好的关系，中苏关系的缓和，这些都是很好的国际环境。
10、营造有利的国内环境。小平同志说过“稳定压倒一切”，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断的争论，不断的折腾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
11、建立了强有力的各级政府。中国是由职业政治家来推动经济，构建了良好的政府治理。
12、高度重视基础设施建设。“要想富，先修路”这个理念深入人心，形成了有利于工业化、城市化、技术创新的人流、物流低成本流动的基本框架。农业社会时期，基础设施显得不是太重要；但是，要工业化、城市化，“铁公基”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素。
13、人口红利，包括总量和良好的教育。
14、农村的改革，城市化、工业化。
15、形成了混合所有制格局。黄院长认为不应该简单谈“国进民退”、“民退国进”的，必须历史地看，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并不是解放后才有的，是从2700年前春秋战略时期的齐国宰相管仲创办“官盐官铁”开始的。之所以2000年前就会出现国有企业，是因为国有企业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不能简单的从财务指标来看其价值和意义。所以，混合所有制是中国的重大优势，不能简单的去批评，要客观的去看，关键是不能走极端，全部国有、全部私有都是有问题的，应该发挥其各自的积极作用。
16、中国具有超大的国内市场规模。中国的13亿人口，庞大的三十几个省，基本上相当于西欧的三十多个国家，通过一体化的交通网络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17、建立了现代的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18、提出实施了科教兴国的基本战略，包括恢复高考，而且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打造创新型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形成了数量可观的企业家队伍。要发展经济，没有企业家的形成，只是官员，靠行政人员是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发展的。
研究考察过去35年的道路，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以及亚非拉未来的发展之路，不能简单的只就经济谈经济，张培刚教授也谈过这个问题，不能光从数字，从经济来谈这个问题，必须要从各自的国情出发，将历史的，文化的，人口的，地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多方面因素来综合考量，核心要从制度供给入手，围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制定相关的战略和政策措施。
中国过去35年的成功发展的关键就是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积极进取。中国做法的正确性在于，基于国情，遵循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源泉，也是赶上时代发展进步的一个法宝，必然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习总书记说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句话精辟地了总结过去35年能发展的原因。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应该为解释好中国过去35年的发展，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
（四）丁爽发言要点
丁爽在发言中提出现在世界经济正在进入一个上行的周期，在这个时候进行改革，中国更有能力来承受短期的阵痛，因为外需可以为中国经济提供一个缓冲。
另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个结构性的变化。近年经济增长的下滑并没有影响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这当中有劳动力人口，也就是劳动力供应，开始下降的因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服务业较快发展，为劳动力的吸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还有一些指标说明中国出现了劳动力短缺，因此就业的形势相对还比较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错过改革的机会，会非常可惜。
我国政府在今年把改革作为最重要一项工作，同时采用底线思维，即经济增长不能落到底线之下。这当中需要处理好改革和稳增长的关系。最近市场上对于稳增长的争议比较多，因为中国的经济在年初以来出现了下滑，有些观点觉得不应该刺激，有些观点觉得到了刺激的时候。政府总的一个观点是保持定力，有所作为。保持定力就是不推出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同时进行定向调控，精准发力。
但是应注意，实际上定向调控并不是那么容易。定向的正确性要保证，判断好所支持的行业或者产业是否应该支持的。另外，定向调控的力度应该有多大，还有就是定向调控的时机，是提早推出还是等看了数据以后再推出，这实际上是有一定难度。丁爽认为，一方面要增强宏观调控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在宏观经济框架当中引入一些自动调整的功能，这样就可以避免每次都由政府来决定作什么时候进行支持。
目前的宏观经济框架当中已经具备了一些这样的因素，今后应该进一步强化自动调整的功能。在2014年之前，财政政策强调的是硬性的一个收入目标和赤字目标，这种财政体制实际上会助长经济的波动，比较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在经济过热的时候税务部门往往会为了避免税收超标，会跟企业约定少征税或者推迟征税，因为税务部门怕收税太多，为明年目标基数定的过高，这实际上是一个减税措施，相当于政策宽松。所以，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实行宽松的政策，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税务部门又会收过头税或者提前征税，这又变成了一个政策的紧缩，这实际上形成了一个顺周期的政策框架。
