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发布时间：2016-10-17 21:54:33作者：贾康来源：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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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谢谢乔总编！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首先特别感谢各位在周末光临这样一个新书发布会，也特别感谢中信出版社，感谢乔社长和中信其他同仁的帮助。在大家的支持下，我们《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本专著得以顺利问世。在感谢之余，我和苏京春博士作为作者，借这个场合想说一些自己的基本认识。
这本书写作的意图显然有非常强烈的入世情怀，是针对现实重大问题，而这个现实重大问题又是存在明显争议、不同看法的——这些不同看法甚至是南辕北辙。我们自己的基本意图，在书后面一个题记里可以比较直观地表达出来，就是：“世界的局，中国的坎，历史考验在即，陷阱必须跨越”！这本书最关心的就是对这样一个事关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中国梦”的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们自己认为它在战略层面是不可回避的，我们应力求以尽可能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态度来认识和论述它，而且这个学术研究还应该对接到社会上读者们的“用户体验”，尽可能深入浅出地把我们想表达的这样一些具有学术严谨性的看法，以大家相对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述出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初步的努力。在现在的文本里，虽然还会存在种种缺陷，但是首先我想讲一条，这样一种面对重大现实问题的态度，我认为是作为严谨的研究者应该秉持的。
我们自己的基本着眼点，就是中国的发展到了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后新的历史起点上，确实存在中央五中全会所说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战略思维层面必须是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其实这些年在领导同志推荐读《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同时，中国社会已反复讨论着改革和社会问题在赛跑，甚至有企业家直言不讳地说，在中国也存在改革和革命在赛跑的现实问题。在现实生活中的纠结和潜在威胁等等情况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从学者研究问题，到有关管理部门尽可能在问题导向下解决问题，都要连通到我们的科学决策、制度建设和政策设计，这是有社会责任感的学者、工作者必须努力把握的一个思维导向和应该努力去尽的社会责任之所在。
自己研究思考的水准虽然肯定要受到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应该首先立足站在战略高度上，抓住事关全局与长远的真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想借这个机会稍微展开一点再次强调：虽然有一些我所敬重的学者不同意存在着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基本概念，但我们坚持一定要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确立起来。我们的基本看法就是，这首先是一个用实证统计数据可以归纳出来的一种统计现象，虽然中等收入陷阱在概念上有一定的弹性，它在具体的解说上、分析上还显然要做进一步的探讨，各种见仁见智的观点应该充分发表，但是像一些重量级的学者所说的，不知道中等收入陷阱指什么，或者说可以讲中等收入阶段却没有必要讲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觉得这样的“否定论”看法是不适当的。无论这些学者影响力多大，名气多大，回到问题的本身来说，我们并不考虑主张这类观点的学者本人得过什么样的奖（比如否定派中有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量级专家），也无论是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过程中有多么为人所承认的建树、并在过去和我们观点高度一致（但现在也出现分歧）的学者，我们觉得还是要进一步比较直率、有的放矢地探讨真理与社会的真相，发出争鸣之声。
实证所表明的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统计现象，人类社会大半个世纪中已经有大量的具体案例，我们在书中用可以拿到的数据来勾画了这些案例。乔总编也专门说到我们还进一步把它细化到中等收入阶段可再分两段，中国现在已经走到上中等收入阶段，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跨越了下中等收入陷阱后，剩下的历史考验是如何跨越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具体问题。
这方面的否定派，还有一些极端的形式——我们认为他们的论点就更是不能成立的了，比如说这是“敌对势力用来打压中国的一个概念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问题”——这样的说法我们完全不能接受。
在否定派旁边，还有一种乐观派，虽然承认这个概念，但是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经十拿九稳没有问题了，我们也不赞成这样过于乐观的态度。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顺利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是我们认为应该掌握好真正有价值的忧患意识，和有利于防患未然，积极闯过“历史三峡”式大关口的观点。
实际生活中尽可能产生正面效应的思维，恰恰是要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一些。如果要争取发出全力经受历史考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应当尽可能地立足于把种种隐患叠加、矛盾累积所带来的制约和潜在威胁做尽可能充分的认知和把握。在我们的成就方面，考察得充分，还是不够充分，问题其实并不太大，但对一些负面的问题，制约的问题，考虑得是否充分，对潜在的威胁我们的认识是不是到位，对策是不是有效，是不是能够符合客观规律，便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守正出奇地去解决中国在世界之局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我们称为中国现代化的顶级真问题，它的重要性所带来的应有思维要领就是，我们宁可在预防的方面更多地考虑穷尽一切力量，哪怕被人们最后评价为在这个过程中发力而不遗余力的方面走到了极致，但是对历史交代的时候，却不应该被评价为有什么负面效应。这是一个战略思维上我认为应该清楚、明智地把握的要领，即我们要尽全力（使出“洪荒之力”）避免中国重蹈前面大半个世纪90%以上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所走的落入陷阱之路，避免重蹈覆辙。战略思维中的忧患意识，我认为是于国于民，于整个民族现代化发展来说，应有的思维支点和最有价值的一个积极防范，实为积极进取的认识框架。我们在书中也在这个认识框架之下，按照“谨慎派”的趋向，努力做了尽可能充分和有条理的分析研究。但是我们也深知，这方面的认识还远远没有穷尽。我们认为，在今后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进一步引发方方面面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和作进一步的探讨，如果这本书的问世，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我们就感到非常欣慰了。
在前一段时间，我感觉在以忧患意识来考虑中国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这个“中国梦”大局的认识维度上，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共鸣者，他是不幸在武汉车祸中去世的吴建民先生。我跟他过去有过接触，但实话实说就这个话题的讨论并没有机会能够展开。但他去世后我看到他文章和言论里特别鲜明的就是，在全球视野下特别强调中国现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新起点来之不易，这个历史机遇下的忧患意识和理性考量才能引导我们真正去应对历史性的挑战，在忧患意识下中国如果能冲破这个历史三峡，那么再向前面，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和其他经济体的和平共赢发展等等问题的解决，就可能越走越顺。他的意思是，如果在这样一个历史考验面前，我们没有能够走过这个关口，那中国再往后还不知要耽误多少年，还要等待多少年！我是认同他这样一种忧患意识与大局观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种哈姆雷特式的“生存或死亡”的问题，当然是“中国抉择”概念下结合全面改革攻坚克难的“顶级真问题”。
我和苏京春博士作为作者，努力以科学严谨的研究分析支撑这本书，以忧患意识和问题导向来促使方方面面作更多的考虑：我们现在能够做什么，按照什么样的要领面对历史性考验，给出我们无负于时代的应有的积极进取的答卷。借这个机会再次感谢各位，并谈这样一些感想和认识，请大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