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日前，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原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2017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作出了深入分析。贾康指出，十九大报告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表述、新判断意义重大，具有统领和指导全局的理论支柱作用。
十九大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判断、新表述，明确地把原来定义的需要表述转化为需求侧更综合、更具有概括性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贾康认为，这个内涵非常丰富，物质的需要是解决生存、温饱问题，进一步还要有发展的资料与享受的资料，但物质需要绝对不是一个达标的边界，文化的需要就更丰富得多，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什么是美好生活？按照学理上所说的人的需求层次，生存、温饱、发展、享受、精神文明之上，还要有我们的政治文明，法治化环境中人的人权、尊严，还要有人的更全面的发展，这种美好生活诉求在新的表述里得到了很好体现。”贾康提出，供给侧怎么回应这种需求，就必须在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结合下，强调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不平衡问题，这是新时代我们必须追求的‘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发展中牢牢把握的矛盾主要方面。”贾康表示，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认定为就是在供给侧。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解决结构优化的问题，以解决结构优化问题为主，来实现总体上更优化的平衡状态。因此，总体把握现代化战略方针的主线，就必须顺理成章地紧扣以优化结构来化解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下为贾康老师演讲全文：
尊敬的张冬科副理事长，王广宇院长，井贤栋监事长，尊敬的各位到会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今天发言的主题是关于十九大之后经济发展的展望，时间有限，我先侧重于讲讲自己作为研究者怎么领会十九大精神的一些要领，和大家共同研讨。
十九大报告包含着非常重要的指导精神，试从四个层面谈一下我在领会十九大报告精神方面想强调的要点。
第一个层面，要勾画一下“新时代”概念。我们这个新的时代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表述出来，显然是关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与时俱进的演变之中对于所处历史方位的新判断，并会合乎逻辑地引出指导我们继续前行的新指南。
对于推进现代化宏伟事业来说，作为主线的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我们整个战略性认识的依据，我们设计指导方略的原点，我认为就在于这样一个以新时代的认识作为基础认识而展开的新的一套认识框架。
报告明确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这个新时代的显著标志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近百年的奋斗，终于使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站起来”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它首先解决的就是在辛亥革命推翻千年帝制之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第一条，至少是解决了在中国这个几千年古老文明未中断的民族国家主要的版图上，摆脱内忧外患局面，一旦有了这样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框架，我们站稳脚跟便马上要进入追求经济发展、追求民生，的“一五”时期，要尽快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工业体系。
“站起来”以后，这个工业体系建设是要支持中国追赶工业革命以后其他民族国家走在前面的脚步，但走过了曲折的道路，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严峻的挑战。但终于有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以这个新时代的发展成果为支撑，我们已经看到“富起来”的这样一个总体表现。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么“强起来”，这个历史飞跃的过程中，总书记说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更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现代化中国梦的目标。这样的判断当然也合乎逻辑地对应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基本方略的系统化认识。在总书记报告后，我注意到其他领导人和我们媒体，已经非常明确地把这个思想标注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记者招待会的发言人，专门解释了，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就好象我们谈论里根经济学，谈论凯恩斯主义，可以以主要贡献者的名字带出后面的概念。同时，我们特别要注意到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和党与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这也是非常标准的一个实事求是的表述），将成为我们继续追求伟大民族复兴的行动指南。
第二层面，要强调一下以“不平衡”为最关键内容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判断和应引出的新分析。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之后，我们改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最高决策层面形成的文件里，表述的对于我们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回归了党的八大的认识框架。八大所强调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学术上有一定的研讨余地，但是它总体来说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如果从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史来看，马克思主义原理所强调的生产力适应生产关系到了列宁主义时代，又强调了生产关系的能动性。正是在列宁主义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之上，有了前苏联发生的重大的革命事件和我们1949年东方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成功。
