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26日，“供给侧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本次论坛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聚焦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诸多关键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在会议上表示：当前中国经济的问题，要从需求和供给两侧观察，从这两侧分析问题之所在。面对经济下行，最重要的是创新，创新有三个层次，技术创新有赖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有赖于理论创新。谈到当前“出血”的经济形势，魏加宁表示，一定要既输血又止血。
演讲实录如下：
我先谈点儿感想，贾院长最后那段话想起一个事情来，80年代当时中日成立了中日21世纪友好委员会，双方的代表里都有学者代表，中方我记得很清楚学者主要是厉以宁先生，孙尚清是学者，又是官员，主要是以官员的身份。当时我给孙老师当秘书，孙老师就跟我发牢骚，说你看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中方到日本开会的时候，所有的成员基本上都坐在头等舱，只有厉以宁老师一个人坐在经济舱。等到日方到中国来只有学者坐在前面头等舱，所有的官员全都坐在后面。当时孙老师就非常感慨从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初学者在这个国家的地位。
管将军说喜欢我用“研究员”的称谓，不太喜欢用“巡视员”的称谓，确实这样，我每次参加学术研讨会或者写文章，凡是写“研究员”的文章一定是我看过的，如果用的是职务的那一定是我没看过的。回应一下贾院长讲的事情谈一点感想。
今天我的发言先声明一点，以下是我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不代表发展中心的意见。
中国经济到底怎么了，我想从需求和供给两侧观察。首先看需求侧，出口我们遇到一个世界经济不景气，再有一个现在一部分专家认为汇率是不是存在高估，这是一个情况。消费遇到了什么？从民间消费来讲，大家都知道现在收入差距过大，收入差距过大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结果就是高收入阶层他的消费倾向比较低，而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虽然高，但是他的收入有限。所以，消费上不去恐怕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投资遇到什么？我们现在注意到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下降的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下降得还要快。什么原因？各种的不确定性，包括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比如国务院这边一个劲的非公36条，两个非公36条，去年让我们搞评估，先是做PPP的评估，后来又做小微企业扶植政策的评估，做这些干什么？就是想尽快的让民间资本投资上来。但是我们最大的智库，社科院的领导出来讲什么？要搞阶级斗争，而且最近社科院的老专家又写文章在北京日报上发表，官方的媒体上发表要讲阶级斗争。大家想想民营企业家会怎么想？民营企业家讲谁愿意吭哧吭哧干半天最后当个阶级敌人呢？所以，现在没人敢投资。
政府这块出现什么问题？首先出口退税不灵了。出口方面政府的作用受到限制，现在不是价格的问题，是需求的问题。出口退税起不了作用，政府主导的消费遇到了什么大家都知道，八项规定，政府消费受到了抑制，政府投资遇到了地方债的问题，审计地方债审计署刚审财政部又来查，一边查我欠了多少钱我还有心思搞新的投资吗？所以，政府投资也上不去，这是需求侧出了问题。
供给侧出了什么问题？首先土地，城市周边的土地要么卖光了，要么需求下降，导致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农村的一些土地流转非常难，前段时间我们去海南调研，有地方西红柿长得非常好，他们就想运到国内各个地方，甚至出口到国外，但是如果要做这个事情立刻有一个问题，摘下立刻要冷藏，要建冷藏设备。我们考察，当地政府就抱怨说不能建，土地不能流转也不能挪做他用。可是我们到地方地头考察的时候，地边上已经建了大量的冷藏设备，但是有一个特点，全是临时性的，为什么是临时性的？都等着有一天有关部门来查的时候我立刻拆掉，大家都是一种临时性的心态，短期行为。资本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大量的金融资本被配置到了低效率的国有部门，甚至我们的国有企业当起了二道贩子，当起了影子银行，什么都不做，由于有国家信用做担保，所以，能拿到银行很低的贷款，拿到贷款什么都不做，转手倒给民营企业，从中挣一大笔利润。什么叫剥削？过去讲都是讲地主个人、资本家个人，这种国有企业行为算不算剥削这是一个问题。
