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海年。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所供职单位无关。

　　

　　首先，从经济学的最基本的理论出发，经济增长是受到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的影响，从单类商品或者行业来讲需求是存在上限的，无论是在农业或者是制造业，包括服务业，每一类的产品，在总人口一定的情况下，需求总会达到一个饱和的峰值。所以，长期的增长必然是来自于创新，会有新的产品出现，有新的产业出现，才会导致一个长期的增长。

　　

　　同时，在70年代有增长的极限罗马俱乐部的理论，认为供给层受到资源的约束，也是存在一个增长的极限的理论，但是事实上在第三产业，在服务业通过创新会突破这个约束。所以，从一个纯理论的角度，从一个封闭的独立经济体的角度，它的增长一定是从量的增长再到质的增长，从这两个方面来进行的。量的增长只是一个优化的过程，更长期的是来自于质的增长。讨论增长的问题，从人均的增长比总量的增长更有价值一些，因为人均的增长表示了整个生活的水平，社会的生产力的一个提升。我国的人口从建国到现在经历了很大变化，所以该把人口的增长在整个增长中去掉，这样能看到每个人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经济增长最终的目标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在现实情况下，全要素生产率讨论增长的时候，它可能有两个方面表达的不是很清楚。首先，全要素增长率没有考虑到一个开放经济体全球化的阶段，跟其他的经济体进行这种贸易交流，包括技术交流，人才、资源等等各种资本要素的交流方面，它的增长的一个实际的情况。另外，可能也不太方便去表现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现实情况下，一个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的综合。首先是很简单的一个恢复性的增长，灾难性问题会造成很多的破坏，破坏后必然会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但它是一个非进步的增长，从数字来讲，它数字肯定是在增加，生活也在恢复，但是并不是比以前正常情况下更好，而且很多的粗放式的增长也是归于这里。第二个方面，实际上学习性的增长，就跟开放式的经济体关系就密切联系起来了，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跟国际的先进经济体在生产率方面、生产力水平等等效率的方面，有巨大的差距。所以，可以引进技术，引进资本，引进管理，引进很多的现成的一些东西，实现一个非常短时间内非常高速的增长。无论在日本、中国、四小龙等等，可以看到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达到非常高速的增长，是因为他跟当时最先进的经济体，美国、英国、欧洲有巨大的差距，所以，才会有这样超常规的一个增长。当渡过这一个阶段的时候，水平跟国际先进水平比较接近的时候，就必须要进入到刚才最开始的理论，要完全靠自己领先式的创新的增长。比如像美国，它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参考，可以去学，可以引进更新的技术，它必须要靠自己发明创造去创新，这种情况下它的速度往往是比较慢的，往往是靠长期的技术性研究，应用型研究，再到工业化，这种增长率的速度就会降下来。

　　

　　因此，现在的开放经济体实际过程中一定是三种因素的一个结合。但这三个因素只是意味着潜在增长率可能会很大，可以达到10%或者达到8%，并不代表现实中一定会达得到，现实的情况是由制度制约的。

　　

　　金院长在发言中提到，他去年专门为供给和需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做了一个研究。他认为，两者的作用是非对称的，这也是金院长理解的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的意义。首先供给是主动的，需求是处于一个被动的状态，而且供给因素是长期性的，需求往往是临时性的，1929年发生的危机，包括2008年发生的全球的金融危机，可以通过需求一侧的刺激能够有一些应急性的作用，但是更长期的还是来源于供给一侧。实际上刚才说的临时性的前面提到它是一个破坏性的，就是第一类的恢复性的增长，但是真正长期的增长还是要依赖于供给一侧，而且供给的主体是企业，它是一个增长的源泉，需求只是一个优化的因素，比如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过大，当然会影响增长，影响到经济的效果，但是总的来讲，一个是做蛋糕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一个是怎么把蛋糕分好的问题。同时，需求和供给的作用在经济发展不同的阶段，甚至在不同周期的波峰、波谷的不同阶段，相应的作用也会发生动态的变化。这四方面，要想实现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增长，重心还是放在供给一侧。制度供给实际上对经济增长具有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凯恩斯宏观经济，包括库兹涅茨宏观等式是把政府的支出作为总需求的一部分，把政府看作一个消费者，但实际上不是这样，政府不是花钱越多越好，也不是越少越好，一定有最优的空间，应该把政府看成一个供给者，它是个制度的供给者，是一个公共服务的供给者，这种情况下政府和企业都是为社会提供产品的。一个是提供商品，一个是提供公共品。这样的情况下可以建立新的均衡，政府应该可以发挥合适的作用，不会过多，也不会过少，同时也应该把居民看成一个生产者，是一个财富，不是一个负担，不是人口越多负担越重，而是人口越多，可以生产创造财富的人越多，劳动力就越丰富。如果从供给一侧看待这个事情，相当于正能量更积极的一个方面。

　　

　　关于如何建立一套制度体系，也是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待制度，按供给者角色的不同分成三个方面。科斯、诺斯有很多经济学的理论，但是他们对制度往往不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分的类，从经济学角度看，制度是一个产品，供给者提供制度的一方，分成三个方面，一个是软性制度，包括文化、价值观、社会习俗习惯，因为它的供给者不是一个确定的人，不是一个确定的机构，是整个社会，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在缓慢的进行变迁来形成的。所以，供给者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强制制度，是由国家机关、政府部门、立法机构来提供这样一个制度，还有一类制度就是在社会市场中自发通过博弈来形成的制度。金院长从这三个方面重新划分了制度，因为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制度变迁就是谁来提供这个制度，必须要把制度的供给主体分析清楚，才能很好的去推动这样的一个改革。

　　