这个成功之后，共产党从革命党变为执政党，对整个社会在这个运行中间的矛盾，实事求是地看到了我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和实际的生产力支撑力之间的矛盾。在八大框架下它是强调这样一个矛盾关系，而内在隐含的认识就是必须在站起来之后继续去追求富起来、强起来。但很遗憾，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样一个认识框架后来又被排斥到一边。到了拨乱反正的改革开放初期，终于回到八大框架以后，有一个表述上的调整，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就更圆满一些：我们并不直接讲生产关系、生产力，讲的是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是要使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要得到满足，而这个满足同我们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矛盾。言下之意，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为中心去克服这个矛盾，这是我们基本路线的学理支撑。到现在将近40年了，基于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的判断和相关分析，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这个社会主要矛盾又“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新表述、新判断意义重大，对于我们在新时代继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我认为具有统领和指导全局的理论支柱作用。
认识社会的基本矛盾，在基础理论层面来说要联系到我们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原来六中全会形成的矛盾认识的表述已经抓住了这个供需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而要坚定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三步走”现代化战略。而十九大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新判断、新表述，是在延续原来需求与供给间对立统一认识框架基础上，顺应时代变化，明确地把原来定义的需要表述转化为需求侧更综合、更具有概括性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这个内涵是非常丰富的，物质的需要是解决生存、温饱问题，进一步还要有发展的资料与享受的资料，但物质需要绝对不是一个达标的边界，文化的需要就更丰富得多，包括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怎么结合发展，在原来的表述已经有了，现在我们更多地要强调综合性更高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什么是美好生活？按照学理上所说的人的需求层次，生存、温饱、发展、享受、精神文明之上，还要有我们的政治文明，法治化环境中人的人权、尊严，还要有人的更全面的发展，这种美好生活诉求在新的表述里得到了很好体现。同时，供给侧怎么回应这种需求，就必须在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结合下，强调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进一步具体分析，充分与否，是动态变化中偏于总量描述的概念，而平衡与否，主要强调动态变化中直指结构状态的更偏于质量的描述。新表述是把原来的表述中间关于“落后”的问题，以“不充分”的表述延续下来，原来讲的落后的社会生产实际上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不充分，而新的表述中是把“不充分”问题放在了从属于“不平衡”的位置上。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不平衡问题，这是新时代我们必须追求的“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发展中牢牢把握的“矛盾的主要方面”。
我注意到领导人在过去已经反复强调怎么样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而矛盾的主要方面已经认定为就是在供给侧。供给侧改革显然就是要解决结构优化的问题，以解决结构优化问题为主，来实现总体的更优化的平衡状态。关于这个新表述及其可展开的分析认识，我认为它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清晰的，是与最高决策层已经反复强调、十九大报告称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之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内在契合、一脉相承的。
第三层面，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主线的认识。
既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清晰地聚焦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上，总体把握现代化战略方针的主线，就必须顺理成章地紧扣以优化结构来化解矛盾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之后近40年的超常规发展，取得一系列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中央文件里非常明确指出的“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复杂局面，集中体现为种种结构失衡的问题。我们现在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应该争取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要突破“行百里者半九十”的这样一个现代化瓶颈期，也是我们继续往前发展的冲关期。必须在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合之下，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供给体系质量效益的提高来化解社会矛盾形成的潜在威胁，也就是要面对着制度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人文和生态结构问题等等方面，有效地克服不平衡。
今天在座的也包括很多来自企业界的朋友，我们企业在运行中大家所关心的很多的问题，和我现在说到从宏观层面考虑的制度、产业、区域、收入分配、人文生态问题，都是息息相关的。
以往的宏观的需求管理，更多侧重的是总量问题，而现在必须强调的供给管理，更多侧重的是结构优化问题。我们按照主线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上就是要以改革为核心，以现代化为主轴攻坚克难，对制度供给做有效的创新，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形成动力体系和供给体系转型升级的系统工程式的创新。这个动力体系的创新已经非常明确地被最高决策层强调，新的动能要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创新支撑因素，以这种全要素生产率支撑现代化进程在追赶—赶超的路上继续超常规发展，这样才能在化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动态过程中，实现2020年全面小康，以及业已明确的2035年前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进一步经过15年左右，在建国100周年、2050年这个时点，达到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可以认为，作为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我们着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而实现现代化中国梦我们必须遵循的战略方针。这个战略方针和主线表述出来，在学理分析上来说它是有非常清晰的、内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的基本关系的。