在2014年预算当中有一个非常积极的变化，实际上为财政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做了一个很好的准备。预算的收入从约束性转向了预期性，不再是一个硬性的指标。同时硬化支出预算约束，并引进一个跨年度的预算平衡机制。简单说，经济萧条的时候，允许歉收，只要依法征税，税收收入低于目标也不会追究，假设支出不变，实际上会增加赤字。收入没达标，赤字会超标。在经济过热的时候会出现超收，这个时候赤字就会减少，也就是过热的时候财政有所紧缩，萧条的时候财政有所扩张，这个实际上发挥了财政政策的逆周期的作用。
中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也隐含着具有这种自动调节的功能，中国的货币政策从量化的货币政策框架转向一个以价格为基础的一个货币政策框架，但是这个也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不能完全否定以前数量型的货币政策框架，这种框架以广义货币M2作为中介目标。近年来M2的目标一般是高于GDP和CPI的目标之和的2—3个百分点。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因为M2的目标是不变的，但是名义GDP因为实际GDP下滑，而且通常实际GDP下滑如果产生产出缺口的话，对通货膨胀也会拉低，这样M2货币增长跟名义GDP增长的差额就自然上升。货币的供应对实体经济来说会显得比较充裕，利率就会趋于下降，实际上出现了一个货币条件自动的放宽。
在历史上，在M2减去名义GDP差额比较高的时候，一般名义利率就会出现下滑，这就会对货币条件产生一个比较宽松的作用。所以，应该强调的是频繁的使用刺激政策会加剧经济的波动。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要通过财政政策来刺激的话，要调整预算，调整预算要人大的批准，这样时机很容易就错过。货币信贷政策如果要人为调整，一般来说有一个滞后效应，目前预计有半年或九个月的滞后效应。其后果是会出现政策调整以后其效应在后面才产生，很可能那时候经济已经上行的时候，如此便加剧了经济的波动。
具体到当前的形势，中国现在财政经济已经出现了一定的下行，今年一季度GDP的增长，名义GDP只有7.9%，不到8%，如果因为经济的下滑，使财政的收入没有达到目标，税收收入就会少1200亿元，赤字就会自动增加1200亿元，假设支出还是按照原来的进行支出，这实际上是相当于GDP的0.2%的一个小幅度的刺激，如果下滑的幅度更大，支撑就会更大。另外， 5月份M2的增长是13.4%，，一季度的GDP增长是8%，两个的差额达到5%以上，如果进一步实行M2的增长目标，实际上货币信贷条件已经有所放松，而且这个放松在前面几个月已经发生。应该减少进一步的刺激，因为进一步的刺激很可能造成更大的波动。
宏观政策调整应该更多的强调预见性。李克强指数是根据发电量、贷款、货物运输编制的，是一个同步指数，显示的当前经济的一个走势，政策制定不应该只是照此来制定的，如果根据这个制定，很可能政策出来以后已经晚了。
信贷条件指数，是花旗编制的指数，因为中国的经济跟信贷的状况相关性很大，信贷又有6个月的滞后。所以，通过判断信贷条件对GDP的增长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握。
根据这个指标，可以看出，信贷条件在今年年初以来就已经有所改善，现在尾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况，年初以来的定向措施可能会进一步改善信贷的条件。所以，经济可能在下半年就会出现一个转折。另一方面，外需也在增强，美国一季度的经济增长是负的1%，但是在二季度、三季度、四季度很可能会达到3%或者3%以上。在同时存在着国内的房地产市场的下行风险和国外的外需增强的上行风险的情况下，推出全面刺激的措施要非常慎重。
丁爽经济学家在发言最后总结说，应强化宏观框架的自动调整功能，而不是每一次都要政府出手进行调整。要强调依法征税，虽然今年的预算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实际的执行不一定到位，因为大家已经形成了一个惯性。在经济下行的时候，听说地方可能还要收过头税，还是要达标。所以，首先要减少征税的随意性。不仅在收入方面逆周期，在支出方面也可以强化诸如失业福利的支出，在经济衰退的时候这方面的支出能够自动的增加。另外，制定一个中期的预算，某一年的赤字可能超过了预算，但是通过一个中期预算让它在中期能重新实现平衡。货币政策方面，要合理制定M2的增长目标。更好的可能是实行一个区间，让这个目标有一定的灵活性，在衰退的时候这个目标比如可以自动的上调一个百分点。通过这种自动的机制就可以极早的对经济进行调整。同时，对经济增长合理区间的理解可以更开放，经济本身是有一定波动的，应该允许这样的波动来让经济实现一定的调整。宏观政策要做的是防止大起大落。
（五）冯俏彬教授发言要点
冯俏彬教授认为，新供给的一个重要主张是，为了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为了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以及中华民族的复兴，要从供给侧提供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来达到想要达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新供给的主要的一个意图是要做一个制度供给，制度安排方面的考虑。在国家层面的制度供给国家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对于这个命题，著名的经济学家舒尔茨曾经总结过，所有的制度都是对经济生活中已经存在的需求的回应，这个话还可以再拓展一点，不仅是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需求，而是对整个经社会当中存在的需求的一个回应。
处于目前经济转型的阶段，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新的需求，对这些新的需求进行识别，然后准确的把握它要达到的彼岸，在这个过程中是进行制度供给和制度安排的一个前提的基础。冯俏彬教授提到，自己最近对此事深有体会，不仅仅是会议上交流的题目，在她其他的一些研究中，比如政府购买服务对财政管理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城市群的发展对于政府间协调机制提出了新要求等，她都有这样强烈的感觉。但是在供给新的制度的时候，制度需求的识别只是前提之一，在真正进行制度供给的时候，对新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对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关键点、关键环节的认知和把握，是一个更加重要和复杂的方面。
