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论坛 | 贾康：供给侧改革学理探索的先行者
发布时间：2016-08-07 11:43:54作者：人民论坛记者张寒来源：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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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我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京召开，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是新中国“一五计划”实施的第二年。这一年，贾康出生在江城武汉。一年后，他随父母回到北京，在那里读到小学五年级，接着开始的文革“十年浩劫”使他没能继续接受系统的教育。贾康曾经历两年初中，一年是在北京“复课闹革命”，另外一年则是随父母去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后，在汉江边的一所乡村小学“戴帽”初中班读书，期间他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等政治读物外，还略学到一些从正负数概念开始的初中数学基本知识，此后的教育，更多来自“社会大学”。贾康先后在江西度过了三个年头的军旅生活，其后又在北京矿务局当了五年工人，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鲁迅著作和可借到的各种“旧书”。终于迎来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贾康按第一志愿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并最终以八个学期各门考试课程全优的成绩毕业。虽然完全可以获得一份令人羡慕的工作，然而他却执着于深造，考入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
如愿得到“务虚”与“务实”相结合的学习机会，贾康更为积极自觉地付出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坚持和努力。1984年，他曾只身一人深入江苏调研，旅途辗转中，曾几次因病发烧到近40C°，但他总是就近找一家医院打个退烧针，不间断、不放松、不打折扣地在江苏完成了近两个月的调研行程。期间，他深入几十个工商企业、乡镇企业了解实际情况，走访所到各个城市的财政部门和有关综合部门，随后形成的调查报告和系列论文先后在刊物上发表，其中向组织和有关方面汇报介绍的常州市综合财政工作中预算处资金管理情况，后来成为在财政系统广为流传的“常州经验”。他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是预算外资金管理，在缺乏可参阅文献、需大量地方和企业调研的基础上，贾康成稿一篇三万余字的硕士学位论文，而这种调研报告风格的论文，由于乍看上去欠缺些许学院派们强调的殿堂型学术性色彩，曾遭到质疑，以至于一位他尊敬的老先生都说，此论文“似乎有点不够格”。但这位书生从不人云亦云的倔强在那时已展露头脚，他顶住压力，坚持认为既然调查报告式的《江村经济》能够成为费孝通先生的扛鼎之作，自己的论文亦无不可。日久回眸，贾康坦言在后续有关全口径预算管理、税收与非税收入、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体系、社会保障等种种问题的研究中，都直接或间接受益于硕士毕业论文的广阔视野和调研基本功训练，而基于该论文以“综合财政”为视角提出的“三（预算内、预算外、制度外）而二（预算内、预算外）、二而一（全口径预算）”的思路，在实践中一直在贯彻（1996年“三而二”框架被官方确立，到2012年，国家全面取消预算外资金概念，推进到“二而一”）。
1988年夏，贾康成功申请到每年只在全球资助两人、入选率极低的美国亨氏基金项目，赴匹兹堡大学进修一年。秉持“振兴中华”之夙愿，大洋彼岸的他孜孜不倦，抱着对国外丰富信息、多样化方法论的了解、体察，从财政经济方面的学习调研，到各种学术交流、社会考察，足迹所至，包括东、西海岸若干大城市以及弗吉尼亚与夏威夷。在学者难能可贵之好奇心与经世济民情怀的驱使下，他悉心体察美国这个“头号发达国家”的现状、历史、发展趋势、社会组织、市场运行、政府职能、科研状况、文化特点，完成了颇具价值的《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启发》研究报告中英文本，后又拒绝留于海外的机会，携四大纸箱书籍资料，于1989年秋访问学者期满时，毅然归国。问及缘由，贾康只肯说是“不愿在四、五年后使自己为已为数不少的海外华人中，增加一个与中国情况相当隔膜的经济学博士”。
学习与思考，勤奋与坚持，悟性与灵气，使命与情怀，多方积淀使贾康在学界渐露头角。他的学术论文《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作为重点文章于1984年发表于权威性刊物《经济研究》。同年秋季，他参加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讨论会，即“莫干山会议”。1985年，他在财政学界老前辈的支持下，作为主要组织者之一，在长春召开了首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讨论会，正式成立“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虽在形象上已是改革开放后财经理论届的“少壮派”，心态上贾康却并不“急于求成”。而且在不短的一段时期内，由于种种客观原因，他虽成果颇丰，但“进步”不快，迟至1993年才得以评为副研究员。但自此蓄势阶段后，“马太效应”式的轨迹开始显现。1994年，他担任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1995年破格晋升为正研究员，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98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5月出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并出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和财政理论界核心期刊《财政研究》的主编。
