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新供给2016年第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办，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在谈及供给侧改革时指出，供给侧改革是发挥市场对供给的调节作用，辅以政府供给服务对市场失灵的补充，解除价格的管制，以及对供给的抑制作用。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必须要在供给侧改革，价格调节供给才能实现去库存，竞争促进创新和效率提升才能去产能。
金海年：听了前面专家的论述我非常同意，引用马云的一句话，“今天很残酷，明天更残酷，但后天很美好”。新常态是一个长期的，所以，我们长期是乐观的，但是中短期可能形势不容乐观。
整个中国的经济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孤立的情况，它已经跟全球的经济非常相关，美国的经济看起来复苏也不是像原来想象的那么稳固，全球的经济走势非常复杂。黄剑辉院长提到印度，还有杨主编提到的还有欧洲，还有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其他的发达国家像日本，全球的经济走势非常复杂的，但是目前我也非常同意马晓河院长的观点，看到的三月份或者一季度的情况可能有一些数字上的改善，但是短期的改善究竟是波动还是就已经触底了就是一个拐点呢？国内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完全明朗，而且很有可能这个危机的风险因素不一定来自于经济本身。
从结构上进行一个分析，中国的经济新常态表面上体现在经济增速和人口结构上，但是它的内涵上会体现在经济结构上的变化，经济动力上的变化，消费结构上的变化，以及约束条件的一些长期的变化。所谓新常态首先是“新”，另外一个是“常”，如果只有五年的话恐怕还不能称之为常态，这个时间可能会有十到十五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一点的时间才会完全经历这样一个新常态，未来还有一个后新常态，那才是真正的常态，希望我们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才是一个真正的常态，包括这个过程会经历全球化，会经历宏观政策的改革和转型，以及最终会体现在供给性改革上。
从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发展变化的总量来看，显然我们是正在上升的趋势。从人均来讲我们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日本经过失去的二十年之前的快速增长，它跟美国已经处于先富的行列。中国的差距还是相当大，从总量到人均我们需要考虑人的因素。同时，我们从经济学规律上来讲，我们会看到其实中国的经济仍然非常好的符合朱格拉周期，每十年我们会经历一个经济最低的低点。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个低点是在1980年到1981年，第二个是1990年，第三个低点是1999年，下一个低点如果朱格拉周期仍然生效的话，也就意味着现在持续的放缓还没有结束，现在谈触底还有点早，今天和明天可能还比较残酷，后天会很美好，我们十四五会恢复到更加上升的通道。我们后面也有一个各国的对比，这一次下降的通道可能会下降到6%，甚至于到5%左右，到一个中高速增长的阶段。这个下滑可能有一些微小的波动，就好像80年代它也是有波动的，但是大的周期仍然是生效的。
从结构上来讲，从刘易斯二元结构现在到了三元结构分化的阶段，不但有农业跟现代产业的分化，同时看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在发生变化。二三产业首先看能耗上，德国能耗的效率可能是中国的三倍左右。提高能耗效率有两种方法，一个是通过工业手段提高生产率，通过科技进步来提升。还有一个就是通过产业转型，即使所有的技术不改变的情况下，工业还是原来粗放型的工业，但是从原来的50%这样一个比例把它变成工业占25%，第三产业占75%这样一个全球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它整个能耗效率会提升70%，也就是如果我们产业进一步升级的话，整个结构进一步调整的话，我们的能耗效率会超过美国。
再就是我们看人口的变化，我们都说老龄化，老龄化是非常严峻的一个形势，但是它跟经济周期究竟谁为因果也是需要考虑的。从统计上来讲，也是从1978年到2014年36年时间的变化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中国的劳动力人口都是显著低于发达国家的，但是我们的增长速度是明显快于发达国家的。也就是劳动力并不一定会带来经济增速的变化。老龄化的问题，包括现在即使打开了二胎，甚至完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为什么还会有老龄化的趋势，那是跟工业化和城镇化相关的，实际上是一个工业需求的饱和，我们工业需求已经达到了上限。
前段时间有专家提出第三产业魔咒，中国2015年第一次第三产业超过了GDP的50%，当时他们就说好像世界上一些国家如果超过50%的增速都会降到7%以内，是不是这样？美国上升到60%的时候确实绝大多数GDP会在7%以内。我们会发现好像50%并不是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反而60%是一个关键点，我们看到日本、德国、台湾、韩国，当第三产业的比重超过60%或者达到60%的时候会有一个缓慢减缓的台阶的效应。同时，经济增速全部会下降到6%以下，有的个别情况超过6%是因为前面有一个危机，有一个恢复性的增长，后面的60%、6%，跟我们2018年2019年非常相像。我2013年做过一个中国地方债的研究，当时发现中国地方债所有危机的爆发点可能会在2019年，因为我们所有的存量绝大多数会在2019年到期，现在为什么还有？因为绝大多数债务还没有到期。所以，到2018年、2019年，也就是在“十三五”末期的时候，可能确实对中国经济考验最严重的一个时间。