“营改增”启动于2012年，现在已经在全国推开，2015年要基本上完成营改增。营改增的基本效益，当然是减税，推动服务业的效果，各界肯定都很大，但是同时“营改增”在财政收入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具有强烈的减收效果。财政部国税总局发布的一个材料，内容是，2013年营改增减税达到1400亿左右，估计到2015年“营改增”全面完成以后，减税效果会更加明显。这实际上对于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的重构提供了一个新的需求，要在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建设上进行一些新的思考关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对于这个问题，冯俏彬教授认为要厘清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上面讲的所谓供给新的制度时所要达到的目标问题。现在，这个制度设计的目标较多地表述为“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但依据个人的理解，认为这个表述还没有完全到位，特别是其中所涉及到的地方政府在整个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以及地方治理所需要的一些关键要素，没有完全表述出来。但是现在有关方面是按照这样一个目标来设计地方政府收入体系的。
地方事权范围的调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事权划分方面有了中央事权，地方事权和共享事权的提法，现在各方面要求要进一步细化，形成详细的清单。把这个清单往具体做的时候，还是非常难的，因为这里面有大量交叉的问题。所谓的共享事权，准确说应该是共同事权，恰恰是市场化进程展开以后、城镇化推进以后特别具体和特别复杂的方面，同时也是研究角度上特别关注的方面。当前可做、且已形成财政部工作重点的方面是提高中央财政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从目前的15%调高到30%左右。另外还要认识到，在我国单一制的背景下，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很难清晰划分开来，即使给出了详细的事权清单以后，实际上还有大量的事务要由中央委托给地方办理，否则就存在中央和地方整个机构大幅度的重构，而这是很难完成的一个任务。因此，在以后的事权当中肯定有一块是委托事权，这个委托事权长期以来就有、但现在需要重塑其中管理流程，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任务。
“营改增”的客观效果是减税，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很大。在目前的过渡期间，“营改增”部分的收入还是由地方政府持有，但是所有人都意识到，营改增一旦完成、进入增值税体系以后，不可能再单独分离出而不参加现在的分享体制，势必还是要会分享。由于营业税通常占到地方财政收入1/3以上，因此对地方财政的影响就十分剧烈。大家现在都非常关心这个问题，纷纷提出了许多对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短期策略入手改革现行的共享税制，冯教授总结了四个建议，这四个建议实际上是降序排列，即中央和地方之间分享的程度是逐渐往下降的。比较直截了当的方式就是提高地方分成的比例，有人就建议在增值税的分享当中，由现在的75：25调整到70：30，所得税由60：40调整到50：50，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调整的具体比例，核心的问题是调整共享税要达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如果现在还是用共享税将中央和地方捆绑在一起，就意味着通过增值税形成的、在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自身财税收入之间过于密切的关联不能打破。在这个角度上，应当争取到一定的时候减少直至取消增值税共享，以切开地方政府经济增长和财税收入之间的密切关联。至于切开以后的地方财政收入来源，提出的建议是规范一般转移支付、主要通过一般转移支付来解决。对此有人存有疑问，对先将财政资金集中到中央、再分配到地方来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的必要性表示怀疑，实际上，了解中国政治治理的实际情况，就会知道这样做还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改革共享税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在多大的程度上弱化地方政府的经济增长趋向和它的财税之间的关联度这样一个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把握取决于很多具体的条件和因素。
从中长期的角度，地方财政收由四个部分组成的，就是平常讲的税、费、利、债。毫无疑问，地方税是地方财政收入未来的主体部分，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反复讲要加快建设地方税体系。但是，无论哪个地方税建起来都很困难，比如各界广泛关注的房地产税，据说已进入了立法程序，但是有专家反复提示，即使进入立法程序距离，距离最后完成立法也还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其它税种、如资源税、环境税或者改消费税为零售税，在把它们变为现实的地方收入时，都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对于地方财政来讲，以建设地方税来解决营改增以后的财政收支缺口实际上是“远水不解近渴”。当然从长远来看，地方税体系的构建势在必行。地方税建设中，除了关注能够产生足够收入的地方税种之外，地方政府特别关心的问题是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权，这个问题过去曾长期被讨论，但是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税权是比较弱，而且越来越弱。在重新构建地方税体系的过程中，落实地方税权这个命题需要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第二个是债务收入。对于债务收入，关心的人很多，讨论热度也很高。对此，冯教授的基本判断是，一是要尽力化解存量债务，这个各方面正在讨论很多具体的办法，二是要出台规范的地方债务管理办法。其基本取向是“制度约束+市场约束”相结合的型形式，一方面是通过行政制度、政府管理制度加以规范，另一方面通过一定市场机制进行约束。这方面有很多具体的内容，而且已经有了一些很好的进展，比如有的地方政府开始自主发债、有的地方政府引入了国债发行过程中通过市场化机制来选择承销商一种机制。这方面目前看起来有些制度正在陆续出台，希望一个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地方债务管理制度能够尽快出台。
