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受邀参加《财经》2017年会 共话改革路径与风险应对
2016年11月17日-18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多位专家受邀参加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的《财经》杂志2017年会。 新供给研究院首任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贾康，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姚余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朱海斌，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分别就财税改革、产业政策、供给侧改革、人民币汇率以及房地产市场等热点宏观问题发表了重要观点。
贾康：财税配套改革已进入深水区
在11月18日的论坛中，新供给研究院首任院长、首席经济学家贾康指出“按照三中全会以后，中央审批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确定的时间表，现在的财税改革的实际进度和时间表已明显不匹配。”他介绍称，税制改革六大任务，营改增已落地、资源税改革已开题、环境税改革进入立法过程，但如何推进还没有进一步动态，剩下三项改革还未看到如何推进。预算改革方面虽然有积极进展，但预算只是载体，钱从哪里来还要靠税制改革。同时需要财税配套改革让所有机制生长，配套改革的关键是各级政府职能如何划分，理清事权必须形成由粗到细不断优化的明细单，目前并没有看到事权明细单如何生成、如何合理化。
在他看来，各级政府获得事权合理化是起点，再推进配置合理的财权，而财权最关键的是税基，打造地方税体系，然后是各级预算现代化，接着还有各级的产权和举债权。因此，贾康院长认为，财税配套改革面临的考验已近在眼前。如何攻坚克难整体推动，困难相当明显，其中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诉求，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必须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最终达到的境界应该是各地政府包括边远地区，进入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平衡。
徐林：中国过去以弥补短缺为主的产业政策相对比较成功
“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减少准入的壁垒，减少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微观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地方保护，使得企业家能够更便利的组合、配置各种要素。”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徐林在17日的论坛上表示。
他认为，全球经济贸易都处于比较低迷的状态，国内的要素条件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尤其是成本处在持续上升的阶段。建立在原有比较优势基础上的产业结构，已经难以适应新的增长目标的要求。所以“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的提出，要把供给侧改革作为主线加以推进，通过创新驱动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而如果没有产生升级，我们就难以实现原定的增长预期目标，且有可能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更长的时间。而产业升级有两个主要推动力，一是创新，二是结构升级。但目前的产业结构升级，还有点滞后于需求结构的升级。因此，我们需要更好的激励机制，包括更完备的产权制度，尤其是知识产权和收益权的保护。对于建立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政府应该通过改革减少准入壁垒和行政垄断，减少政府对微观活动的干预，特别是地方保护，使得企业家能够更便利的组合、配置各种要素。
在谈到前段时间的产业政策争论时，徐林表示，对于官员来说，不存在做和不做的选择，官员议论的是怎么能够使产业政策更有效。即由过去的歧视性的产业政策，更多的转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即强化对产业升级一些共性、薄弱环节的资源配置和支持。 而不同时期的薄弱环节也相应不同，90年代，中国普遍的薄弱环节是在一些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过去我们以弥补短缺为主要目标的产业政策，相对比较成功。但在目前的阶段，产业结构升级的主要目标是提高效率品质，因此，政府会同企业和产业交流，来判断何为薄弱领域。
徐林最后总结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是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它的结果是供给结构的升级和效率的提高。
白重恩：建议降低社保缴费率
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弗里曼经济学讲席教授、副院长，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白重恩在18日的论坛上指出，在供需关系方面，现在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供给的结构不能满足需求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对此他提出了三个需要关注的地方：一是简政放权；二是国企改革；三是降低劳动力成本。
