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国有企业改革—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攻坚战”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
在《产能过剩之痛》为主旨的演讲中，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教授冯俏彬表示，不只是在国有企业，实际上在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个产能过剩是包括很多民营企业他们所在的区域，实际上都存在着产能过剩。冯俏彬强调，对当前化解产能过剩来讲最重要的应该是，化解产能过剩要改变它的激励机制，分两个方面，一个是GDP和干部考核制度，第二是财税体制改革。
以下是演讲实录：
冯俏彬：各位专家，各位同仁，大家上午好，今天和大家交流的题目是《产能过剩之痛》。在化解产能过剩，追求供给侧改革非常热，我们也参加了很多供给侧改革方面的会，也讲了很多课，总的感觉，现在供给侧改革提出的五大任务，很多方面解读为供给侧改革的本身，作为我们来讲不是太赞同这种看法，因为供给侧改革既有短期问题，也有长期问题，包括去产能在内的五大任务是“十三五”期间的重点任务，重点是清除过去刺激政策过头的一些政策后果，真正的供给侧改革还是在五大要素改革方面。不管怎么说，现在各方面开会讨论最多的是去产能的问题，讨论去产能时就涉及到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所以，不同角度都指向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
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的问题中，还是人的问题，债务的问题，以及资产重组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回过头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就体会到产能过剩在我们国家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现在一般都公认我们国家的产能过剩当然也有市场方面的原因，但是更主要的还是体制性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这方面有很多数据可以说明，前两天我们看到一个数据，我们国家有两百多个行业目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全行业的，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大家关注的化解产能过剩指向国有企业之外，实际上在国有企业之外，大量的民企和大量现在并没有提上我们化解产能过剩五大行业名单当中的，也存在严重的产能过剩的问题。
看待产能过剩有时要看它到底在什么地方，目前大家最关注的，第一个主要集中在资源和能源行业，这些行业可能也是国有经济比较大的方面的一些行业。才智的研究中发现，僵尸企业目前主要出现在中等发达地区，而不是我们讲的最不发达的地区和最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中等发达的区域。国有成分在僵尸企业中占的比重是比较大的，整个比重大概达到40%以上。所以，这个是当前在讨论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大家不约而同的认为化解产能过剩必须和国有企业改革联系起来，这是一个基本的出路。
我们注意到的问题，不只是在国有企业，实际上在产能过剩的行业，这个产能过剩是包括很多民营企业他们所在的区域，实际上都存在着产能过剩，这当中就说明产能过剩这个问题并不见得只是一个国有企业的问题，可能其中还有更复杂的问题，我认为这和我们经济主导，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相关，就和我们长期以来我们国家本身是一个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模式，和这种模式直接相关的。这种模式实际上无所谓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只要是在我们这种增长模式下面，它所形成产能过剩的机理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
此前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关于产能过剩的一个专题的研究，在做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就发现形成体制性产能过剩主要是因为政府采用一系列的措施扭曲了要素投资价格信号，形成了一个政府价格信号，这个政府价格信号就是在投资的时候由政府给出的信号，而不完全是市场本身的信号，当然有一些概念上的界定，也有一些特征方面的说明，这种说明的意思，这个信号的基本特征是低于市场价格的，在这种低于市场价格的扭曲形的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形成了全社会的投资过度。在形成价格信号的方式上有很多方式我们把它总结为7条，包括财政补贴、银行信贷、低廉的土地价格、资源价格、电价、水价补贴、税收优惠，在我们原来的研究中有很多例子，有一些比较生动的例子，像土地价格，2004年大家讨论铁本事件，当地政府就以低价出让土地的方式为企业提供了大约18亿元的投资补贴，资源价格，有一个资源大省当年规定在当地投资超过40亿元每投资20亿就可以为它配备一亿吨煤炭储量的开采，有的企业可以投资40亿元获得600亿元的投资补贴。政府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价格信号，这就是我们平常经常听到政府官员对企业家的一句话“你们不仅要研究市场，还要研究政府，还要研究政策”，当时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对我的触动非常强烈，企业家不能只研究市场，要研究政府，要研究政策。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政策当中就是利润空间，而且非常大的利润空间，这种利润空间比辛辛苦苦研究市场、研究需求会带来更大的利润，这是它的基本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我们形成了一个低于市场价格的政府价格，所以，造成企业家集体失智。明明知道这个行业已经产能过剩了，但是还有人前赴后继的进入。从全社会的角度形成一个投资过度，这个当然就是产能过剩产生的根源。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产能过剩表现大家讨论更多的和国有企业改革相联系，但是产能过剩的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这种深层原因是政府对于我们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掌控能力过于强大所形成的一套低于市场价格的政府的特殊价格所形成的一个基本的现象。所以，这种基本的现象形成以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它会超过一定的限度，到这个时候就进入了化解产能过剩。
