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宏胜：关于占优货币和人民币国际化的几点看法
发布时间：2016-07-03 21:39:18作者：潘宏胜来源：浏览：
打印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潘宏胜：很高兴参加此次论坛的学术交流，这次会议的主题和人民币国际化有密切关系。近几年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研究分析较多，简单归纳，大致可分为“冲击—反应”和“成本—收益”两大分析模式。前者将人民币视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冲击性变量，分析可能产生的内外部影响；后者则着重比较人民币国际化可能带来的成本和收益。这些分析很多方面都有道理。目前，相关分析的最大不足在于很难定量化，且货币国际化没有比较成熟和完整的理论框架支撑。在这些分析也还有一些有待商榷的讨论。我今天想就此谈几点粗浅的看法。我不从事人民币国际化的具体工作，以下都是个人看法，不代表供职单位的意见。
第一，人民币作为一个新晋国际货币，不是既有占优货币和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的“闯入者”或“挑战者”，而是“适应者”和“建设者”。这几年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确实很大，令人欢欣鼓舞。但我也注意到一些分析和报道一度很喜欢用“人民币国际化再下一城”，甚至“挑战美元”或“改变现行国际货币秩序”等一些提法，好像人民币正在“攻城掠地”，抢占人家的地盘。如果把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放在一个国际货币秩序演进的大格局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人民币国际化只是中国适应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一小步，以及中国作为经济贸易大国的货币金融表现而已。
现今的世界大格局，大抵是16世纪以来欧洲列邦逐渐向各大洲扩张国力、拓展市场而逐步形成的，近代国际条例和惯例则多是在17世纪中期以后所创，18世纪以来才对这些条规和惯例不断丰富完备，建立起当今国际政治和外交体系的雏形。国际货币体系则更晚，国际金本位出现在19世纪80年代前后，当时实行金本位的国家只有数十个，但因英国、美国、德国、法国等主要国家在内才称其为国际体系。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二次世界大战“打”出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体系后来崩溃了，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仍是其延续，“神形”犹在。中国是这一体系的最早参与者，是IMF的创始国之一。但我们暌违了30多年才重返这个体系，真正全面融入是在2001年加入WTO以后，至今也不过10多年。这个历史进程一捋下来，可以发现，人民币国际化不过是漫长进程的起步而已。这是我们对外开放过程中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内生出来的，并不是现行货币体系的外生变量。政府部门可以为第三方国家经济主体使用人民币创造有利条件，但用不用、多大程度上用都是这些主体自主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不是一个“闯入者”，而是顺应趋势的“适应者”，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主体都在适应这个变化。
当然，这不是说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不存在问题，不需要做出任何改变。金融危机以后这方面的反思很多。我想说的是，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在改进国际货币体系方面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首先，不管有什么缺陷，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服务自由贸易的根本宗旨和制度安排并没有改变，中国过去30多年也正是秉承这一精神融入全球经济的，于1996年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其后又不断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人民币国际化和可兑换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良性互动的关系，这对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发挥积极作用是有很大帮助的。其次，人民币国际化需要贸易投资的支撑，也需要开放的金融市场、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国内金融市场以及一批有国际化经营能力和竞争水平的金融机构等金融因素的支撑。这些都能够为国际货币秩序带来新的变化和动力。最后，人民币国际化为全球使用者提供了币种交易和资产负债摆布的新选项，这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和均衡化。
第二，货币国际化的实施和实现需要很多、很严格的条件，人民币国际化是长跑，不是短跑，更不是冲刺。人民币正式加入SDR货币篮子，意味着人民币将成为五大国际货币之一。占优货币是相对的，人民币对其他非国际货币来说是占优货币，但美元对其他货币都是占优货币。人民币的加入势必在国际使用的比例上带来一些变化。对此，有的分析和报道有一种“此消彼长”、“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心态，有的标题很夸张，说“美元输得倾家荡产，人民币占领全球”、“人民币对美元最后一战，胜利则中国成为真正的‘天朝’”等等。这些不是我编的，是从一些财经网站上摘录的。这些言论没有考虑货币国际化的内在条件，对人民币国际化有夸大化认识，有的甚至有很强的误导性。