因见解独到、理智深刻、沉稳睿智，贾康多次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 2002年6月24日受朱镕基总理之邀，2003年6月、2004年5月、2005年7月、2008年11月和2009年2月、2011—12年多次受温家宝总理之邀，2006年7月11日和2007年10月30日受胡锦涛总书记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他还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 “财税体制改革”专题的讲解人之一，并曾先后多次应邀参加国家经济形势和“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座谈会，建言献策。他先后被多家地方政府、高校聘为顾问或兼职教授，多次主持国家级、部委级课题和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在宏观经济政策、国民收入分配、财政基础理论、财政体制改革与税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和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等方面颇有建树。
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和千头万绪的社会活动并没有阻断贾康在经济理论和财政政策方面的执着探索，反而以更为丰富的实践信息促使他投入更为深入和广阔的学术领域，形成了大量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科研成果。贾康多年来研究形成的代表性著作有《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财政与发展》、《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收入分配与政策优化制度变革》、《贾康自选集》、《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之路》、《中国税改路线》、《房地产税离我们并不远》、《改革红利》、《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等。他的论文多次受到全国性机构及国务院系统和财政科研系统的奖励，与白景明博士合作《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获2003届孙冶方经济学奖，指导冯俏彬完成的博士论文《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获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从资源税改革和电力改革看全局》获中国软科学奖大奖，《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获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与方晓丘教授合作《深化财政改革的构想》获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奖，《国有资产管理的分类与分层》和《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获财政部科研所科研成果一等奖，《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和与白景明合作的《财政与发展》获全国财政科研成果一等奖，《合理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与机制创新》、与阎坤博士等合作《国库管理体制改革及国库现金管理研究》、与马衍伟博士合作《推动我国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与梁季博士合作《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关系的体制逻辑与表象辨析》、与苏京春博士合作《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极其缓解路径分析》获财政部优秀论文一等奖。伴随着丰硕的成果不断问世，贾康奔走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大业，力求在其中贡献自己的智慧、才华和热忱。早在十多年前，作为我国中青年经济学家的杰出代表，他已先后被选入《中国当代经济科学学者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家大辞典(英文版)》、《中青年经济学人》和《中国当代高级科研人才系列辞典》等。
关于财税改革，贾康始终坚持自己早年就提出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基本思路，认为在1994年里程碑式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与市场经济适应的中央与地方（省为代表）的基本制度框架后，接下来还要抓住省以下体制的“真问题”，通过“乡财县管”和“省直管县”的扁平化，将原“五级分税”变为三级分税，使省以下的分税制由无解变有解，实现事权、财权的合理化顺应。他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就明确提出，房地产税和资源税的征收，可以为中国的地方税体系提供大宗、稳定的主力税种，进而助益于分税制自上而下完全贯通，匹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间接调控框架。他还一直在敏锐地关注实际生活中的创新动态。1995年5月全面动工的泉州刺桐大桥，开启我国本土民间资本和地方政府合作兴办公共工程的先河，当时参加项目现场研讨会的贾康马上意识到，PPP会对于促动国家经济这个大系统的进步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联动效应，它不仅是单纯的融资，而且是管理模式的创新，更是全面改革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治理模式创新的配套建设。这可能就是他多年来既是积极推动PPP专门研究组织的成立，又是推动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在PPP实务领域内联动的源头之所在。
