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31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主办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2016年年会”在郑州隆重召开，本次年会的主题为“着力供给侧改革 引领十三五新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在演讲中指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可以借鉴人类三四百年以来的经济学发展的共同成果，D-S模型可以作为其微观基础。
演讲实录如下：
尊敬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新供给的年会。我想新供给理论现在已经起到了相当的积极作用，对中央这次提出供给侧改革可能起到一点小小的铺垫作用。目前，理论界批评最多的就是新供给经济学缺乏理论基础，特别是微观基础。我想，这个是要承认的，确实是缺乏微观基础。因为新供给经济学产生于本土，它跟美国的供给学派是不一样的。今天，我想就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微观基础做一点探讨，一个初步结论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可以借鉴人类三四百年以来的经济学发展的共同成果，是有微观基础的。
首先，请允许我先简要回顾一下凯恩斯革命以来的发展。凯恩斯在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中有效需求那一章提到了“供给”，只是后来没有系统地挖掘整理，黑箱没有被打开，我们所理解的依然还停留在生产力方程上，像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但是它还缺乏微观基础。
微观基础到底是什么？凯恩斯革命从大萧条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萨谬尔森的经济学，基本是凯恩斯革命，在教科书领域得到了几十年的流行。依然是如此的，希克斯在1937年提出IS—LM模型。IS—LM模型将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综合到一个非常简单的模型中，IS—LM模型能够推出总需求曲线，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变化以后，这个总需求曲线是可以移动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形象化的、抽象化的一个突破。
之后，克莱因的计量经济学方程影响也是很深远的，包括现在美联储还在使用这样一个方程，当时克莱因可能列出7条方程，现在美联储300多条方程。
之后，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有上世纪60年代以弗里德曼和施瓦茨1963年的美国货币史为代表的、长期的货币现象，也有上世纪60年代以后的菲利普斯曲线，主要是解决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问题。因为上世纪60年代，在发达国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已经很重要了。上世纪70年代，著名的“卢卡斯批评”认为政策如果被预知的话，将来是失效的，无论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1982年的文章把新古典经济学推到了极致。对凯恩斯的主要批评，就是凯恩斯假设了供给曲线是倾斜的，但是没有微观基础，供给曲线的倾斜一定是价格黏性，在完全竞争领域是找不到的。所以，主要批评集中在没有微观基础，这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一种革命。上世纪70年代，卢卡斯说凯恩斯主义已经死亡了，不要再谈了。
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回潮，解决了长期被诟病的凯恩斯主义缺乏微观基础的这样一个问题，主要是两个共识：为什么供给曲线是向右倾斜，价格黏性从哪里产生的？一个是菜单成本，卡普林（Caplin）和斯普尔伯（Spulber）在1987年发表文章，结论是当货币冲击很小的时候企业是不愿意调整菜单的，如果货币冲击非常大的时候才调整，于是就产生黏性了。第二个主要逻辑就来自效率工资，由于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想给效率工资，必须假设供给曲线是向右倾斜。如果垂直的话，跟古典经济学没什么两样，这样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流行。卡沃又提出预期的理论，于是把通胀预期加入菲利普斯曲线，中央银行广泛采纳。中央银行的基本模型，第一是菲利普斯曲线，有产出缺口、通胀，我们就通胀预期做了很多工作，加入以后是不一样的。第二有一个泰勒规则，还有需求方面的。把菲利普斯曲线作为供给侧，需求侧有利率，还有一些投资，加一个政策侧三条方程。
美国的供给学派主要是拉弗曲线，拉弗曲线也有一定的微观基础，所以总是被诟病，经济学家必须要从逻辑上证明这一点。我想跟大家说，在引入垄断竞争作为中国新供给的基础，已经提出了耳熟能详的八双、五并重，也是很多的创新，很多已经被采纳了，包括双减、双扩，包括人口政策的转变。
要引入的是1997年的模型，这个模型是一个经典模型，它跟卡沃引入的通胀预期模型是不一样的，他假设：生产是有规模报酬的，不是完全竞争，是垄断竞争模型；F是固定成本，随着产量增加平均成本下降；产品市场结构具有有限垄断性，产品有差异，有一定的替代性，消费者是多元化的；企业可以自由进出行业，但是有成本；消费具有非凸性，即消费者有多样性偏好。D-S模型发表之后，产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影响。首先被用在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包括了新增长理论、空间经济学。“城市是怎么诞生的”都是来自这个模型的演化，只是再加一些条件。
在这个年会上，我跟张黎娜博士一起把D-S模型引入新供给经济学，价格跟工资还是成正比的。供给侧改革从产量上若能降低边际成本，则垄断竞争的均衡成本会增加，若能降低固定成本，则均衡
价格可变成本会降低。可变成本很重要，让企业注册简单才能引发大量的创业、创新。
1987年著名的文章，Blanchard和Kiyotaki，要推导出总供给曲线，劳动力市场上这个模型已经把劳动的需求曲线和劳动的供给曲线描述出来了，相当于L模型和S模型已经得到总需求曲线是一样的，已经完成这个了。如果劳动供给曲线移动的话，它带动整个总供给移动，不一定是平行移动。问题在哪里？布兰查德（Blanchard）和清泷信（Kiyotaki）的主要研究提供的钱是多和少的问题，后来将注意力转向了需求侧，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
我们做了模拟。通过减税可以将IS曲线向右推动，提高均衡产出，它是平行移动的，税收在外面。给出垄断竞争模型之后——布兰查德和清泷信没有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个领域——如果减税，同时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比如：注册过程简单、行政成本减少、供给曲线右移。如果总需求曲线不动，得到的是一个价格下降和产出增加。这就是供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它是有理论基础的。
由此，标准的垄断竞争模型D-S可以成为供给侧（Supply-side）的理论基础，囊括了产品市场、劳动市场、技术创新部门等在内的部门，打开了传统供给学派的理论黑箱。供给侧（Supply-side）不完全是生产方程，很复杂，涉及到很多市场，涉及消费者，涉及企业能不能固定成本的进入，涉及这个市场是不是垄断的。如果更多趋向于竞争性市场，它的供给曲线是右移，并不是供给侧就是劳动、技术、资本，这就简单了一些，大家看它是比较复杂的，都可以涉及的。这个黑箱打开以后，新供给理论就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基础，它是站在人类过去三百年以来对经济学的发展。
过去的中央银行或者大家长期满足于短期的，有通胀预期，有泰勒规则。2049战略是洪理事长高瞻远瞩支持、贾院长引导、黄剑辉副秘书长统一协调的，我和郭树强承担了“超老龄社会”这个课题，我们的成果是谭海鸣、我和甯辰的“中国的超老龄社会长期空间动力学”，这个模型即将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得到的结论就是我们“十三五”期间潜在增长速度是不断下降的，这个下降不一定来自于需求端，是由于老龄化、城镇化导致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第一篇综合了空间动力学、人口老龄化的一个模型，是一个中长期的供给侧模型。
同时，我今天跟大家汇报，D-S模型是完全可以作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微观基础，不要太轻易批评（新供给），因为它是有微观基础的。
最后，借用凯恩斯的话来结束今天的汇报：“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设想将这样的工作视为类似于牙科医生的谦虚和胜任，那将是很了不起的”。所以，供给侧改革呼吁“工匠精神”，呼吁像牙医那样的敬业与专注！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