民间资本的问题，高效率的民间资本大量外逃，这是资本。劳动力遇到了什么问题？一方面老龄化的因素导致人口红利的消失，甚至企业用工成本在迅速上升，而另外一方面，现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隐形失业也好，显形失业也好，非常严重，大量失业。创新我们遇到技术创新不足，教育制度落后。
制度创新不足源于理论创新不足，理论创新不足源于思想不够解放。所以，现在出现一种供求失衡的状况，前面专家讲的供需错配，需求我说了两种情况都有，一方面抑制了股东的需求。另外高收入阶层人的需求升级了，比如医疗，为什么现在医患矛盾越来越严重？很重要的就是我们需求在大量增加，但是供给没有跟上。上级政府把需求放开了，农村医保这些都放开了，政府供给政府不拿出这么多钱或者拿不出这么多钱办医院，又不允许民间资本进来，也不允许外资进来，然后让医院自己挣钱。所以，医患矛盾越来越尖锐。
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家长们就发愁，上一个好幼儿园到上好小学，到上好中学，到上好大学，一路发愁。养老，北京日报前不久登的报道，北京的养老院要排队得排一百年，到那会儿我们还用去养老院吗？这样一些需求的升级。我们供给仍然是钢铁、水泥、房地产。所以，供求严重的失衡。所以，导致了经济表现为市场过剩的现象。
如何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我个人认为首先一个就是需要创新。我讲的创新三个层次，技术创新有赖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有赖于理论创新。关于理论创新一个吴老师这些年一直在讲凯恩斯主义三驾马车的分析，林毅夫先生提出新结构经济学，贾院长大家都知道一直在提新供给经济学，这是学术界一直在进行探索。
最近也看到前不久总书记刚讲完供给侧改革，讲了供给侧改革接着政治局开会提法叫“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两天经济工作会议的提法又变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说明什么？我想说明大家都在探讨，都在探索，都认识到现有的经济学说解决不了问题了，需要新的理论。我个人认为努力的方向应该是构建现代经济学，我用“现代”这个词。为什么？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一定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加上马克思主义，加上现代经济学这三个要素或者说融合或者说交叉。三个元素的精华部分融合在一起，是我们未来经济学一定要包含的三个要素。
经济理论要为政策提供分析框架，提供理论支撑，经济政策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一种说法是，经济政策的目的就是两个，一个是提高资源的配置率，一个是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我再加一个就是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当然也包括环境质量。所以，我个人认为新供给供给侧改革实际上要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解决配置效率问题，从需求角度解决收入分配的问题，提高收入分配的公平度，缩小收入差距。通过传统文化至少有一个要素就是天人合一，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我想说什么意思呢？不管怎么说，这一轮的思想解放，第一轮的思想解放我们是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的，80年代初。第二轮思想解放是90年代初围绕姓资姓社展开，第三轮是90年代后围绕着加入WTO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展开的，这一轮思想解放我个人感觉很可能是从经济学理论大的讨论，围绕着学理论的创新来展开新的一轮思想解放。这是理论创新。
再有体制创新，我们中心有个企业家调查系统，最近的问卷调查大家对改革创新方面的评价，大家可以看到有的评价比较高，简政放权相对比较高一些，但是资本市场的评价好像并不高。
技术创新方面我们注意到现在企业家实际上已经开始重视技术创新的作用。相对2014年，2015年新产品的销售情况持平的是占48.4%，增加的28.8%。再有与两年前相比，2015年企业家创新意愿的情况可以看到有所增强的占到41.7%，明显增强的占到39.4%。再有对于创新的紧迫性的认识，认为比较紧迫的占到51.1%，认为非常紧迫的已经占到了30.9%。再有企业的研发投入方面，2015年以来在研发投入方面有所增加的占到43.2%，明显增加的占到12%。再有2016年计划总体创新的投入方面，小幅增加的占到28.4%，大幅增加占到26.7%。
这些数字说明什么呢？也就说明企业家们已经开始重视到创新。另外，对一些行业，企业家们看好的行业，养老休闲，服务医疗这些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在创新方面企业家们已经提高了这方面的意识了。