2013年，贾康基于和志同道合者在世界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主流经济学理论成果和国内外经济调控作出深刻反思和深化、系统化研究的创新努力，主编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担任院长、秘书长，后陆续发布了《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等专著和文集，被誉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倡导者与学理探索的先行者。2015年末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改革指导方针之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主持常委学习会、上海市委书记韩正主持常委学习会、云南省委书记李纪恒主持中心组学习会、大连市委书记唐军主持常委学习会、广州市委书记任学锋主持中心组学习会等等场合、以及2016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博鳌亚洲论坛2016年年会等研讨活动中，贾康都曾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专题报告或演讲。2016年3月10日，贾康以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就供给侧改革在人民大会堂作大会发言。
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贾康有着自己的系统化见解。在他倾力投入的新供给经济学系列研究的基础上，贾康一再强调“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他认为，中央提出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提升的方针，体现了我国经济工作思路和宏观调控指导思想的创新。一方面，从经济学基础理论层面说，供给侧对需求侧的响应机制及其特征，是划分经济发展阶段和不同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人类社会文明的提升过程中，关键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创新都是发生在供给侧。过去需求侧总量视野内称为动力来源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其实必然要衍生出结构化动力问题，只有将这种结构化的逻辑传导、转移到供给侧，并充分展开，才可以有效形成对整个经济增长动力体系的认知和把握。另一方面，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过程和具体国情看，客观上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结构问题。在“三农”、区域协调、环境保护、科技创新、国防、重点建设等方面补短板、优结构，特别是以制度供给、深化改革来解放生产力、化解矛盾累积与隐患叠加、引领新常态，形成中长期可持续发展后劲。所以，供给侧改革不是贴标签式地选择新概念，而是实行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供给侧改革不是否定需求侧和简单搬用供给学派减税为主的思路，而是借鉴中外所有需求管理、供给管理的有益经验，又侧重于供给体系建设的系统工程；供给侧改革不是所谓搞新计划经济，而是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总体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政府相结合，实现中国守正出奇的现代治理和从追赶到赶超的超常规发展。供给侧改革的核心内涵，是问题导向下以改革攻坚克难为关键解放生产力的长期行为。从供给侧相关因素看，主要涉及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制度这五项。引领新常态，必须更多依靠后两大要素的潜力释放——科技第一生产力和制度改革带来最大红利，这也是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冲下行因素、打造发展“升级版”的最主要的能量来源。贾康坚定地认为，现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提出并非空穴来风、史无前例，而恰是在改革开放总设计邓小平清晰勾画的“三步走”战略的大框架内，是对前几十年我国一直在做的系列改革事项的显化，做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人不仅可以有技术层面的“后发优势”，不仅可以消解渐进改革“路径依赖”上的某些“后发劣势”，还有望形成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支持之下供给侧伟大实践的“先发优势”，去如愿对接全面小康和“中国梦”！
交错的时空中，贾康的身份不停转换。他是那位休息日从驻地走几十里路去县城新华书店看书的年轻解放军战士，是那位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欣喜若狂的煤矿工人，是那位拿着一摞单位介绍信、奔波江苏多地辛苦调研的研究生，是那位凭《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应邀担任1984年莫干山会议审稿者的年轻人……也是那位后来享誉政学商三界、屡屡献计中南海的国家智囊、财税学界的泰斗级专家、顶尖级经济学家，被誉为中国最诚实、坚定的公共财政改革理念推行者，供给侧改革最重要的学理探索先行者和新供给经济学框架奠基人。可是，无论身份为何，身处何地，他的初衷未变。“为国家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人民群众谋求幸福，为弱势群体分忧解难，这应是我们心头所系、笔端所触的研究归依和境界追求”，在贾康位于北京西三环附近的办公室中，由一摞摞书籍、报刊码起来、杂乱陈列的“书巢”衬托下，隔着书桌上堆积成山的资料，他一板一眼地说出这番话。这可能是为什么，当年他前往拜谒中山陵，诵念刻在石壁上的《建国大纲》时，会被字里行间折射出来的孙中山“天下为公”的情怀与振兴中华宏大构想感动得泪流满面的原因。“看似斯文，其实很敢说”，一些人这样评价贾康。非常明显，这样的评价是贴切的。然而“敢说”后面，还有他不媚俗、不谀上、不惟书的勇气，献身科研事业、不辱使命的决绝和坚毅，以及在游历海内外同时，从容写下的一位有责任感知识分子的个人时代史。
1985年1月的某天，回想10多年前的军中生活，刚过而立之年的贾康，曾信笔写下“自古英雄归社稷，从来年少不惜身”的感怀，这两句对岁月流逝的喟叹，有意无意地为自己提供了一幅激情澎湃的自画像。时至今日，他仍然坚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时光荏苒，不改“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之初衷的贾康，在铅华洗尽后，越来越淡然，而在人们的视野中，却也越来越清晰。
（人民论坛记者张寒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