除了税和债，对地方财政可以挖掘的收入还有：一是来自于国有资产方面的收益，二是少量的行政事业单位收费，三是各类政府性基金。作为这一类的财政收入，都应当纳入到统一的、全口径管理的框架之下。这会使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体系既有作为主体的税，也有起补充作用的债、费、利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总之，“营改增”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要重新构造地方财政收入体系的这样一个制度供给方面的需求，需要准确识别这样的需求。但是，即使有明确的需求之后，要设定一个回应需求、供给相应制度的总体目标，仍然是十分困难，更何况总体目标之下尚有很多小一些的、但相互之间可能存在冲突的目标。如何应对这些这问题，是供给新制度的过程中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更重要的是，制度运行有诸多关键环节和关键点，对这些关键环节和关键点能不能把握住，对其运行的效果能不能有一个前瞻性的预知并在制度设计过程中充分考虑，都是十分复杂的命题。这也表明，新供给经济学派在实现自己的政策主张方面，任重而道远。
最后，冯教授再一次强调，以上制度供给的难题并不只是存在“营改增”之后的地方财政收入体系建设上面，也存在于新供给经济学所主张的,通过制度供给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诸多方面，存在于每一个制度供给的过程之中。冯教授希望通过自己的发言可以引起大家对该问题的关注。
（六）崔历博士发言要点
崔历总在发言中提到，市场里有一些非常悲观的观点，觉得中国的中长期的增长率，一步步的下行是在所难免，因为一个是人口红利的提法，因为平均收入水平上升，很多国家都是从高增长期进入中增长期，很快进入低增长期。但中国的情况和这些国家还不太一样，可能有一些提法没有考虑到中国比较具体的细分的情景。从人口的角度上来讲，中国的人口红利是否已用尽，是值得商榷的一件事情。从未来的10年来看，从大体的劳动力人口的总量来讲，劳动力人口确实要进入一个下行期，但是这个下行是非常非常慢的过程，每年下降0.1%左右，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下行速度是非常快的，在1%左右。所以，从人口总量来讲，现阶段还不是构成供给方面的一个特别大的瓶颈。人口具体的结构可以再探讨，但是从总量上讲的人口红利的提法可能有一点早。
另外，关于中国的平均收入水平的问题。日本和韩国都有过经济转型，他们像中国一样在经济增长比较高速的阶段，遇到了不能靠出口来拉动经济的挑战，要转向内需，在那个过程中，都进入了增长下滑期，经济增长从10%左右很快下降到6%甚至5%。但中国和这两个国家还不太一样，中国平均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还很低，通过改革和增长来提高收入水平来追赶其他先进国家的空间还很大。另外，中国相对日本、韩国来讲，是一个内部不平衡的一个国家，而在中国中西部，农村和城市，通过内部的追赶来带动经济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改革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一般中国的增长分解为劳动力的贡献、资本的贡献和TFP（全社会生产要素）。中国的增长经历了很多把要素从农村带到城市的一个过程，因为要素在农村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比在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低很多，这个要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增加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过程，所以要把这块剔除出去，看看剩余的部分，衡量在要素在跨城乡流动之外进一步的组合给经济的贡献。在1997年到2003年，每年给经济贡献了3—4个百分点，2004年到2007年给经济贡献了2-3个百分点，2008年之后，这部分贡献率完全消失。
也就是说，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政府仍然成功的把要素从农村移到了城市，并提升了全社会生产要素，但是移到城市之后，没有更有效的组合起来，这是从经济增长角度一个大的浪费。城镇化的过程本身并不是只是把要素从农村移到城市，它还包括把要素更有效的组合起来的过程，这一点下一阶段的可能改革要比较关注，也是现在城镇化改革里提的比较多的集约性城镇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
通过对比美国和中国各个城市的收入水平和人口的关系可以看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美国的分布有一个正相关，大的城市，人口比较多的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是高的，正相关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中国的人口和收入水平增长的一个分散的，完全没有相关性的。有一些省会城市的收入水平比较高，但这些城市的收入水平高并不是因为城市的集聚效应，而是因为在资源使用上有一些优势。这是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很重要的一点，把人移到城市之后，如果这个城市非常大，非常散，不能达到人群之间能够产生贸易的这样一个效益，城镇化得到的收益就比较有限。而城市相对的比较集中，相对应可以产生集约效益，可以产生一个效率上的增长。如果达到了美国的集约效益，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还能有一个百分点的带动。而且美国并不是集约型城市化的楷模，美国的城市也不是多么的有效率，但是人口少，面对的限制比中国少很多。这是第一点，从改革的角度讲，土地的红利是很大的。谈起土地红利通常的观点认为把土地拿城市用是土地红利，其实土地的集约化使用可以产生一个更大的红利。