第四，在上面的三层认识之后，我想强调作为研究者我非常看重在总书记报告在强调这些新、强调这些变化的同时，还有非常明确的“两个不变”，就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地位要保持清醒头脑。报告强调：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个强调意味深长，在新时代面临以不平衡为关键特征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在创新和奋斗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把握住这两点正确认识。实际上这也就是需要牢牢地立足于我们过去已经形成认识的要经过几代、十几代，甚至可能几十代人，才能走完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个“最大实际”。十九大报告里有人统计出好几十个最大，其中之一就是所处的最大实际，是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而要牢牢地坚守党的基本路线，对于这个最大实际的认识，和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说的一百年扭住不动摇，在认识上一脉相承，贯通在一起。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紧紧结合于幸福线、生命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坚持不懈的长期奋斗中，要保持我们在报告中所说到的前进定力，这是我们有底气的“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之所在。
顺便说一句，我已经注意到，有的学者在文章里已经明确提出我们中国已经走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我作为研究者是不认同这个判断的。我觉得我们要领会十九大精神，就可以进一步研讨已经提出的类似问题。
显然共产党人的远大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未来的理想结合我们这一两年大家反复讨论的“初心”、“信仰”，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代表性文献，共产党宣言里说的理想是什么呢？共产主义是未来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个美好社会何时实现，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讲，马克思主义从来没给出时间表，我们现在也无法以算命先生式的预测在时间表上把它量化。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示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却在向这个理想彼岸逐步到达的前进定力问题上，给予了我们最基本的指导。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潮流与长远趋势的同时，马克思代表作之一的1859年1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内成熟之前是决不会出现的。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业已形成的蓬勃生命力，也表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难以避免的种种不成熟。我们一方面仍然具有黄金发展的特征，中国市场仍然是全球最有潜力的市场，同时矛盾累积、隐患叠加的种种问题谁也不能忽视，把这些问题看到极端当然就会陷入错误的中国崩溃论，但不看到问题就不能按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继续推进我们的现代化进程。如果我们充分地认识十九大报告强调的两个基本认识，和马克思主义两个没有变的认识结合起来，这是在基本理论学理上完全可以结合起来领会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认识，它可以时时提醒我们中国现代化的新长征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理性对接，只能在遵循社会发展基本规律而长期不懈的奋斗中形成，我们当下所处的“新时代”，又是基本国情和国际定位尚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时代，紧紧扭住党的基本路线实现可持续发展一百年不动摇，这是我们学习领会十九大指导精神推进现代化事业时，必须稳稳站定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立场和共产党人的党性立场。
所谓初心，所谓信仰，不要再说那么多空泛的话，我们作为研究者应该更多地聚焦到清晰的概念之上，即怎么经过我们一步一步的努力，使“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文明与我们尽自己的主观努力按照初心意愿，结合进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长期不懈的务实奋斗。
如果把这些作为十九大的精神要点的勾画的话，我想简单说一下后面的看法。关于十九大之后中国经济运行，我仍然延续前面一段时间说了多次的基本看法。我们是在2011年以后，清晰地进入了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经济下行过程，但在2015年下半年，特别是从第四季度开始到现在，九个季度的中国经济运行其实不是下行的，是在6.7-6.9的区间里的一个平台状态，这个小平台已经开始中期化，已经超过了两年。我们现在应该乘势在进一步努力提高增长质量优化结构的供给侧改革进程中，把新常态的“新”明朗化之后应该追求的入“常”实现出来。
种种具体的分析可以表明虽然还有不确定性，但是我们非常值得争取经过努力延续这样一个平台状态，如果能处理得好，2017年把短期的年度运行和中长期的追求结合在一起，它应该努力成为我们软着陆中L型转换的检验期和新常态由新入常的年份，这是关于经济运行我想再次强调的一个基本看法。
对于企业界朋友的含义，就是大家应该特别注意这一轮到来的经济景气给企业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一些机会，我们结合自己行业、自己企业的相对优势，要努力把握住时机，争取在这轮入常里面捷足先登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在具体的分析方面，时间关系不展开了，一些综合的指标合在一起证明了我们的亮点纷呈。同时我们也有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地方和企业的困难有待克服，民营企业投资下降虽然得到了扭转，但是以制度保障来巩固它，还要做很多的综合性的努力。
在我们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市场以优胜劣汰的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我们一系列已经采取的政策措施，要努力和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形成优化结合。
时间关系，我的汇报到此结束，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