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6日，“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本次论坛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聚焦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诸多关键问题。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在会议上表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我们如何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而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这一全局。供给侧改革强调的就是改革为统领，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这样一个系统工程。
演讲实录如下：
谢谢刘书记。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供给侧改革是引领新常态对接中国梦的系统工程》。
现在“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已经成为各方热议的一个主题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事关我们如何认识、适应并引领经济增长的“新常态”而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这一全局。
从概念上讲，我们认为“需求”和“供给”是经济社会生活中相辅相成的一对概念，政府的调控就在于怎么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动态平衡。在调控的“技术路线”上，过去就已经很清楚的区分为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经验比较丰富、比较成熟的主要是需求管理，它属于总量型，指标是单一、可通约的，政府掌握整个市场中的流动性，以对银根的抽紧或者放松、总需求的抑制或者刺激来实现反周期操作。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确立市场经济目标模式之后，也在这方面积累了相对丰富的反周期的需求管理调控经验。
然而过去无论中国还是外国，从理论到实践，应该讲长期的忽视了供给管理。虽然必定会有所涉及，但是认识是很不系统的。我们中国的政策实践中多次强调过“定向宽松”，所谓“定向调控”这说的是什么呢？绝对不是需求管理的问题，而是属于供给管理的问题。供给管理中的结构特征非常鲜明，指标复杂的多，绝对不是需求管理中单一货币供应量值和有效需求量值的指标，它涉及各种各样的结构问题和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权衡问题。尽管理论界过去的分析认识还相当薄弱，但是可以观察到调控实践中间的供给管理经验总结却不可回避。比如这次金融危机是美国人自己金融创新中走过了头，引发次贷危机、金融海啸，最后冲击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在应对危机中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框架，美国人实行了区别对待，突出重点的供给管理的措施，可圈可点的措施最关键的是运用公共资源对花旗、“两房”注资，一直走到为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汽车公司注资，极大地扭转了市场预期，带领全局稳定下来走向复苏的新阶段。现在美国已经告别量化宽松，进入了升息轨道。中国这几年在积极探索货币政策所谓总量型政策工具的结构化运用方面，也体现了过去需求管理所不能解释的政策要领，在财政政策方面更是不得不特别注重和多次强调结构优化问题。
基本原则来说，我们认为需求应该认为是经济生活中的原生动力，但是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和它的特征却恰恰是划分经济发展不同阶段，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从供给侧这个视角看人类社会发展，从人与物关系形成的生产力角度和人与人关系形成的生产关系角度，我们都可以合乎逻辑的看出，实际上人类社会一步一步发展起来就是在人必然有的需求要得到满足这样一个原生动力之下，在供给侧不断的对需求做出响应，而这种响应机制必然在创新中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也一个一个台阶的往上走。所以，人一开始人类脱离动物界是以采集和狩猎为供给特征的最初阶段。后来上升到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而工业革命之后又可以划分为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自动化机械时代，现在我们处于信息革命的高新科技时代，是以互联网为标志的新产业革命时代，这些都是供给侧的创新，是我们一个一个阶段发展起来。生产力的特征和它根本上决定的生产关系的特征，依学理分析都是发生在供给侧，生产力里的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都是供给体系中不同要素的结构性划分，更有现实生活中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组织结构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如果我们处理得好还必须伴随着生产关系，所谓结构性改革要处理的制度供给如何有效和优化的问题。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转轨的经济体，要实现现代化，关键的供给首先就是制度供给，改革就是要解决以“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来解放生产力的问题。我们过去需求管理中有“三驾马车”的认识，它有一定的积极贡献，就是把需求总量性管理问题开始结构化了，开始不得不做区分，但是这个结构化的逻辑在需求侧无法展开和完成，必然要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且必须完成供给机制和整个供给体系的构建问题。而我们过去一向注重的是需求管理，所内含的理论假设是供给侧环境为完全竞争环境，市场会自发解决结构问题，但恰恰实际生活表明，完全竞争理论假设在现实中必须做出矫正还原，考虑不完全的市场竞争中怎样理性的加上政府的结构优化政策措施，以合理促进资源配