发行货币是主权国家的权利，但目前全球有多少种货币，好像还没有准确的说法，百度的结果是150-250种，姑且说200种左右吧，其中充当区域性或国际性货币的其实不到10种，新的SDR篮子货币只有5种。为什么只有极少数主权货币能充当国际货币呢？国际货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经济学家的答案是至少要具备5项条件，即：较大的经济规模，较发达的金融体系，对币值的信心，政治稳定，以及网络外部性。还有的人认为还应该有较公正的司法体系和机制。对占优货币国家来讲，这些条件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与历史环境有很大关系，比如英镑和美元的国际化是由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我最近读王尔敏老先生《弱国的外交》，书中引用的台湾黄宇和教授《两次鸦片战争与香港的割让》中的一段耐人寻味的资料，讲鸦片战争的实质，提供了一个理解英镑国际化的视角。我原文引述如下：
“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以棉纺织业起家。英人开了汇票，用来买美国人的棉花，以供应英国的棉纺业，美国人拿了那些汇票到中国买茶叶，中国人拿了那些汇票买鸦片，英国人拿了那些汇票买茶丝。鸦片的暴利让英人除了拿回原来的汇票以外，还有大量的盈余，在中国买新的汇票把盈余汇回老家。老家的人拿了新旧汇票，又向美国买棉花。茶丝的高利润，又能让英人买更多的棉花。棉织品丝织品又带来更多的利润。而茶丝棉花的进口，棉纺织品等的出口，又让英国的服务行业如银行、保险、包装、航运、法律界等蓬勃发展。如此这般，鸦片的垄断贸易不仅是一本万利，而是一本万万利。为了保障和扩大这一本万万利，英帝不惜发动两次侵华战争，一直把清廷逼到把鸦片合法化以后才罢休”。
——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P12页。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英国在工业革命扩张时期，通过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当然，用鸦片掠夺和战争的方式敲开中国的大门是罪恶的）扩大了海外市场，也促进了本国金融业的发展。中国则被迫开放市场，大量输入为害国人的鸦片，出现大量贸易逆差和白银外流。英镑和洋银作为硬通货大量输入中国，国内的银块货币急剧贬值，在五口通商的初期，英镑抵中国白银英镑三两，以后不断升高，竟可抵白银六两七两以至八九两，中国吃亏很大，币制几近崩坏。这其实是英镑国际化的缩影，说明借助工业革命扩张和殖民地体系，英镑奠定了国际使用的基础。
美国成为国际货币的历史众所周知。二战后新晋的主要国际货币是德国马克（后来是欧元）和日元，它们都是在本国经济总量和经贸实力不断上升，在浮动汇率时代派生出国际使用的需求来驱动形成的，但它们距今天也不过20-30多年的时间，其间还经历了一些波折。昨天英国公投退欧后，欧元前景已被很多人看衰。这些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货币国际化的条件总结起来很简单，就那么几条，但仔细研究其内涵，其实是很严苛的：实力为本，货币为标；政治为本，金融为标。绝大多数国家都达不到，而且国际化还受政治、经济、金融等各方面因素和力量的复杂影响，没有一种货币的国际化是顺理成章、一帆风顺的，这也是国际货币只有区区几种的原因。
应该看到，即使从上世纪90年代人民币在周边和边贸中小范围区域化使用算起，至今也不过20多年。正如去年IMF发布的《SDR估值办法评估—初步考虑》所指出的，近几年人民币国际化发展速度突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基数低和其他货币表现不够突出。现阶段，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体量和接受范围还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远谈不上什么“挑战”或“改变”。
第三，人民币成为占优货币的过程不是简单、线性的，而将是系统性和非线性的。对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走势，周小川行长曾说过，“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本身会是波浪型前进的。”我体会，人民币国际化在方向上是前进的、上升的，过程则是波浪型的，会有起伏、有波动。这体现了一种系统性和非线性的思维方式，契合复杂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是客观、务实和科学的态度。系统性的基本含义就是影响国际化的因素很多，影响的程度不一，作用机理复杂，相互交织且动态变化，决定
了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不可能是一条斜向上的直线，而是不完全规则的斜向上曲线。
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取决于长期和短期因素的共同作用，长期因素决定趋势，短期因素决定周期。长期因素方面，未来几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较高增速，对外经贸总量仍会有所增长，在全球经济和贸易中的比重仍将上升。这些都是国际化的市场需求基础。保持较低和稳定的通胀水平，也有利于增强人民币国际使用的信心。更重要的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国内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流动性和多层次性将继续朝有利于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方向发展，促进人民币国际功能向融资、投资、储备货币等方面扩展。国际环境方面，美元无疑在相当长时期内都将是最具优势和主导性的，欧元和日元的前景则蒙受新的阴影。只要国内经济不出现大的波动，外部环境仍将有利于扩大人民币的国际使用。短期因素方面，美元走强、市场信心、市场预期和突发性事件都可能影响使用者的意愿，利差、汇差、资产收益率差都会直接影响投资者的成本和收益，如果人民币国际使用出现短期波动也是符合逻辑的。
以上是一些常识性的看法，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