第二个方面，通过比较国企和私企的回报率和它的杠杆率可以看到，国有企业的回报率和杠杆率在过去这四五年是远远要差于私有企业的，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原因，国有企业也承担了很多非企业性的一些功能。从国有企业的改革角度来讲也有红利，在国有企业这么没有效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还能达到7%—8%的水平，说明国企改革本身也是可以释放红利的。
另一方面，关于改革的时机问题，一定要择机而行，通过观察CPI和PPI的变化，可以看到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两者同时出现过下行，那个时候确实有通缩的压力，政府刺激的力度大了一点。现在看起来PPI确实是在下行，而CPI始终保持上行的趋势，这说明并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或者一个普遍通缩的压力，通缩或者价格下降可能是供给方面的原因，而不是需求方面的，而供给方面的原因很多是集中在上游行业的一些企业，由于钢铁、水泥这些供过于求的行业的带动引起的。
在范剑平提问指出，如果把核算过程中的CPI换成核心CPI可能结论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在我国几乎是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引起CPI的上涨，判断通胀还是通缩，最好应该使用核心CPI。农产品去掉以后，才真正反映出和我们实体经济相关的价格的真正走势。
崔历总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测算过程的CPI去掉了季节性食品，鲜果、蔬菜是去掉的，像猪肉类的价格是在里面的，这个是不是去掉这个可以商讨，因为可以看到猪肉的价格跟中国的经济周期非常相关，好像把它完全去掉跟整个对宏观经济的形势判断又有一些难办。并且如果把所有的食品都拿掉， CPI里上升比较快的是那些服务业的价格，而CPI里下行的就是那些像电器，还是一些实体的制造业的一些产品。制造业是相对过剩的，服务业是相对不足的，在这样一个经济里还是面对一部分过剩，一部分不足，并没有一个普遍通缩的情况。
现在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普遍的通缩或者一个通胀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如果宏观经济政策需要去支持经济的话，应该用财政手段。谈到货币政策，关于货币政策现在是紧还是松，现在很多人在讲是不是要通过注入流动性来支持经济，通过模型测算可以看出，短端的利率并不高，短端的利率完全回到经济的周期指标要求的那个利率，而长端的利率比较高，这是因为改革的预期，对于流动性的不确定性，长期利率有些上升。这种情况下就很难通过压低短端利率去支持经济，因为很难预计流动性宽松能够给出的效果。也就是说，短端流动性的放松效果有限，并不能解决实体经济面临的问题，结构性的问题还是应当用财政手段，和其他产业方面的政策调整来支持。
总结来说，目前的改革时机是可以的，并没有特别明显的通缩的压力。如果要支持或者想防止下行风险，应该多用财政手段和定向的选择性手段，而不是货币政策手段。
（七）金海年院长发言要点
金院长的发言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是从供给的角度总在现实情况下的经济增长三因素理论。第二是用新供给经济增长理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行解读。最后是用这个三因素理论去做了一个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能保持多高的速度，能保持多久的数据预测。
首先，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出发，经济增长是受到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影响，从单类商品或者行业来讲需求是存在上限的，无论是在农业或者是制造业，包括服务业，每一类的产品，在总人口一定的情况下，需求总会达到一个饱和的峰值。所以，长期的增长必然是来自于创新，会有新的产品出现，有新的产业出现，才会导致一个长期的增长。
同时，在70年代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的理论，认为供给层受到资源的约束，也是存在一个增长的极限的理论，但是事实上在第三产业，在服务业通过创新会突破这个约束。所以，从一个纯理论的角度，从一个封闭的独立经济体的角度，它的增长一定是从量的增长再到质的增长，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量的增长只是一个优化的过程，更长期的是来自于质的增长。讨论增长的问题，从人均的增长比总量的增长更有价值一些，因为人均的增长表示了整个生活的水平，社会的生产力的一个提升。我国的人口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很大变化，所以该把人口的增长在整个增长中去掉，这样能看到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经济增长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金院长认为，在现实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讨论增长的时候，它可能有两个方面表达的不是很清楚。首先，全要素增长率没有考虑到一个开放经济体全球化的阶段，跟其他的经济体进行这种贸易交流，包括技术交流，人才、资源等等各种资本要素的交流方面，它的增长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另外，可能也不太方便去表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现实情况下，一个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的综合。首先是很简单的一个恢复性的增长，灾难性问题会造成很多的破坏，破坏后必然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它是一个非进步的增长，从数字来讲，它数字肯定是在增加，生活也在恢复，但是并不是比以前正常情况下更好，而且很多的粗放式的增长也是归于这里。第二个方面，实际上学习性的增长，就跟开放式的经济体关系就密切联系起来了，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跟国际的先进经济体在生产率方面、生产力水平等等效率的方面，有巨大的差距。