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0日，新供给2016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上海举行，会议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主办。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三大结构性问题。一是结构性通货紧缩，二是结构性失业，三是结构性错配。借鉴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中国当前应该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双侧发力，从改革与刺激双轮驱动。
关于供给侧对策方面，魏加宁认为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民营经济，解决僵尸企业退出问题。
关于需求侧对策方面，要区分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措施。对于传统的需求，要找准发展瓶颈，推进结构性的扩张政策。对于新的需求，比如教育、医疗、养老等，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
魏加宁强调，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经济恐怕连“L形”都没有，只有危机。如果能够大力度地推进改革，加快转型升级，并辅之以适当的宏观刺激政策，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个明确的规律，我们把它叫做改革周期。就是每当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放思想。这是基本规律，顺规律者昌，逆规律者衰。”魏加宁补充。
魏加宁：以下所讲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一、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着三大结构性问题
1.结构性通货紧缩。
PPI已经连续51个月负增长，但CPI仍然为正的，这和1998年那一轮通货紧缩有所不同。并且，CPI里面，食品价格又高于非食品价格，这跟1998年也不一样。由于食品价格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更为敏感，所以在研究通货紧缩时就不得不高度关注。
2.结构性失业。
现在可以看到，一方面是东北、西北下岗职工、待下岗职工越来越多，而且据说，东北每年流失人口高达200万-400万；但是另一方面，再去东南沿海——广东、浙江看看，由于招工难，用工成本上升，都在拼命地开发机器人、引进机器人，提出的口号是“用机器换人”。原因是现在的用工成本在上升。根据我们中心的企业家系统调查，目前人工成本上升已经成为企业经营中面临的最主要困难。在用工成本方面，有所增加的占到了57.8%，明显增加的占到了24.5%。在企业家中，“有意愿用机器人替代人”的企业家，现在已经占到了65.9%。也就是说，一边是大量职工下岗失业，另外一边是拼命研发机器人，用机器来换人，这是一个很明显的矛盾现象。
3.结构性错配。
一方面，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自己所在的领域是存在产能过剩的，企业的设备利用率也是在下降的。另一方面，医疗、教育、养老等领域供给严重不足。哪个大城市医院不是人满为患？为什么？因为这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随着老龄化，随着医保的改善，医疗需求在快速增长，但是在供给方面，政府拿不出这么多钱，或者说不想拿出这么多钱来办医院，也不允许民间资本进来，不允许外资进来。上海自贸区有许多外资医院注册了，但是开不了张。教育也是，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上学发愁？从上好幼儿园就开始发愁，上好小学、好中学、一直到上好大学，——还有大量的孩子到国外去留学去了。再有就是“养老”，《北京晚报》去年头版头条刊登了一个消息，说是在北京要上官方的养老院需要等100年！——像这样的一些领域的需求非常旺盛，但是供给严重不足。根据我们发展中心的问卷调查系统显示：企业家看好的行业里，养老排在第一位。所以我说，中国经济目前存在着这么三个大的结构性矛盾。。
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经验（参见：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宏观部分，2009）。
对于朱镕基政府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进行回顾，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朱镕基政府是从需求侧与供给侧两个方面入手的。首先在需求侧，一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5100亿国债用于修建高速公路、大型水利、发电项目等；二是银行配套贷款，银行提供的贷款规模与国债大体相当。同时，实行名为“稳健”实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7次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给。三是实施住房制度改革，打开了住房需求的大门。四是推动加入WTO，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其次看供给侧，一方面，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一是调整国有经济战略布局，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实行民营化；二是将石油、通信、电力等领域的大型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化改制、上市。另一方面，扶持民营中小企业，承接国企改革的下岗职工。包括国家经贸委成立中小企业长，地方政府设立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商业银行增加给民营、中小企业贷款，国家赋予民营中小企业出口自主权，提高出口的供给能力。因为当时浙江的一些民营企业是不能直接出口的，必须卖给上海、广州的国有贸易公司才能出口。1998年我陪吴老师去浙江考察民营企业，在后来的报告里头吴老师就建议，要给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后来被采纳。
回过头来看当时朱镕基政府采取的措施，实现了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首先，在需求方面，修公路以后，汽车需求增长，然后通过引进外资，导致汽车产业的大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其次，实施住房商品化，住房需求快速上升，导致房地产业大发展，加上相关产业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再有就是出口，一方面通过加入WTO，出口需求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赋予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导致出口快速增长。
