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联合举办研讨会，解读经济热点。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员朱海斌在会上表示，中国宏观税负占GDP比重是33%，如果我们把33%这个数做在一个横向比较的话2015年底，OECD平均国家税负是34%，也包括社保缴费。中国在OECD国家相比大致是相当的水平，谈不上中国处于一个宏观税负是死亡税率的说法。
虽然整体宏观税负并不高，但是基本完全由企业来承担。中国企业跟海外企业比我们普遍感到企业的税费负担更重，这是最核心的原因。
朱海滨提出，可以从四个层面减轻企业税费负担。
今年总理说要再减一万亿左右的企业税费负担。如果这个方向我们一直走的话，可以在第一个层面上降低企业税费。
第二，费改税，就是简化目前企业税费的制度，把一些繁杂的费用尽量给简化，并推动费改税。最好是有一些自动化的系统，这样可以降低企业在交税方面的各种成本。
第三，税制结构改革。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低，在中长期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建议是要强化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体系，尤其对于一些像个人或者私人企业的征收。
最后一点，除了降税还要减支。降税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不减开支的话，政府的财政赤字会提高，从政府的运营来看，中国、美国或其他各个国家都面临同样问题，最后财政是不可持续的。
实录如下：
关于人口政策，我很同意的一点是我们计划生育执行过严、时间执行过长，最近开始调整。但是，最近也有一种观点，中国未来要维持一个中高速的增长，必须要鼓励多生，我认为这是走到另一个极端，其实是偏颇的。
经济学里，经济增长中人口是其中一个要素，但是还有资本的投入，但最主要的决定长期增长的是劳动生产率。在中国，我们看到2007年以后，这一轮新的下行，劳动生产率的下滑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大家提到的投资过度、投资回报率下滑、企业盈利下滑，这是目前我们在结构调整里最核心的环节。
如果把人口增长的作用过于高估的话，会导致我们在未来经济政策、在人口政策上的新的失误。为什么人口增长对于中长期没有什么大关系？举个最简单例子。如果人口增长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那么穆斯林民族出生率最高，但我们并未看到穆斯林国家经济增长最快。
今年在“两会”里关注度更高的是总理提到的给企业减轻税费负担，最近我写过一篇文章，用数据做了一些阐述，到底我们给企业减轻税负，从哪些方向可以入手。刚才有几张图提到，中国企业税费负担在全球是最高的。而财政部的官方回应，中国的宏观税负并不高。我们算了一下，实际上这两个都是正确的。我在最近一篇文章算了一下，2015年，中国宏观税负到底有多高。这里有几个数字。从财政部的官方数据算，我们目前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2%，直接税收占比在18%左右，其他的非税收入大概是4%。这个22%的数肯定明显偏低，至少要算上去，一块是政府的基金性收入，最主要的一块是政府的买地收入，这也应该算宏观的税负。如果把这块加上去，22%就变成28.4%。另外是养老、五险一金等社保方面的缴费。把这些加上去，宏观税负占GDP比重是33%。
如果我们把33%这个数做在一个横向比较的话2015年底，OECD平均国家税负是34%，也包括社保缴费。中国在OECD国家相比大致是相当的水平，谈不上中国处于一个宏观税负是死亡税率的说法。
另外我们看到企业税费的负担非常重，这里头最主要的原因是如果我们看中国税费的结构，我们的税费主要是间接税为主，直接税相对比较低。间接税是什么意思呢？主要税收在生产环节，就是企业来承担。这里举另外一个数，中国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占比为6.7%，占GDP比重仅为1.3%。我们做个比较，美国在2015年，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10.2%，中国是1.3%，OECD国家个人所得税占GDP比重平均为8.4%。虽然我们个人所得税税制和税率跟欧美相当，但是在征收上存在明显的偷税漏税现象。实际上我们征收个人所得税，交税主体是中等收入阶层，领工薪的工资超过最低征税点的是交个人所得税的主体。但是高等收入的，比如个人经商或者不是领工资的那种，逃税漏税相当普遍最近黄奇帆提到一块钱工资的现象，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是逃避个人所得税的一个手段，因为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45%，但企业税率现在是25%。很多个人支出都可以打到企业费用里。
这就导致了我们在目前的宏观税负的结构里一个突出的问题，虽然整体宏观税负并不高，但是基本完全由企业来承担，所以为什么中国企业跟海外企业比，我们普遍感到企业的税费负担更重的最核心的原因。
另外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我们税费结构也非常复杂，最近娃哈哈集团主席宗庆后先生也提到，一年要交500多项税费，后来财政部说没有，不是500多项，经过准确计算是317项。317项也很多了。我看了整个317项加起来，不到一亿，其实跟娃哈哈集团整个的现金流和收入来比，占比并不高，但是这么繁杂的税费结构，作为一个企业需要的人工成本、时间成本，对企业是很大的隐性负担。
我讲这些背景数据以后，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带出我们现在谈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的相关建议。我在最近的文章里提了四个方面第一是直接降低企业的税费负担，像去年营改增，政府说减了五千亿。今年总理又说，要再减一万亿左右的企业税费负担。如果这个方向我们一直走的话，可以在第一个层面上降低企业税费。
第二，刚才提到费改税的制度，就是简化目前企业税费的制度，把一些繁杂的费用尽量给简化，并推动费改税。最好是有一些自动化的系统，这样可以降低企业在交税方面的各种成本。
第三，在税制的结构改革，刚才提到个人所得税的比重过低。在中长期来说，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刚刚也提到，我不是说建议我们要对个人所得税税率要再提高，中国目前这种情况，提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可能税收收入会更少，因为我们可能处在拉弗曲线最右端。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建议是要强化对个人所得税征收的体系，尤其对于一些像个人或者私人企业的征收。实际上在个人所得税里，我同意黄奇帆提的，可以把税率往下降，通过其他方法逃避最高边际税率的动机适当会减弱，反而会有利于征个人所得税。
最后一点，除了降税还要减支。降税带来的问题是，如果不减开支的话，政府的财政赤字会提高，从政府的运营来看，中国、美国或其他各个国家都面临同样问题，最后财政是不可持续的。
降低财政的开支，今年“两会”也提了。要减少政府的一般性支出5%，减支空间很大，中国的政府部门、机关部门臃肿和庞杂的体系，目前的四套班子。当然这涉及到更复杂的，可能不是经济层面的，而更多的是行政体系和政治体系的问题，如何在目前四套班子框架尽量简化机构设置并减少一股性开支，为企业减负创造空间。
我的点评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