　　经常说中国国情不同，全盘西化往往是把西方的强制制度拿过来，但是不应拿它的软性制过来，因为中国有中国的传统，中国的文化，就会产生一个互相的不协调，软性制度和强性制度会有不协调。所有的法律也好，如果跟社会习俗互相背离它是执行不下去的。所以，强制制度的设立和执行都是受到软性制度的制约的，甚至是决定的。同时，软性制度和强制制度又共同决定了协商制度的层面。所以，只有从这个角度，改革才能顺理成章去推进。如果强行只是把强制制度比如法律法规拿过来，如果不注重软性制度和协商制度互相的协调，那么这个改革一定是推行不下去的。

　　

　　金院长认为邓小平是新供给学派的第一人，他提出改革的理念，首先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完全是从供给侧做的事情，他不是要加强政府的投资，或者提高这种情况，而且他对于整个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现在的主要矛盾是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讲用经济学的术语就是供给不足，就是生产是不够的，不是需求过剩或者需求不足。包括改革启动的一个最标志性的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也是供给侧的一个释放，要解除对供给的约束。这里面价格要发挥的作用，包括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市场作用的发挥首先由价格体现，价格体现一个供需情况，如果仅是体现供需情况，如果价格高了以后表示供给不足，如果这时候不能提高供给的话，市场的作用就大打折扣，甚至去掉了50%的作用，只是靠价格，没有通过价格调节供给的话，整个作用都是没有体现的。

　　

　　整个改革应该是以解放供给侧的创新为目标，以制度创新和变迁为手段，改革一定要瞄准这个目标，改革开放总的来讲创造一个有利于供给侧不断创新的制度环境。各种各样的投资增加只是一个改革的自然结果，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改革了，促进企业进行这样的投资，促进它提高供给，增加雇员。所以，看到统计的结果是一个资本投入增加了、生产力提高了，但那只是一个改革的结果或者是一个经济增长的统计，统计现象，并不是原因。

　　

　　面向现在中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包括城镇化，如果从供给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而不是从需求角度，就可以看到，包括人，是一个职业的变化，是从农民变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从业者，而不是从农民变市民，变市民的话，这本身是个不科学的概念，农民对应的不是市民，农民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从业者，他应该变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应该从供给一侧来看这个事情。同时，通过城镇化，资金来源就解决了。如果把人看成一个负担，城镇化的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把人看成供给者，所有资金都是来源于你变成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税收。人们交了税，所以，自然城镇化资金来源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包括现在的环境污染，发展方式转变，都是供给侧，最开始的时候遇到了资源约束，遇到了一些外部性的问题，一定是从生产一面，从供给侧解决，这从需求侧一定是调节不了的。不能说因为空气污染，就让大家不吃不喝了，这是不合理的。现在讨论北京雾霾问题，限行等等也是从需求一侧解决，这就不能解决问题。比如洛杉矶也认为汽车、汽车尾气有问题，但是解决的是供给一侧，汽车的生产厂商发动机能不能更好的降低排放，汽油的提供商能不能提高标号，最后洛杉矶解决了雾霾的问题，但是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受到损失。还是从供给侧解决问题，包括房地产、教育、医疗，都是供给不足或者不均衡导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是从需求解决的，一定是通过供给解决问题，收入差距的问题是需求侧的一个优化，这个问题是企业跟个人在收入分配的过程中产生了博弈，力量的不均衡导致的，一定也是要从供给侧解决的。如果政府从需求上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那个二次分配，三次分配不会创造中产阶级，只会解决低收入的问题，但是不能解决经济进一步增长的问题。

　　

　　因此，一定要更多的看一下供给侧的问题。同时，市场和政府的分工定位也是一个供给管理的原则问题，供给管理政府做到什么程度，市场做到什么程度，市场究竟怎么起到决定性作用。市场的核心价值就这三点，首先它的价格体现了供求情况，它可以量化的调节供给。另外，一定要建立一个破产机制，才能结构性的调节。比如现在经济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太多，企业如果没有破产压力的话，如果都是由政府补贴的话，就不会转型也没有必要转型，不会从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转向创造型的企业，没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压力。要建立一个市场的规则的话，要有激励机制，既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现在破产退出的机制是不够的。评级也是面临这个问题，现在没有违约，都是刚性兑付，但也是有问题的，收益和风险应该有对应的层次化的正常的渠道，人们对于风险和收益也要有一个合理的预期，投资不能银行储蓄一样没有风险。

　　

　　另外，最根本的就是市场要有竞争的作用，竞争会导致创新，政府要创造一个良性竞争、公平竞争的规则，不能乱来，不能搞黑社会，不能通过三聚氰胺这种方式来竞争，而应该从创新的角度来进行竞争。所以，现在动力一定是来源于这两个方面，一个是现在有学习型的因素在里面，区域型的不平衡，中西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不平衡。同时，产业之间也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也是有不平衡，同时，中国在中西部和美国还有巨大的差异，所以，这个未来的增长空间还是很大的。在这个基础之上，一定要落实到中国自己的创新，中国对现代科技文明也要做出贡献，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是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事情，但近代的文明却没有中国人原创做出的。中国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智力，我国人口多，智商高，但是如何把这些聪明才智用在创新的角度，而不是用在别的角度，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对现代文明做出贡献。

　　

　　根据这个理论做了一个初步的测算，未来的潜在增长率还能保持在6—7%左右，保持十年左右。一个是从地区不平衡的角度分析了一下劳动人口的结构和GDP产出的一个比例，测算一个综合加权的平均，也在产业之间的不平衡，算了一下它的权重和时间。同时，再把中国拿到全球角度去跟美国、欧美、日本等等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进行了一个比较，比较乐观的假设自主创新仍然可以以最高的水平来增长。在改革到位的情况下，从供给侧把活力释放出来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这个结果，如果最终没有释放或者打个折扣，那么对结果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