而要降低劳动力成本，降低社保缴费率是一个可行的办法。“我们的社保缴费率非常高，对于劳动力成本影响很大。如果能够降低社保缴费率，用国有资产的划拨和国有企业的分红支持社保，这样就可以降低劳动力的成本。”白重恩指出。
此外，他还表示，目前劳动力的结构在产生变化，农民工数量的增长速度在减慢，大学毕业生变得越来越多。但目前很多经济刺激的计划创造的是对农民工的劳动力需求，但对大学生的劳动力需求，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另外，白重恩教授还表示，“2008年以来，政府经济建设的支出在大幅增加，从宏观上看，总体的经济效率是下降的。我们应该加强政府资产的管理，提高政府经济建设支出的效率。”他指出，目前政府支出主要为两部分，一类是比较直接的基础设施投资，另一类是政府给企业的补助，包括税收优惠。“如果这些支出效率很低，很快效果就消失了，短期效益可能会好于长期的效益，而我们的制度中，可能又会使得各级政府比较关注短期的效益，对长期的效益有所忽视。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种短期和长期效益的平衡问题。”
“在我们的财政体制中，预算管理已经在向前推进，债务的管理也在推进，但资产的管理还很不够，李院长在推进资产负债表的建设，但这个资产负债表的建设对于地方政府的行为还没有产生有效的约束的作用，希望在这个地方我们推进得更快。”
魏加宁：下一阶段财税改革的重点是理顺央地关系
“下一个阶段的财税改革，重点是理顺中央和地方关系，只有把中央和地方关系理顺，到底哪一级配哪一级的税，才能说清楚，进一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才好做评估。”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巡视员魏加宁在18日的论坛上表示。
他指出，三中全会关于财税改革三大类十九项任务，预算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成效最为显著，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总体框架已经初步建立，但仍有改革空间。
“有一点美中不足，现在是三缺一，社保预算没有进来，收费还没有纳入公开程序。”他认为，改进预算的管理和控制方式，推进预算从约束性向预期性转变。在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推比较容易，经济下行时，难度比较大。“我感受非常深的一点，我们的改革往往都是经济不行的时候才改，经济形势好的时候为什么不改呢，上届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难度就小的多。”
“财税改革方案是在各项改革里最早报给中央批准的。预算制度改革成效显著，税收制度改革部分完成，央地关系的改革基本上没有太大动作。”魏加宁强调：在任何一个国家，税收制度改革都要和其他改革相互衔接，相互配套，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等。央地关系的改革不是财政部自己说了算，需要提高统筹的层次。
姚余栋：不要去赌人民币持续贬值
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姚余栋在17日的“汇率波动风险与全球资产配置”主题讨论环节发言。他指出“全球经济面临着流动性不足和全球的安全资产不足双重问题，全球贸易缓慢，大宗商品低迷是长期趋势，全球化会处于倒退状态，全球经济增速很难突破危机前的4%，3%已经很不错了。”
在全球经济增长新平庸状况下，占优货币的升值需要关注。近期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主要不是来自通胀预期上升，而是美国实际利率的上升，这源于市场对美国经济前景的看好，明年美国经济可能会突破3%。但姚余栋认为，虽然美元指数近期突破100，但美元指数是脆弱的强势，且面临日元和英镑的反向作用力。日本央行人为扭曲10年期国债收益率，使得本该强势的日元处于弱势，但随着日本央行购债空间逐渐缩小，日元存在强势升值的可能；英国脱欧短期施压英镑，但真正脱欧后，英镑也存在反弹可能，如果这两个货币后续走强，相对也会施压美元指数。
人民币经过8.11汇改之后，机制已经比较完备，美元指数脆弱的强势背景下，如果后续英镑日元反弹，人民币反而会升值，加上人民币已经是SDR篮子货币，国际储备货币属性会越来越强，因此，不要去赌人民币会持续贬值，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姚余栋认为，中国当务之急要解决2件事情。一是把当前的个税改革和养老制度结合，二是明年一定要实施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在资产配置方向上，他建议向“新三驾马车”方向配置，美国、中国、印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但美国经济未来增速能保证3%，中国保持6.5%-7%，印度经济能保持8%的增速，这样，G3以目前40%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新增GDP的60%，也将是未来全球长期资金配置的可选之地。
黄益平：经济已陷“风险三角” 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收缩
“2007年以来企业杠杆率出现了分化，国企的杠杆率不断往上走，民企杠杆率不断往下走，这是一种降低杠杆率质量的一种分化。平均而言，国企的效率和利润率都不如民企的表现。所以，也可以反过来说，坏的杠杆在增加，好的杠杆在减少，显然对我们下一步的增长会有很大的压力。”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黄益平在17日的论坛上表示。
明年全球的经济形势还是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黄益平认为，风险三角是今年国际清算银行在一个报告当中提出来的，所谓的“风险三角”，一是生产率在不断下降。二是杠杆率在不断上升。三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空间在明显的收缩。现在很多国家都面对的一个困境，这个困境确实是很普遍的存在，在中国也存在。
