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挑战是环境污染和资源稀缺性的问题；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进程的挑战；第四个挑战是全球化的挑战，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头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以及经济金融本身的危机和政治风险、地缘风险所带来的双重矛盾。

金海年表示，供给侧改革需要深化，未来要从四个方面发展新供给：一是新科技，能否使科技的研发与资本、市场、产业三者相结合，进入良性循环的模式。第二是新经济，即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站在全球化角度重新进行产业的分工和国际的分工，包括新的城镇化，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三是新资本，核心就是回归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不要过多的强调投资功能，强调融资能不能为企业创造相应的价值，实现创新和风险的平衡。第四是新资源，无论城市的土地还是农业的土地，包括农业的创新，这都是未来增量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以下为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人民网的领导，感谢各位专家，大家中午好！我的演讲题目是“中国经济转型中的稳中求进”，这也是我们这几次国家政府主要的主题，我提出的观点是供给侧改革要从存量向增量转型。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经济如何稳中求进，因为经济增速总的形势是放缓，前面嘉宾的观点各有不同，从去年第三季度和今年第一季度来看，这两个季度整个经济已经有回稳的趋势，当然连续两个季度已经能够表现出一些趋势出来，去年正好是跨年，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有一些跟去年同期的比较，因为去年同期相对基数比较低，所以我们建议是看一下第二季度，看看这个趋势能不能稳定的形成，其实中国经济这种增速放缓的压力仍然长期存在，后面我会简单的描述一下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原因在哪里。

实际上增速放缓并不是我们直接关心的根本性问题，根本关心的问题还是中国经济能不能继续增长，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包括能不能重回世界之巅的问题。

第二个最大挑战，其实污染问题和资源稀缺性的问题已经跟经济密切相关了，习总书记提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认为如果用经济的手段、市场手段解决污染的问题，可能是一个根本的办法。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进程的挑战。在城镇化进程中，去年面临房价过快的上涨，也包括公共服务的不足，比如说像北京、上海，很多城市房价的上涨，往往跟学区、教育资源的不平等，跟医疗等等，跟这些公共服务资源的不平等不均衡密切相关，同时存在一定程度的贫富差距的问题，不同阶层、不同产业之间、不同区域都存在贫富差距，同时在城镇化过程中还有大城市病和小城市弱同时存在的过程，像北上广深存在大城市病，但是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小城市弱的这种冲突同时存在。从环渤海、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带的发展，本身也存在矛盾和冲突，最近刚刚发布的雄安新区的新举措，我们也期待着能够缓解城市带发展的矛盾。

第四个挑战，刚才前面的嘉宾提得比较多，就是全球化的挑战，尤其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回头和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以及经济金融本身的危机和政治风险、地缘风险所带来的双重矛盾，我们看到从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中等收入这个标准上来看，很多国家都落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陷阱，我们把巴西、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放在这里，看他们为什么在中等收入陷阱呢？不是说他经济没有增长，而是说他的增长跟高收入门槛的增长没有追上，所以他们始终徘徊最低的低收入门槛，世行在中等收入这个范围划分比较细，有个中等收入的低段还有中段、高段，红色的是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接近于中等的高段，我们希望如果是能够超过高收入门槛的话，那么才是真正的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成功的国家也是有的，包括像韩国、日本、新加坡，还有香港特别行政区，都是成功的跨越了。我们看到日本等等这几个国家和地区，最开始在1960年代，他们都是属于中等收入这样一个范围，但是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划分是1989年才由世行划分出来的，所以前面很难看到。最明显的是黄色的韩国，韩国在划分的时候还处于中等收入国家，但是现在已经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预测，这个预测其实比较保守的，我们做三个方面，乐观的预测或者基准的预测和悲观的预测，我们看到中国的人均收入，预计大概是在2029—2031年左右会超过高收入这个门槛，就是说在2030年左右中国会正式进入高收入国家，我们测算的基准实际上就没有现在回暖的这么高，我们认为近期还是以6.5为怎样率，大概会在2030年左右，这个增速会逐步下降到5%，所以这还是相对比较保守的估计，我们知道高收入的门槛每年都会变化，会随着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和通胀的变化进行不定期的或者定期的调整。这个我们认为还是相对可以达到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会认为中国的增长率会逐渐的放缓呢？我们会发现跟产业结构密切相关，这是我理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什么突出结构性？因为我们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黄色的是第一产业，就是农业，红色是第二产业，蓝色的是服务业，服务业会逐渐的比重增加，我们预计在2020年左右服务业比重会增加到整个GDP的60%，那个时候会发生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所有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台湾地区，还有韩国和德国，无一例外的，当他们第三产业比重超过60%的时候，他们增速无一例外的全部降到6%以下，为什么呢？因为农业基本上需求是跟人口的规模成比例的，所以这个不可能有过多的增加，除非出口，出口跟世界的人口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看到中国的第二产业，实际上在2011年已经超过了美国，这是中美结构性的对比，所以我们第二产业事实上需求总量上已经接近饱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几年出现了产能过剩等等环境污染最重要的原因，所以这种产能过剩是因为我们需求已经饱和了。但是我们的第三产业跟美国差距非常大，美国第三产业占到整个GDP80%，所以未来中国主要量的GDP增长空间来自于第三产业，为什么增速下滑呢？因为原来的增加是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同时高速增长，是两个九和引擎，现在第二产业它的需求已经达到饱和，产能过剩已经产生了能耗过高的问题、污染的问题，原来的双引擎变成第三产业单引擎，所以增速自然下来了，当然区域不平衡，发达地区、沿海地区需求饱和，但是中西部还有发展空间，还有潜力，但是整个速度已经是下来了，当然这种下来并不一定是坏事，只要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增加，生活水平改善，我们刚才看到整个预测仍然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陷井。所以，我们预计未来新的动力引擎会来自于科技创新和绿色发展，但是这个就像前面有一位嘉宾提的，还没有立刻能够体现出GDP增长的数字，因为这是相对比较长期的事情。

短期还是有替代引擎，就是城镇化和全球化，这个很快就能够通过城镇化、通过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把它补充上来，包括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建设、完善，全球化，这个是短期可以带来进一步增长的新的引擎。所以，我们认为供给侧改革现在需要深化，原来的“三去一补”主要是面向存量的问题，因为产能过剩、杠杆的问题、成本过高的问题等等这些，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实现了中国经济稳的因素，所以一定要找到新的引擎，人才红利才是真正的红利，中国的人口多、智商高人又勤劳，这才是中国真正的红利所在，所以我们认为新供给会体现在四个方面，一个是新科技，科技根本上来讲还是人的投入，还是智力资源是不是进入到科技的研发，科技的研发能否跟资本、跟市场、跟产业结合在一起，插上资本的翅膀才能进入良性循环的模式。第二是新经济，就是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站在全球化角度重新进行产业的分工和国际的分工，包括新的城镇化，能够进一步推动中国经济高速的增长。第三是新资本，我们说要保持、要强调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属性，核心就是回归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不要过多的强调投资功能，投资功能有可能会造成空转等等，但是所有资本是为了实体经济融资服务，强调融资能不能为企业创造相应的价值，实现创新和风险的平衡。第四是新资源，无论城市的土地还是农业的土地，包括农业的创新，这都是未来增量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