置优化。这个新的认识框架客观上所要求的，总体而言就是既避免市场失灵，也要遏制政府失灵，当然这就要比我们过去考虑问题的框架复杂得多。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努力，是在供给侧打通物质生产力和人际生产关系的视角，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互动与结合处理好，中国最主要的发展理念，排在第一位置的创新驱动就是中央五中全会给出的以创新形成的系统化的现代发展理念。实际上我们认为就是要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相结合，而在三层互动里最关键的是要把握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阶段的攻坚克难。
当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概念直接对应了现实中“新已明朗、常未实现”的新常态怎么在认识之后还要适应，特别是还要引领的问题。在引领方面，我们主观可以有所作为的有统领意义的事项就是党的十八大之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五中全会一路过来，依据最高决策所要求的全面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体系化的全面发展理念，我们如何通过供给侧创新为主的系统工程实现新一轮生产力的解放。所以，我们的解释从基本的核心理念上讲，所谓供给侧改革强调的就是改革为统领，结构优化为着眼点，使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在深化改革中解放生产力的这样一个系统工程。
经济增长中中高速的直观表现到底是7%左右还是6.5%左右不是关键。虽然我们也意识到“十三五”规划期间需要年均GDP增速达到6.52%
以上才能对接全面小康指标，真正关键的是在守住这个6.52%底线同时一定要追求经济增长质量提高和长期发展的后劲。这样的供给侧视角又明显不同于需求管理的年度的短中期视角，必然追求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追求实现长期的战略性的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决策层的精神实质，是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还必须使三中全会以来部署的顶层规划中的改革任务取得决定性成果。换句话说，相对容易实现的全面小康如果不匹配上全面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那这个全面小康的价值会大打折扣，全面小康只是中国梦实现的一个节点，关键在实现后面的可持续性和发展的后劲。
把这些联系在一起，我们认为它应该对应于现在各方热议的所谓供给侧改革的基本理解。具体的分析就要有更丰富得多的内容。比如我们特别指明至少供给侧提炼出五大要素，即劳动力，土地和土地代表的自然资源，第三项是资本，第四项是科技创新，第五项是管理和制度。这五大要素在供给侧可以看到的国际经验分析和中国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分析都可以在一个经济体的起飞阶段，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以前的发展过程中，前面三项更容易出现出支撑力，更容易发挥动力的作用，中国就是这样的，一旦进入我们的改革开放时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形成的低廉劳动成本一直支持我们发展到了世界工厂，传统体制下土地资源开发没有与市场对接，一旦对接，无价变有价，低价变高价，物质利益驱动下，展现了生机勃勃、生龙活虎的发展进程，而且明显带有超常规的特征。
再看资金和资本，原来我们自己严重匮乏，靠引进外资同时带来管理和技术，支撑了我们的发展，使民间资本完成原始积累之后迅速雄厚起来，现在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这三项因素在最近一些年迎来的是一些新的挑战，我们看到它的支撑力在迅速滑坡，劳动力方面原来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市场变成招工难、用工贵、民工荒，也就是劳动成本不断升高，表明中国的人均收入提高过程中低端劳动者，所谓粗工、壮工、农民工这几年比总体的收入提高走得更快一些，正面讲这是好事儿，但负面必须注意到这也是我们原来一个相对优势的丧失，因此我们的传统制造业就不得不考虑腾笼换鸟式的向外转移。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土地财政”问题、扩大建成区征地拆迁补偿等越来越多的问题，以及自然资源粗放使用以及不可持续的问题接踵而来，都在困扰我们，这两项要素的支撑力明显下滑的同时，中国资本运用的突出问题变成大量的资本在寻找什么是合适的都是对象，常规投资项目的边际收益递减已经普遍化的在中国发生，摆在我们面前了。所以，要引领新常态这样一个阶段性的转变面前，我们必须更多的打后两项要素的主意：“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邓小平的判断里我们可以引出一个学理论证，科技是以走创新型道路产生的生产力乘数效应作为供给侧最主要的动力来源之一，是把原来的生产力的要素，劳动力、劳动对象、劳动工具这个基础不是做加法，而是做乘法的总的支撑力的跃升。同时，我们中国特别要以制度方面的变革打开千千万万企业、事业单位科技人员聪明才智和潜力活力释放的空间，这是中国最主要的所谓的“最大的制度红利”的命题，整个创业创新的过程人是根本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制度供给才能形成有效的激励兼容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这个要素要高于技术。总之就是五大要素后面这两项的文章我们要全力做好做足，以新的动力体系来支撑中国一系列的供给约束、供给抑制。这就是供给侧改革所追求的所谓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力整体跃升的新境界，也就是支持我们在实现全面小康以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终实现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最关键的动力机制。
