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8日在杭州举行的“新时代·新供给·新动能——2017年第三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上，许多新供给学派的重量级学者、金融机构和一些企业界、传媒界高层人士到场发表了有份量有价值的观点，以真知灼见解读分析了中国经济即将展开的宏伟布局。
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副巡视员、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张韶华，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王广宇，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成员、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诺亚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导冯俏彬，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副秘书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博士张茉楠，华夏时报总编辑、中国新供给经济学 50 人论坛媒体合作委员会委员水皮，在圆桌讨论环节针对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和十九大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张韶华说，报告里有4个字让她感触很深：现代金融。人民银行一直在提倡货币政策加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下一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民银行，“我们有信心加强宏观调控，防范系统性风险。”
王广宇认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任何一个大国都是金融的大国，都是产业的大国，中国不应该在这个阶段把金融和实体对立起来，而是金融促进实体，实体反哺金融，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朱海斌认为，最近一两年提得更多的是发展租房市场，不一定是个人，政府，甚至国企，包括我们的养老金，都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市场，这个变化可能需要提前关注。新房市场可能以后更多的要关注存量房，从政策的角度，经过1998年房改以后，现在存量房在大部分城市远远超过新房的建设。朱海斌相信，未来房地产税应该是很快会进入实质性阶段，市场由此可能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金海年认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仍然是应该在供给一侧促进发展更平衡更充分，让高增长成为高质量的增长。
冯俏彬认为，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程中，社保基础养老保险的部分走向全国统一应该是大趋势，这对缩小城乡差距，缩小不同人群之间在基础保障上的差距非常重要，甚至对整个市场经济运行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张茉楠表示，期待之后中国有重大的制度的变革和在涉及到基础性改革方面的一些动作。
水皮认为在报告中提到提高中国农村青年高中普及教育的问题，是抓住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根本。水皮说，我们的发展面临多方面的不平衡问题，这可能会影响到今后的经济政策制定。
以下为圆桌讨论环节文字实录：
水皮：进入圆桌环节，请讨论嘉宾上台。
欢迎各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十九大，十九大给你们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点？今天讨论的还是三季度的经济形势，在十九大的政策框架下，包括今后一段时间对中国经济的走势会产生什么影响，很多人持乐观的态度，请各位结合自己的专业研究给我们做一些分享。
金海年：我是诺亚首席研究官，是新供给成员金海年。回应水皮先生的一点，报告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主要社会矛盾的转变，从原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一个转变。这两个从需求端和供给端都有转变，一个是需求端从简单的物质文化的需要，比较初级的简单的一种需求上升到美好生活，更加综合，既包括物质文化，又包括对生态，对社会环境等等很多方面综合的一个需求；但是着力点仍然是在供给一侧，原来生产力比较落后，现在发展起来了，也不能说完全发展，但至少不是全球很落后的一个状态，但是目前主要的问题是不平衡和不充分。所以，未来的一段时间发展仍应该在供给一侧，怎么把它做的更平衡更充分，因此以后的转变是从原来高增长变为高质量，就像水皮先生提到的，以后的速度不一定很快，但是质量一定要加强，这是我的一个感受。