所以，可以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引进管理，引进很多的现成的一些东西，实现一个非常短时间内非常高速的增长。无论在日本、中国、四小龙等等，可以看到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非常高速的增长，是因为他跟当时最先进的经济体，美国、英国、欧洲有巨大的差距，所以，才会有这样超常规的一个增长。当渡过这一个阶段的时候，水平跟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接近的时候，就必须要进入到刚才最开始的理论，要完全靠自己领先式的创新的增长。比如像美国，它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参考，可以去学，可以引进更新的技术，它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去创新，这种情况下它的速度往往是比较慢的，往往是靠长期的技术性研究，应用型研究，再到工业化，这种增长率的速度就会降下来。
因此，现在的开放经济体实际过程中一定是三种因素的一个结合。但这三个因素只是意味着潜在增长率可能会很大，可以达到10%或者达到8%，并不代表现实中一定会达得到，现实的情况是由制度制约的。
金院长在发言中提到，他去年专门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做了一个研究。他认为，两者的作用是非对称的，这也是金院长理解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的意义。首先供给是主动的，需求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而且供给因素是长期性的，需求往往是临时性的，1929年发生的危机，包括2008年发生的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需求一侧的刺激能够有一些应急性的作用，但是更长期的还是来源于供给一侧。实际上刚才说的临时性的前面提到它是一个破坏性的，就是第一类的恢复性的增长，但是真正长期的增长还是要依赖于供给一侧，而且供给的主体是企业，它是一个增长的源泉，需求只是一个优化的因素，比如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当然会影响增长，影响到经济的效果，但是总的来讲，一个是做蛋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把蛋糕分好的问题。同时，需求和供给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甚至在不同周期的波峰、波谷的不同阶段，相应的作用也会发生动态的变化。这四方面，要想实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重心还是放在供给一侧。制度供给实际上对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凯恩斯宏观经济，包括库兹涅茨宏观等式是把政府的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把政府看作一个消费者，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政府不是花钱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一定有最优的空间，应该把政府看成一个供给者，它是个制度的供给者，是一个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的。一个是提供商品，一个是提供公共品。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建立新的均衡，政府应该可以发挥合适的作用，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同时也应该把居民看成一个生产者，是一个财富，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人口越多负担越重，而是人口越多，可以生产创造财富的人越多，劳动力就越丰富。如果从供给一侧看待这个事情，相当于正能量更积极的一个方面。
关于如何建立一套制度体系，也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待制度，按供给者角色的不同分成三个方面。科斯、诺斯有很多经济学的理论，但是他们对制度往往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的类，从经济学角度看，制度是一个产品，供给者提供制度的一方，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软性制度，包括文化、价值观、社会习俗习惯，因为它的供给者不是一个确定的人，不是一个确定的机构，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在缓慢的进行变迁来形成的。所以，供给者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强制制度，是由国家机关、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来提供这样一个制度，还有一类制度就是在社会市场中自发通过博弈来形成的制度。金院长从这三个方面重新划分了制度，因为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就是谁来提供这个制度，必须要把制度的供给主体分析清楚，才能很好的去推动这样的一个改革。
经常说中国国情不同，全盘西化往往是把西方的强制制度拿过来，但是不应拿它的软性制过来，因为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就会产生一个互相的不协调，软性制度和强性制度会有不协调。所有的法律也好，如果跟社会习俗互相背离它是执行不下去的。所以，强制制度的设立和执行都是受到软性制度的制约的，甚至是决定的。同时，软性制度和强制制度又共同决定了协商制度的层面。所以，只有从这个角度，改革才能顺理成章去推进。如果强行只是把强制制度比如法律法规拿过来，如果不注重软性制度和协商制度互相的协调，那么这个改革一定是推行不下去的。