所以实际上汽车产业、房地产、出口是拉动上一轮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三个引擎，都是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采取措施的。实施的效果大家也可以看到，1998年以后，国有经济的投资是逐步下降的，而民间投资是在上升的。
三、关于当前对策的一些思考
中国当前如何应对这种结构性矛盾呢？我想应当是从需求侧和供给侧双侧发力，从改革与刺激双轮驱动。
关于供给侧对策方面，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到底应该怎么改？实际上一直是有两种选择：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加强党的领导来提高国有企业效率。另一种是自下而上地强化民主监督。在国企改革问题上，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要把国有企业的财务报表统统披露给社会公众。因为13亿中国人都是所有者，当然有权利知道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的盈利到底是怎么来的？投入是多少？产出是多少？工资待遇是多少？这样的话，就能够有一个有效的监督。我相信，13亿人里一定会有较真的，这种监督比那种依靠自上而下派几名干部来监督的效果要好得多。
第二个要发展民营经济，就需要给民营经济重新定位，不能再像过去那样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了。我们的经济学理论，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好，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好，还是供给侧改革理论，都要把民营经济的定位说清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民营经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理论上要说清楚，法律上要给可靠保证。
还有一项就是僵尸企业退出的问题，必须打破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囚徒困境”。
关于需求侧对策，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区分不同的需求，采取不同的措施。
首先，对于传统的需求，应该看到，目前的实际增长速度恐怕已经低于潜在增长率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适当的扩张性政策可能是需要的，但是要找准发展的瓶颈，推进结构性的扩张政策。比如：上一些类似当年三峡大坝这种大型项目。三峡大坝二期工程就是在1998年开始干的。因此，要上一些早晚都要上，早上早获益，并且趁着钢价、水泥的价格在下跌的时候建设，成本会比较低。所以我很同意前面贾康等专家所说的，城市的管道设施、水利设施，一些交通的瓶颈，一些重大的项目，应当抓紧建设。但是要采取PPP的形式，把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把那些无处可投的民间资本吸引进来，投向那些有效益的重大项目，这是一个方面。
其次，关于新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共经历了三个大的周期。80年代的第一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吃”和“穿”的问题。90年代的第二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用”的问题，家用电器。2010年代的第三个周期，主要解决的是“住”和“行”的问题。现在进入了第四个周期，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前面讲了，教育、医疗、养老这样一些新的需求。对于这些新的需求：一方面，政府要尽职尽责，不能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政府也不能大包大揽，全部垄断。要改革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我的初步想法是：从补供方转为补需方。通过教育票、医疗票、养老票和教育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这样一些方式去补需方，然后供方就可以放开了。如果能够把供方放开，民间资本、外资都可以进来，就可以增加供给，提高效率。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提高效率、增加供给，另一方面又能够保证公平，还可以使公众能够拥有一定的选择权。
总之，我相信，如果不改革的话，中国经济恐怕连“L形”都没有，而是危机了。但是，如果能够真正大力度、实质性地推进改革、推动转型升级的话，并辅之以适当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我相信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新的增长、迈上新的台阶。中国过去30多年的改革开放有一个明确的规律，我们把它叫做“改革周期”。就是每当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放思想。这是基本规律，顺规律者昌，逆规律者衰。
杨燕青：我们现在还是一定需要改革，而且我们需要启动新的改革周期。他对目前整体中国的判断，我们现在存在结构性的失业，同时存在结构性的错配。这实际上是目前我们面临的从微观的角度比较重要的对结构性困境的非常好的诠释和解读。他参照1998年当时做了什么，中国很多学者一直把1998年的经验一直作为参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可以给未来提供非常多的一些路径。他也非常重点的强调需求和供给，我们两件事情都需要做。从供给的角度，我非常赞同魏老师的建议：1.国企改革。现在讲的产能过剩，去产能过剩实际上是国有企业改革。2.不发展民营经济，中国的经济是没有未来的。特别感谢魏老师把这个特别强的信号释放出来。我们不能只搞结构性改革，如果从需求的角度，为什么需要改革？为什么说还需要加大一定的投入？魏老师一个非常强的判断，这个判断我觉得可以经得起推敲。我们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低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按照凯恩斯理论，我们还有需求的一定空间。虽然空间不见得很大，需求也会导致一定的问题，但是依旧有空间导致一定的推动。一个是关于重大的项目一定要做的，通过PPP的方式。同时，在新的需求的角度，需要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在新的需求角度，主要是养老、医疗、健康、教育，这个角度是公共政策需要跟得上，比如：我们补需方，而不是补供方。同时，通过结构性的改革，通过准入的改革，让我们的供给在需求产生的行业，让供给可以打开。 我觉得这是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我非常的看好魏老师的改革方案。我想我们也是用各种渠道，把改革的方案更多的传递到上面去，我们的信号非常明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