冯俏彬：我是来自国家行政学院的冯俏彬，水皮先生也是久闻大名，对你刚才所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在学习报告中印象最深的和海年一样也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发生变化的表述，这个他已经讲过我就不再讲了。另外我印象比较深的一点还是尽管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很多方面都会发生变化，但是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这个没有变。对这一点我印象非常深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没有变。另外，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没有变。所以，从我们做经济研究上来看，这几个方面的表述它给我们吃了一个很大的定心丸，就是我们总体的策略，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略，包括很多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还没有变，还是正确的，所以，这个给我印象很深刻。
王广宇：报告中宏观的论述我都学习，我看到在经济描述中把实体经济的发展放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更进一步的也提到金融的作用，非常准确的定位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我们应该加快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没有把他们对立起来，我认为这是个特别好的定位，这个道理非常朴素，因为任何一个大国不可能只有实体，也不可能只有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任何一个大国都是金融的大国，都是产业的大国，中国不应该在这个阶段把金融和实体对立起来，而是金融促进实体，实体反哺金融，这是我自己的体会。
朱海斌：我是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前面贾所长已经讲的非常透彻了，最核心的一个就是对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新论断。关于楼市的表述，在报告里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设多渠道并举，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这个话是比较新的描述，我个人的解读，未来几年可能我们房地产整个大的格局，包括政策都会出现根本性的变化。多渠道，以往我们关注楼市核心的就是商品房市场，而且更多的关注商品房的新房市场，这是往往政策主要的导向或者着力点，经过这么多年发展，过去几年在保障房这一块，包括棚户区改造的规模非常大，从量上来看，现在保障房，包括以前的经济适用房在城市里占比是超过20%以上。最近一两年提的更多的是发展租房市场，也不一定是个人，包括政府，甚至国企，包括我们的养老金有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市场，这个变化可能是大家需要提前关注的。
另外，以前更多关注的是新房市场，可能以后更多的要关注存量房，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经过1998年房改以后，现在存量房在大部分城市远远超过新房的建设。贾所长的书里面有具体提到房地产税，我相信未来房地产税应该是很快会进入实质性阶段，这对市场可能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
张韶华：大家好，我是张韶华，人民银行参事室是国家部委和金融系统里维一的参事室了，成立时间非常悠久，我今年刚去参事室工作，我兼职是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的秘书长，这是国务院参事室和人民银行合作的一个平台。命题作文，看完报告非常振奋，我个人看到了4个字感触很深，现代金融，因为在贯彻新发展理念，还有建设现代化的经济体系里提到了现代金融。现代金融这个提法我感觉它对市场化的一些法制化，还有咱们提到的国际化的这些大家都讲了很多，但是也会涉及到跟咱们今天提到的“新时代”有数字化的一些理念。我们这次看到报告里写到双支柱也很振奋，这是人民银行一直在提倡货币政策加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马上下一步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将设在人民银行，我们有信心加强宏观调控，而且防范系统性风险。谢谢。
张茉楠：我是来自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张茉楠，也是新供给50人论坛的成员。去年底我所在的研究机构国经中心承担了一个报告中的理论体系和另一个基础性研究的两个课题。我觉得十九大不仅仅是一个新时代，其实它也是划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纲领不仅仅面向未来5年，有可能面向未来10年20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看报告中，从国家总体的发展战略，发展的理念，发展的理论体系，包括经济发展的体系，以及发展模式都与以往有非常大的变化，包括确定了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我们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以及所谓的从现代化国家到现代化强国，包括其中有描述中国已经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从整体报告的描述来看，确确实实我们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回溯到改革开放38年来，再往后卡40年，确确实实是一个新的起点。