所以，我们作为新供给研究群体研究过程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经济学“理论密切实际”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新供给经济学我们已经形成一个认识框架，是在中国本土研究者所抱有的家国情怀和创新因素中产生发展起来的。我们努力不负时代呼唤而争取有所作为，实实在在的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以有质量的学术研究为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是基于这样的情怀，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的领域中持之以恒做出不懈的追求，追求中间我们现在已经体现出来的理论框架和相关的研究我们自己也知道还远非完美，就供给侧改革针对的结构性问题放眼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还有太多复杂问题有待深入的探讨。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欣慰的看到现有的研究成果对于我们国家的科学决策已经形成了参考价值，世界范围内经济学者对这样的探讨也给予了关注。我们期待着怀抱“经世济民”情怀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和学界所有有志、有识之士，我们在合作研讨中继续将经济学研究推向更深入的层面和更具学以致用水准的境界，来努力实现更多更好为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服务的夙愿。这是我发言的主要内容。
还有时间谈点儿感想，今天在清华和各位研讨，我有一个想借此机会探讨的现实问题，是供给侧以小见大的例子。我昨天在网上注意到有清华的教授以微小说的方式谈到我这些天也感觉十分不安的问题，好像最近社会有一股力量跟知识分子过不去，清华这位教授说的是在科研经费报销方面，有关方面要求他往前追溯，比如2013年你报销的餐费里每一张餐票是跟谁吃的饭，控制标准是每个人不能超出50块钱，超出50块钱就必须做出退费等等。我以为这是一个虚构的小说，在圈里我说了一句调侃的话，“真的假的，别拿这个来启发了我们的领导”。结果回应说确实如此。在清华这种最高学府，对知识分子穷追猛打式的一种压抑。
我联想到前段时间，我身处科研机构，我特别体会的就是供给环境，供给侧的激励机制的问题，不光是迟迟不能理顺，这段时间甚至出现了一种令人不安的荒唐意味。比如有关部门特别强调所有的研究员、教授你只要没有司局级的行政级别，哪怕你有横向经费参加科研活动外出也不能坐一等座，只能坐二等座，我实在不能理解这个规则他是怎么想出来的。当然，同理坐飞机不能坐公务舱，只能做经济舱。我听到一位著名教授的抱怨，他是政协委员，参加外部调研，就是解决不了坐公务舱的问题。他说我自己出钱升舱，对不起，因为政协的机票是通过政府采购的程序购买，无法解决给他升舱的问题。他非常气愤的说以后我不参加了。
我觉得这里面值得我们以小见大讨论讨论现在说的供给环境，供给侧到底怎么优化的问题。我前段时间在我所处的行政系统里我也向领导做了书面的反映，我提了两点看法。第一，对科研事业单位或者社团组织财务上代管的横向研究课题是承包性质的这种课题经费，套用官场行政规则中的差旅费标准，我不知有什么样的党纪国法的依据，如果有，请明确告知。如果没有依据就违反了党的四中全会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第二点看法，如果这是套用行政规定作为依据，部门可以出行政规定，我认为有必要指出在科研横向课题经费管理中套用这种规定显然不符合科研规律及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试想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研究员、教授，任何情况下不能乘坐公务舱，如果没有司局级行政级别，连坐一等车都不行，这在伦理上都说不过去，更无法对应科研事业单位去行政化的改革趋向，特别是有违对知识分子专家应体现人性化关怀的党中央一向的知识分子政策精神。
我后面还附了一下，请注意以俞正声同志早在2014年已有把针对官员的八项规定套用在学者身上的批评意见，可以在网上搜到，请参阅。第二，近日网上见到国办发2015 94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其中明确要求清楚科研院所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和官本位弊端，减少对科研创新和学术活动的直接干预，不得动辄用行政参公管理约束科学家。显然这个文件精神值得我们有关的领导机构和有关的监管人员认真的学习。
今天借在清华再谈一点感想。如果咱们放开做个议论，可能历朝历代对知识分子在经济上还没有见过如此的刻薄，说明了什么问题？中国这个社会要按照现代化的趋向发展，现在的供给侧环境方面有没有一种力量能体现对科研规律的认知和理解，有没有一种力量能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正把党对于知识分子政策值得肯定的正确的传统继承下来，至少有没有一个法制化的观念，或者再放低一点，有没有一个人文情怀下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常识。借这个机会提出这些请大家一起来共同的思考和研讨。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