同时张首席提到四个领域的变化，我们也做了一个定量的整理。国企改革应该先从东北做起，东北的情况是最严峻的，尤其到2012年以后东北GDP的增速迅速下滑，一下滑到所有的后面。因为我们知道工业化有一个限度的，在发达的东部工业化进入到后期它的增速会开始放缓，中部、西部它工业化还是处于中间快速上升的阶段。所以，2003年以后很明显中部的GDP会高于，包括重庆都会高于东部，因为它进入了工业化的进程。为什么2012年后这种情况消失了？并不是我们的中部和西部工业化已经完成了跟东部一样了，而是发现区域之间经济的联系增加了，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变成中部和西部工业化是为了东部的发展服务的，由于东部的需求遇到了限制，遇到了饱和，所以，中部和西部的工业化增速开始放缓，这也是经济一体化需要引起我们警惕的一块。事实上数据也看到消费的需求是不缺的，首先我们收入的增长，我们储蓄率的变化，从十年之前的40%现在上升到50%上升了一个台阶，、近年来消费信心指数一直在上升，零售增速一直在下滑，也就是我们供给出了问题，并不是消费出了问题。
货币的供给，中国的货币现在发生量非常大，M2/GDP，虽然中国和美国统计口径有一些不同，但是基本上能看到问题，中国的M2/GDP超过了日本，我们确实超发了，为什么没有引起通货膨胀，也没有明显的资产泡沫，我们在进行全球化，美国发的货币会发到全球，某种程度可以作为一件好事儿很好的利用。国际资本市场比较，中国为什么M2这么高反而没有通胀呢？因为我们资本市场严重不发达，无论是在股票市场还是债权市场，中国的资本市场资金的利用效率是比较低的。银行贷款占有太高的比重，尤其是2009年以后这个比重也是非常高的，引起杠杆率进一步的攀升。因此，带来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中国的融资成本比美国企业融资成本贵60%-70%。
我们以后的投资像罗斯托的发展阶段理论是个倒U的曲线，起飞阶段投资更多的偏重在基础设施建设，后期一定是社会保障，这时候企业研发的投资就应该占有主导地位，这样才能使得创新有支撑，现在中国投资的比重无论跟德国比，跟日本比都是比较低的，比例低一倍左右。2014年以后我们研发的投资增速也是在趋缓的，这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像刚才张智威博士提到的供给侧改革是好事情，但是现在并没有进行真正的供给侧改革，原来惯性还是存在的，我们现在去库存导致了加杠杆，本来三去一降一补，本来要同时实现，同时是先有难度，但是不能说去库存导致加杠杆，去产能导致养僵尸。刚才张智威博士提到的问题，为什么东北的信贷增速在增加？实际上更多的跟僵尸企业的数据有关系。保短期的数据可能会导致饮鸩止渴，长期失速，有可能增加泡沫，使得转型停滞，导致债务的增长失控。
中国采购经理人指数，短期的恢复是不是趋势，是不是好事都成问题。制造业的恢复反而比非制造业恢复得要快，这个变化是逆周期的，不见得是好事情。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必须要在供给侧改革，现在很多改革是不是供给侧改革，只是提出了，真正做的反而是限制需求。供给侧改革就是发挥市场对供给的调节作用，辅以政府供给服务对市场失灵的补充，解除价格的管制，以及对供给的抑制作用。说得白一点，卖的多就要降价，价格不降怎么可能库存会卖掉呢？所以，价格调节供给才能实现去库存，竞争促进创新和效率提升才能去产能，不宜救助落后的产能低效企业，应该救助他们的职工，但是不应该救助那些僵尸企业，只有建立一个可实施的破产清算机制才能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第二产业为什么会转成第三产业？该破产的要破产，第三产业才会增长。去产能应该靠市场，不应该靠市长。制度的供给更多的应该聚焦在环保的外部性成本上，而不是政府拉郎配，要求整合、并购等等。这些整合的并购应该在公众公开的资本市场上通过市场手段来实现。去杠杆、空中加油、经济增长是扩大分母，发展股权融资多层次的市场是分子分母的转化，把分母转到份子上，贷转债，债转优先股是优化债务的结构。我们接触很多地方的国有企业，地方的融资平台最近发了很多债。这是很值得关注的一个。货币宽松的资金流向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房地产也是要在供给侧改革，不要限制需求，要解除对户口的限制，老百姓要住好房子、大房子的需求限制是不对的，要管的是供给侧，发展契约精神和法人体系，地方政府摆脱土地财政，地方融资平台可以发展地方的淡马锡，进行产业投资，长期的产业引导。降成本、营改增改进的远远不够，营改增有个测算，金融行业是有一定的减税的，建筑行业反而减税更多，生活服务行业里医疗、教育反而税负增加了，这就不利于我们供给的增加。因为医疗和教育就是因为供给不足，谁都想去好医院，谁都想上好学校，这是对的，就应该增加好医院，增加好学校，增加好医生，增加供给才对，增加了税负反而是有问题的。应该结构性减税，建立绿色低税负的行业目录，减少低能耗污染税负，建立一个黑色的目录，就是污染、生态破坏，从这个角度来去产能、去库存，而不是靠行政手段。
经常项目全球化现在要跟资本项目全球化结合，我们现在不存在资本外流，而是一个资本的全球化的配置，偿汇于民，偿汇于企，原来官方那么多外汇储备，本身外汇储备的管理出了问题，现在稍微减少一下就有点儿心慌是不对的。我们应该有自信，中国资本的全球化，人民币的全球化，人民币马上也是储备了，加入SDR人民币也是储备，不是只有美元是储备，不应该把投资海外视为资本外流，它是中国资本全球化，加强全球影响力、控制力和主导权的考虑。所以，海外的投资和并购是从中国视野上升到全球视野，中国真正的做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来进行供给侧配置优化措施，应该鼓励中国企业海外跨国并购，尤其针对智力资源可增值的资产，应该设立一个针对投机的法制规则和风险对冲体系，做空和做多本身是个博弈，它可以减缓金融的波动，是个阻尼机制，这个要好好利用好。
最后的结论，供给侧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政府提供一个这样的制度，这种制度一定要能解除对供给的约束，释放供给创新的实力，要规范供给的竞争，不要有地沟油，不要通过环保污染竞争，来补充供给的实力。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