在这个新的起点过程中，我们看到不仅仅中国面临这样一个重大的发展格局的变化，实际上从全球来看，全球正面临着所谓的大的思潮的冲击，逆全球化也好，还是不同的全球财富再分配也好，都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产生重大变化。所以，我觉得十九大既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但是未来中国是否能构成一个全球化的真正的强国发展之路还非常远，特别我们更期待未来中国有重大的制度变革和在涉及到基础性改革方面的一些动作。
水皮：谢谢大家的分享，我也跟大家谈一个体会，因为我刚才看周老师和马老师都谈到人的问题，人的问题的确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在听报告中最让我感动的一点，是最后提到，提高中国农村青年高中普及教育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抓住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根本，就是高中普及教育。报告里没有提要不要跨越，如何跨越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实际上中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能不能跨过去？前段时间我在一份报告中看到，美国人在中国做了40年的研究，对比其他国家的跨越过程，他发现发达国家一般高中教育在75%左右，中国现在整体大概是50%不到。当然，中国大城市比如上海、北京、杭州这样的地方可能高中教育比美国还高，但是2/3的中国农村青年没有受到高等教育。而且他还发现，一旦认定自己不用接受高等教育的话，从小学进入初中之后他的学习和接受能力，在初二相比初一会大大退化，因为他自我放弃了。得出的这个结论让我非常震惊，回过头来想想，这跟我们很多切身感受是很近的。在报告中专门提到这一点，我估计很多人没注意到，但是我正好看这个报告所以感受特别深。
主要矛盾的转化，这是非常宏大的话题，这里面谈到了不平衡。不平衡有很多方面，比如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和各种各样的，但是有一点是不可回避的，就是贫富差距相当大。如果把主要的焦点放在这上面，着力解决这个不平等，包括以后的税收政策，刚刚已经有人谈到税改，会不会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政策会因此跟过去不太一样，可能跟税收有关，包括后面也许会出现遗产税，也许不仅仅是税收方面。我不知道各位在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预判，今后可能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哪些方面，着力于解决不平衡这个问题，或者说贫富差距这个问题，会不会有比较明显的政策性的调整？我当初特别想听贾康老师谈这个问题，请各位谈谈感觉。
冯俏彬：水皮总提到财政税收的问题，我想谈两句。您提到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以前一直有一个扩中提低限高，我最近研究了社保费，大家都反映社保费非常高，在研究过程中有一点，现在国家正在做基础养老金的全国统筹。在做这个事情的过程中，社保制度涉及到一个战略或者阶段性重大任务的调整。20年当中这个重大任务主要是在扩大社保的覆盖面，到2016年为止，我国医保已经建设了全民医保体系，社保养老保险有将近9亿人已经纳入到了这个体系当中，也就是托底线的工作已经初步完成。所以，我们有一个预判，也是社保界的一个看法，未来社保工作的重点会转向全国统筹，建立一个相对统一的全国统筹，特别是在养老保险方面率先开始的制度。所以，我觉得在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过程中社保，我指的基础养老保险的部分，这部分走向全国统一应该是大趋势，这个事情对缩小城乡差距，缩小不同人群之间在基础保障这部分上的差距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甚至对整个市场经济运行，还有托底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社保逐渐的走向全国统一的问题，在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金海年：诺亚服务高净值人群，所以，我们对中国的富人是比较了解的。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结构性的来看，并不是所有的高收入人群都是不合理的。
鼓励大家共同富裕，最终我们要达到全体富裕，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我们讨论公平并不是大家收入都一样就公平了，如果退回到原来大锅饭的状态，反而会扼杀大家劳动的积极性，社会主义的本质，报告中提出最重要的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收入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如果你劳动多，你劳动创造的价值多就应该收入多。所以，我们会看到收入差距的产生有两类，一类是合理的，比如我们承办单位，阿里的马云收入这么高，因为他创造这么多财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是不是应该收入多？他肯定应该跟普通的人是不一样的，他创造的价值就是应该产生不同的收入差距。但是有一部分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不劳而获的，因为垄断，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刚才水皮先生提到遗产税，上一代人的财富是靠他的勤劳、智慧创造出来的，是不是可以传递给下一代，也是涉及到您刚才提到的教育类似这个问题，如果高中不上可能初二就不愿意了，如果财富不能传给了他可能就不会创造这么多财富，他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往往有创造社会溢出效应的过程，如果不加区分的限制高收入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我觉得应该区分对待。