金院长认为邓小平是新供给学派的第一人，他提出改革的理念，首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完全是从供给侧做的事情，他不是要加强政府的投资，或者提高这种情况，而且他对于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讲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供给不足，就是生产是不够的，不是需求过剩或者需求不足。包括改革启动的一个最标志性的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也是供给侧的一个释放，要解除对供给的约束。这里面价格要发挥的作用，包括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作用的发挥首先由价格体现，价格体现一个供需情况，如果仅是体现供需情况，如果价格高了以后表示供给不足，如果这时候不能提高供给的话，市场的作用就大打折扣，甚至去掉了50%的作用，只是靠价格，没有通过价格调节供给的话，整个作用都是没有体现的。
整个改革应该是以解放供给侧的创新为目标，以制度创新和变迁为手段，改革一定要瞄准这个目标，改革开放总的来讲创造一个有利于供给侧不断创新的制度环境。各种各样的投资增加只是一个改革的自然结果，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改革了，促进企业进行这样的投资，促进它提高供给，增加雇员。所以，看到统计的结果是一个资本投入增加了、生产力提高了，但那只是一个改革的结果或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统计，统计现象，并不是原因。
面向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包括城镇化，如果从供给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从需求角度，就可以看到，包括人，是一个职业的变化，是从农民变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者，而不是从农民变市民，变市民的话，这本身是个不科学的概念，农民对应的不是市民，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业者，他应该变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应该从供给一侧来看这个事情。同时，通过城镇化，资金来源就解决了。如果把人看成一个负担，城镇化的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把人看成供给者，所有资金都是来源于你变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税收。人们交了税，所以，自然城镇化资金来源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包括现在的环境污染，发展方式转变，都是供给侧，最开始的时候遇到了资源约束，遇到了一些外部性的问题，一定是从生产一面，从供给侧解决，这从需求侧一定是调节不了的。不能说因为空气污染，就让大家不吃不喝了，这是不合理的。现在讨论北京雾霾问题，限行等等也是从需求一侧解决，这就不能解决问题。比如洛杉矶也认为汽车、汽车尾气有问题，但是解决的是供给一侧，汽车的生产厂商发动机能不能更好的降低排放，汽油的提供商能不能提高标号，最后洛杉矶解决了雾霾的问题，但是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损失。还是从供给侧解决问题，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都是供给不足或者不均衡导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从需求解决的，一定是通过供给解决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是需求侧的一个优化，这个问题是企业跟个人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产生了博弈，力量的不均衡导致的，一定也是要从供给侧解决的。如果政府从需求上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那个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会创造中产阶级，只会解决低收入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问题。
因此，一定要更多的看一下供给侧的问题。同时，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定位也是一个供给管理的原则问题，供给管理政府做到什么程度，市场做到什么程度，市场究竟怎么起到决定性作用。市场的核心价值就这三点，首先它的价格体现了供求情况，它可以量化的调节供给。另外，一定要建立一个破产机制，才能结构性的调节。比如现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太多，企业如果没有破产压力的话，如果都是由政府补贴的话，就不会转型也没有必要转型，不会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向创造型的企业，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压力。要建立一个市场的规则的话，要有激励机制，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现在破产退出的机制是不够的。评级也是面临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违约，都是刚性兑付，但也是有问题的，收益和风险应该有对应的层次化的正常的渠道，人们对于风险和收益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投资不能银行储蓄一样没有风险。
另外，最根本的就是市场要有竞争的作用，竞争会导致创新，政府要创造一个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规则，不能乱来，不能搞黑社会，不能通过三聚氰胺这种方式来竞争，而应该从创新的角度来进行竞争。所以，现在动力一定是来源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在有学习型的因素在里面，区域型的不平衡，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不平衡。同时，产业之间也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是有不平衡，同时，中国在中西部和美国还有巨大的差异，所以，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一定要落实到中国自己的创新，中国对现代科技文明也要做出贡献，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是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事情，但近代的文明却没有中国人原创做出的。中国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智力，我国人口多，智商高，但是如何把这些聪明才智用在创新的角度，而不是用在别的角度，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对现代文明做出贡献。