第四点，回顾一下1998年，现在大家都在说1998年怎么走出金融危机，1995年我当时在给吴敬链老师做助手的时候，当时朱镕基做副总理，要求吴老师对滞胀问题做一个研究，吴老师要出差，就把这个活交给我，要我把各个学派对滞胀的主张梳理一下，我整理完这个报告送给朱镕基总理，我们重点介绍的就是供给学派的观点，吴老师2009年的《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里关于宏观部分，回顾1998年的时候，吴老师这个分析里就从需求侧和供给侧两侧进行的分析宏观部分是我当时执笔的，需求侧朱镕基提出保8的口号，一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名为稳健实为扩张的货币政策，当时发5100亿国债，用于修公路、发电设备、大型水利设施，四大国有银行提供配套贷款，大体规模与国债相当，7次下调利率增加货币供给，这是一个方面。
供给侧怎么做的呢？改革当时主要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一个是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对国有经济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调整，当时把数十万家国有中小企业改制为民营企业，再有对大型企业改革，包括石油、通信、电力部门进行重组，公司化改制上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改革，改善民营企业经营环境，包括经贸委成立中小企业司，金融系统改善中小企业信贷服务，地方政府成立中小企业信贷，为中小企业信贷服务提供的担保公司，并且当时还有一件事情，1998年陪吴敬链老师到浙江考察民营企业吴老师提出给民营企业出口自主权，使得我们后来出口快速增长，实施的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国有经济开始复苏甚至增长比较快的后来就慢下来了，民营经济投资后来增长比较快。
面对当前的形势怎么办，现在三种政策主张，一种主张是输血，打激素，也就是继续增加货币，特别信贷投放来刺激经济，这是一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把新常态理解为打止疼针，打麻药，什么都不做，适应一下就好。第三种主张微观上要动手术，动手术也经济止血。为什么？因为国有企业在流血，地方政府在流血，主动脉大出血的时候如果光输血不仅流不到毛细血管，流不到实体经济，最后搞不好中央银行会出问题，心脏会出问题，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会出问题。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如果你为了改革输一点血，打一点麻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光输血，光打麻药而不动手术的话，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出大的问题。这是一点。
最后谈一点我最近的担心。我们现在的宏观政策大家仔细观察一下，股市我们去年把它抬起来，抬起来以后本身应该掉下来，因为你经济不好所以它要往下掉，然后为了维持股价怎么办？抓人。现在汇率又出现问题了，经济不好，汇率又出现高估的情况，现在又开始有这个架式了，打击恶意做空又出来了。
现在有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价格不动结构怎么调？我记得当年结构调整的时候有一次政府官员讲关停并转的时候我当时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话，我说“要调结构恐怕得靠市场吧”茅于轼老师当时坐我旁边，当时就把话接过去了，说要靠价格，调结构最重要的是靠价格，而不是靠政府，如果政府调结构等于把市场的风险变成了政府的风险，政府关停并转矛盾都在自己身上了，政府把社保搞好，环境创造好，由价格引导企业进退。
为什么有这个担心呢？大家回想一下我们当年是怎么走上计划经济的。你看辽宁历史就可以看到刚建国的时候毛泽东在北京拼命的发货币，然后要求陈云在上海稳物价，陈云没办法，你货币发了物价就要涨，最后抓人，投机倒把的抓起来，然后发现各地工商业者不听话，不跟党走，怎么办？集体化，公私合营，搞国有，这个路子走上了计划经济。
再一个思路，阶级斗争。因为你跟市场拧着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对立面越来越多，你用阶级斗争的思维会发现你的阶级敌人会越来越多，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最后走到了文化革命，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敌人，实际上你跟市场做对你就会走到一个灾难。
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警惕宏观调控的方式，要防止出现走回头路的现象。我就说这些，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