水皮：这也是一个很难平衡的高难度的问题。
张韶华：快十年的时间，我一直在国际上和国内都关注的是普惠金融的问题。最初我用的是金融包容或者叫包容性金融，现在看起来这个概念更好一点，因为现在大家把普惠金融理解成金融扶贫了。觉得就是给最贫穷的人群不计成本的提供金融服务。但恰恰包容性金融也好，普惠金融也好，实际上是针对金融排斥现象来讲，是原来不享受金融服务的人能享受到成本比较低的、比较快捷的，而且很适当的金融服务，所以，有减贫的目的。但金融服务业不是不计成本，只是让有需求的人享受到他应该享受的金融服务，当然应该上升到一个公民基本权利，当他有金融需求的时候他应该有尊严的得到满足。
张茉楠：水总提的问题特别有意义，不仅仅是贫富差距，全球都面临财富再分配的问题。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逆全球化思潮的源起就是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前段时间班农在香港的演讲，作为主题的演讲题目就叫经济民粹主义的崛起，以及对亚太政策的一些影响。其实他主要的思路就是来自于全球经济危机发展的根源。他认为是全球化带来的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然后产业资本萎缩，是造成很多金融危机的根源。现在特朗普一系列的政策指向也是财富分配问题，对外的政策主要是调整商品输出国、贸易盈余国与贸易赤字国所谓贸易再平衡问题；对内主要是通过税改和金融监管法案调整所谓的中产阶级财富。所以，我们看美国也好，包括中国，现在很大的政策指向是来自于重新进行财富再分配。
现在全球不仅包括美国所谓特朗普的税改，OECD的德国、日本、印度，德国降低企业的所得税降到现在30%左右，日本也是29%左右，印度主要针对消费税。无论对企业的财富再分配，降低企业的成本，还是对居民消费端的减税问题，现在全球的政策指向都开始慢慢回归到财富分配失衡这样一个纠偏的过程。这个对未来全球的财富增长和财富再平衡都是一个有利的过程，而且中国下一步不仅仅是在减税问题上，就像刚才冯教授所说的，怎么调整资本利得和劳动收入之间，回到我们所说的财富论，因为原来亚当·斯密有一个国富论，是不是新的发展阶段也应该有新的国富论，怎么让真正的国民能够富起来。实际上报告中一个很明显的政策分析也就是国强民富，民族的复兴实际上不仅仅是国家强大，更来自于整体国民的财富增长，而这种财富增长也不仅仅是腰包里口袋里收入的本体，其实它还是未来对自己的资本利得的收益问题。这个探讨是特别有意义的。
水皮：不平衡还有一个国际的。
张茉楠：特朗普跟你谈的都是要对等贸易、公平贸易、互惠贸易，不再谈自由贸易，就是因为中国在整个全球化过程中货币太多，他认为不平衡了，要把你的财富换到我的口袋里。所以，这个问题确确实实不仅仅从一个政策取向上，要回归到亚当·斯密国富论资本的社会发展基础的层面上思考。
水皮：特朗普生意上的确也算一个比较强硬的谈判对手。
朱海斌：前两年21世纪资本论特别火，也解释了全球贫富差距加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资本的回报率远远大于劳动的回报率。所以，从经济学来看，要减少贫富差距，首先需要调整资本回报率和劳动所得率之间的平衡关系。作为贫困的人群，他不拥有资本，拥有的是劳动力。一个基本的劳动所得。另外一个教育，我们说的人力资本，这是对减少贫富差距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另外一个，在缩短贫富差距之间，需要一些市场跟政府的定位的问题。市场可能更适合的是把蛋糕做大，但是在贫富差距的调整问题上可能更多的是政府领域。这方面政府需要承担的责任或者义务是不可避免的，刚才提到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来看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覆盖很广，但是覆盖度很低，保障程度很低。所以，养老金的缺口问题，钱从哪里来，我们现在做到了广覆盖，但是低水平的问题，如果要继续做可能需要像国有企业利润上交幅度。
金海年：扶贫我觉得也应该结构上来看，因为贫穷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劳动能力丧失或者缺失，这块应该国家直接保障的，但是还有一部分是可能他有这个劳动能力，由于教育的问题，由于其他的问题，这种应该通过教育，通过劳动教育和职业教育等等这些综合来提高，让他们自己能恢复到自己收入增长，应该区别来看。
水皮：十九大的确是一个在重要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我们这个会议在十九大之后召开的也挺重要的。这应该是第一个公开的形势分析报告会，汇聚了我们那么多专家学者。十九大给世界各国发出的信号非常强烈，中国非常稳定，中国有一个长期的远景规划。新时代的一个最好最大的确定性，就是保证了政策的长期性，而且中国的市场方向，包括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现在基本上得到了全球的认可。所以，长期是非常的利好。
另外，新时代也是解决主要矛盾的过程，刚刚我们谈的包括税收，例如，遗产税征早了对于创新创富的动力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制，现在还面临特朗普这个外部的强劲对手，你加税他减税，资本的短期流动是很难回避的问题。但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有足够的智慧，而且有足够的耐心，有长期的规划可以克服短期的波动，包括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分析和判断，包括政策的走向能够执行到底，这一点我们还是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