我们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和近期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非常明显的感到这些产能过剩的行业和企业是政府通过政府价格信号刺激出来的，但是在化解产能过剩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方式同样也是行政化的方式。比如当年我们放低环保质量方面的要求，现在我们标准就是反向操作，我们要把一些企业挤出这个行业的办法就是提高标准，以前是同意贷款，现在是停止放贷，以前我们给这个企业批土地，甚至免费低价供地，现在不供地。还是一种行政化操作的方式，这种方式就非常的明显。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种情况下基本就可以看到产能过剩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但这个周期问题不是市场周期，而是体制周期，有人做过研究，产能过剩的问题每隔多久我们讨论一次呢？大概每隔十年到二十年，十年是一个产业扩张期，十年以后我们就开始讨论产能过剩的问题，这个问题在90年代的时候讨论的是纺织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到现在我们讨论的是钢铁、水泥等等行业的产能过剩的问题。当时使用的方式是行政化的方式，甚至极端的方式，现在化解钢铁产能使用的方式是高炉炸掉，有些生产线直接关掉，都是比较极端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
我们前段时间大家讨论一个问题，90年代讨论纺织业的产能过剩问题，今天讨论钢铁、水泥的产能过剩问题，但是如果我们体制性的原因不消除或者不减弱的话，再过十年我们要讨论的可能就是今天大家热衷于发展的新能源汽车、大数据产业，包括我们讲的有些地方特别先进的机器人，我们就会在十年以后再来重新讨论这些行业出现的产能问题。所以，这就是一个循环。我们在讨论产能过剩的问题的时候，除了要看到它所形成的体制性的原因，这种体制性的原因不仅仅在国有企业上有体现，而是在全社会，各个行业，各个领域都有体现。因此，我们要反思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问题。政府主导经济的模式它肯定是有利有弊的，我们短短三十年从世界排名倒数进展到世界第二，这就是我们体制的一种特点，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干成大事，能够在短是的时间内取得非常重大的发展，这是它的利。回过来看它的弊，我们看到全行业、全领域的产能过剩，这些问题没有好好得到进一步探讨。任何事情当然都是有利有弊、有成本有收益，但是问题是我们怎么使成本能够更小一些，使我们的收益更大一些。所以，这方面就有两个非常矛盾的心情，一个方面我们这个体制有我们的好处，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把中国在短短三十年时间内带到了世界经济体量第二的令人眩目的位置上。另一方面我们付出的代价就是我们每隔十年二十年就讨论产能过剩这样一些问题。这当中的平衡点到底在什么位置是一个特别值得思考的问题。
讲到供给侧改革的时候大家有个共识，现在我们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之一就是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换代，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也正在由投资拉动型经济向消费驱动型经济，消费型经济有一种观念认为目前的消费型经济正在浮现，换句话说，消费经济学未来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空间。消费经济学大家知道它的基本特点，在这个时候相对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它可以辨识出的某些投资领域投资需求特征之外，消费型经济面对的居民的个体是极其庞大。以前政府投资主要是看政府，政府要投什么，企业就跟着这个信号去生产，现在如果消费型经济时代面对的数以亿万计的分散的变幻不定的消费者，他们之间多样化、个性化、差异化的这些消费需求怎么样形成最短的反应链，在企业这端有反应，而中间不一定经过政府这个环节，我觉得这当中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消费型经济所内涵的这种复杂性，以及个体和个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这种机制非常类似于控制论中所讲的复杂系统，准确的说叫复杂的活系统，在这个活系统中个体相互反应的程度，需要足够的信息，需要一个简单的规则，需要基本的信息平台，但是作为这个系统的管理者本身它并不需要对每一个个体多加关注，对每一个个体的行为，甚至对结果完全的进行控制，它只需要设定一些基本规则。所以，我感觉这当中的问题，我们现在经济系统本身也越变越复杂，无论是我们前一阶段看到的股市的异常波动，还是我们近期所看到的房地产市场的情况都说明再一个复杂系统当中个体不完全理性的个体之间相互行动可能产生出一种巨大的冲击力，这个过程中管理经济的方式本身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这方面的思考可能才开了一个头，还没有完全得到阐述。但是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在面对这样的复杂活系统的时候，政府本身确实有一个调整职能的问题，这个职能我们历次在中央文件阐述的政府要履行的四大职能，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对投资行为，对市场行为要设定规则、提供信息，提供基本的形态，然后这些不同的个体之间相互的自发的识别、反应和相互连接。这样的情况下谈论供给侧改革，化解产能过剩确实要高度重视我们讲的制度创新和制度供给，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建议，但是在所有的建议当中我个人觉得对当前化解产能过剩来讲最重要的应该是我的第四条和第五条，化解产能过剩要改变它的激励机制，两个方面，一个是GDP和干部考核制度。第二是财税体制改革。我们和一些地方领导接触的过程中，提出五大创新理念，大家也都在学习，但是真正的你看各个地方政府的规划，比如他们的“十三五”规划，大多数时候还是以项目为主，以建设为主，很多地方提出的“项目为王”那是说得非常响亮的。我们这种理念要落实到具体的改革实践当中，它一定有一个背后的具体机制的调整，这种机制的调整我认为就是激励机制，要把这个激励机制做对，是GDP和干部考核制度。
另外是财税所形成的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在这个问题上，今年财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中央和地方事权的调整。近期由于营改增出台，很多地方开始讨论重新要划分中央和地方关于增值税的分享比例的问题。我理解它的调整方向，应该是提高地方政府在增值税分享中的比例，现在的分享比例是75：25，下一步应该把地方政府分享的25提高到一个更高的状态。这个问题我认为就和我们主张的由政治转变职能退回到在市场经济管理复杂系统所需要的职能方面是背道而驰的。因为增值税是一种生产经营，是一种流转性的税种，如果提高地方政府在增值税方面的分享比例很可能矫正不了，改变不了地方政府深深的植根于推动经济、发展经济这方面的基本利益。我注意到财政部的表述要出台一个过渡性的调配方案，我们希望最终的调配方案是增值税的税种更多的向上面提，地方政府不从中分享。另一方面适应消费时代的到来，消费税这种特别适合于地方从投资重点转化为消费重点，转化为当地消费环境的建设，这种就应该放到地方。这两方面，在我们财税体制改革上怎么和这些大的经济发展的长远思考联动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再进一步深化研究的。有些方面因为还没有完全形成文，主要还是停留在想法的阶段，不当之处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