更值得关注的是，黄益平表示，宏观经济政策空间在收缩，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再像2008、2009年那样扩张很困难，这确实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问题。谁能从现在的困境当中走出来，就看谁能推进结构性改革，对世界各国是如此，对中国尤其如此。
在谈到如何扭转我们对人民币短期贬值的预期？黄益平强调，从结构改革上做文章，首先是怎么把经济增长稳住，我们经常讨论现在的增长减速是周期性的还是趋势性的，其实根本性的问题是新旧产业更替，旧的产业过去做的很好的，现在没有竞争力了，新的产业还在培养，这是归根到底最后要用我们的供给侧的改革或者结构性的改革，来帮助新的产业的增长，支持旧的产业的退出。
高培勇：用扩大赤字增发国债来支撑减税降费 最终不会降成本
“如果用扩大赤字增发国债的办法支撑政府减税降费，无异于以往的扩大需求、刺激需求为主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操作，绝对不是着眼于供给侧改革的减税降费措施。长期来看，绝对不会达到降成本的目的。它不是改变资源配置格局的举措，而降成本的目的是为了调整资源配置格局。”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在18日的论坛上表示。
高培勇称，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当中说了一句话，财政赤字增加5600亿，重要的是为了支撑营改增全面推进实现减税的效果，换句话说，我们是扩大赤字实行减税的做法，这种做法短期是可以的，如果长期走下去会出现什么结果？
比如2017年，大家希望再减税，假定再减5000亿，就再增加5000亿赤字，赤字是由发行国债来弥补，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就是一手减税一手增发国债这样一种财政融资方式之间的替代。
高培勇表示，如果是着眼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降成本措施，如果要把减税降费的着力点放在降成本，只有一条，那就是税收和收费的减少必须同政府支出规模一同减。
朱海斌：房地产税解决不了房价泡沫
“即使引入房地产税，对房价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影响。房地产税本身不解决房价泡沫的问题。房地产税对应的是土地财政的根本问题。地方政府对于土地出让收入的强烈依赖导致地方政府在楼市调控方面有一个潜在的利益冲突问题，这是导致房地产房价一直上涨的原因。”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摩根大通董事总经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兼大中华区经济研究主管朱海斌在17日的论坛上表示。
朱海斌认为，房地产市场调控在过去十几年陷入了一个屡败屡战，一直重复轮回的政策错误的怪圈。房地产市场要想出现一些根本性的变化，有三方面政策需要重新思考。
第一,改革土地供应制度。
目前的土地供应政策基本上对应城镇化战略，限制特大城市的人口，鼓励中小城镇发展。但过去十几年城镇化的过程完全相反，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人口不停流入，三四线城市有一部分人口出现净流出，造成一线城市总是土地供应滞后于人口增长，所以供不应求。而三四线城市土地过剩，过去累计的土地供大于求。
第二，税收政策，引入房地产税、资本利得税。
朱海斌认为，房地产税短期不会实施，而是渐进实施，税率也不会一步到位。他还建议，除了调整税收，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跨年度的土地财政使用安排。
第三，存量商品房。官方数据显示，1998年房改至今已建成商品房面积在110亿到120亿平米。下一步楼市政策调整应关注如何更好地利用已有的住房存量，减少浪费。因此，政府应在租房市场上引入有效机制，建立比较有序规范的租房市场，一方面缓解楼盘供需失衡的问题，另外一方面通过政策把租金稳定在相对平稳的水平，对售房市场产生相应影响。
朱海斌还建议，社保基金、人保等机构投资者进入房地产市场，购买和持有一些住房用来出租。既可以保障社保基金的财富稳定增长，同时也对房地产市场有一个长期的比较稳定的稳定器的作用。
黄海洲：建议与美国国债相关的资产配置要减仓 甚至做空
“第一，跟美国国债相关的资产配置可能要减仓，甚至要做空；第二，有机会应该做多股权类的投资；继续看好美国股市；欧洲走出负利率，股市值得期待。 ”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股票业务部负责人、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员黄海洲在17日的论坛上表示。
长周期考察美元，1971年美元跟黄金脱钩以后，美元指数快速下跌，五年之内从120跌到80，之后开始企稳，1979、1981美元指数往上涨，从80直接拉到160，后来美国主导了广场协议谈判，美元指数开始企稳，美元指数又从160拉到80到90。所以，黄海洲认为，“美元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即使这样，假如市场有比较大的波动，美元会超调，这种超调的风险值得关注。”
从资产配置来讲，黄海洲建议跟美国国债相关的资产配置可能要减仓，甚至要做空，他解释道，美国经济企稳，通胀开始往上拉。最重要的参照系是1945年到1955年，这之间美国股票的平均收益率十年期是17%，美国国债的平均收益率是负的4%，这个数据对于今天值得参考。
黄海洲还指出，“黄金和大宗商品到底值不值得配置，还要再等一等。通胀上涨有助于支持黄金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美元指数往上涨对这个价格是有压抑作用的，哪个力量更强，还可以等一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