根据这个理论做了一个初步的测算，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还能保持在6—7%左右，保持十年左右。一个是从地区不平衡的角度分析了一下劳动人口的结构和GDP产出的一个比例，测算一个综合加权的平均，也在产业之间的不平衡，算了一下它的权重和时间。同时，再把中国拿到全球角度去跟美国、欧美、日本等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进行了一个比较，比较乐观的假设自主创新仍然可以以最高的水平来增长。在改革到位的情况下，从供给侧把活力释放出来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个结果，如果最终没有释放或者打个折扣，那么对结果有一定影响。
三、贾康院长总结会议
贾康院长首先在总结中说到，大家的讨论确实是非常给人以启发，主题都是按照这次会议，针对2049中国梦实现的战略，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经济学解释切入，几位发言者都有明显的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接下来贾院长按发言顺序重点评价了各位专家的发言亮点。
贾院长认为，白重恩院长的分析是在张五常说的破解了中国发展之迷的基础上延伸了所谓地方竞争。张五常是相对单一的肯定地方竞争，就此破解了中国奇迹之迷。白院长是在值得肯定的同时说到有利有弊，而且隐含一种利弊的对比，在不同阶段演变，隐含着更深刻的制度供给如何优化的一套进一步研究的任务。
姚司长讲到在经济学特定的一种悖反现象，打开了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空间。这种买涨不买落在很多决定性场合是直接连通大局的，包括中国房地产市场，有人一直把它说到中国崩溃论，它实际上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这个市场要下行，大家都在观望，都不出手。这个问题非常值得进一步探讨，在新供给研究群体里要做的工作就是从这样一个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切入点突破，在原来经济学的一般性解释上，形成更好的针对现实问题关键事项上的创新解释。
黄院长说了19个要素，试图给出一个初步的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的通盘认识要点排列。要把经济学上要往前推导的一些主要变量先抓住，然后把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加以更清晰的，从定性到定量刻画其框架。供给研究的特点就是把变量规划出来以后，从定性到定量是非常困难的，过去传统经济学到这个地方就停止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产生突破性的成果。现在讨论通盘改革问题，这样一个视角首先是非常重要的，不是纯粹沿用定量的演变，但是定性和定量结合的过程中，黄院长很开阔地筛选了最主要的变量，探索他们之间的互动，一直推进到其后通盘研究，是很好的阶段性成果。总体来说，是带来更多严峻的研究挑战的成果。
丁爽总的认识很强调如何防止政府的习惯性刺激，但他未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比如，政府现在如何在不做习惯性刺激的同时解决所谓中国很明显的财税制度顺周期的问题，这就是要跟着一块解决的问题。目前总体的制度安排是正周期的，不应频繁地调整。他提到的高涨和萧条时期的税收问题也是要进一步研究的。
闫处长代表徐司长的研究特别强调潜力红利的释放，比如高投资、高储蓄，他们原来已经有过成果的发布，很有研究的价值。
冯俏彬教授所说到的营改增推进改革视角，一大套制度变量如何在一起形成有效的配套制度改革供给，当前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三中全会公布以后，大家都在等待到底如何落实。终于，习总书记在上周综改会议上明确，很快要公布财税改革配套方案，大家可以翘首以待，看看冯教授说的试点，中央这一轮最小一揽子的设计。
崔历总说到的很多分析，强调追赶空间很大。很多的视点是可以进一步再往下深化研究的。新供给研究城镇化中如何让空间真正的成为支撑发展的现实因素。还包括现在新医改世纪性难题，中国未必就不能破局，这方面要特别看重我国的潜力，在供给侧提出有价值的进一步的认识。
贾院长说自己特别认同金海年院长说到的框架，金院长他试图从供给需求非对称性入手，从基础理论一直上升到一系列现实问题。他所说到的供给需求不同角度的不同观察，应进一步系列化，再进一步发展，要下决心再形成更全面的文字成果，是从基础理论一直推升到现实问题的很好的研究路径。
四、洪崎理事长总结发言
洪崎理事长首先提到，贾院长的总结简明扼要，要点清楚。各位专家的发言的确给新供给2049战略这个课题，从基础理论到政策提供了为课题以后继续深入进行的很多思考。
接下来洪崎理事长谈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认为从1919年—1949年，1949—1979，1979-2009年，再从2009年-2039年，那些在研究中假定不变的政治、文化、经济、要素资源可能都在变化。在研究应综合考虑，而不是简单的从经验不变的一种制度和发展约束条件去简单的推理。要认识到，未来肯定会有突变因素。自然科学家的很多研究都是超越了一定的制度，超越了一定的政治和文化，在谈一个人类最终的根本问题。谈到这些问题以后，再回过来谈其他问题是能够理清思路的。新供给经济学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可以假定一些条件，再倒过来研究一些理论可能更有前瞻性。面对大跨度的课题，如果没有大结构大思维，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过于小格局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下午17时30分，会议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