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俏彬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副部长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这是疫情之后开第一次现场会，有一种久违的亲切感。今天，我发言的题目是《从“短期救助”到中长期恢复”的财政政策选择》。

   新冠疫情是我们2020年最大的黑天鹅，正在全世界蔓延，对全世界、中国经济的冲击前所未有。IMF预测，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认为是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糟糕的全球经济衰退。但这个预测很多人认为还是偏乐观了一点，说明情况确实很严重。

    为了拯救经济社会，各国紧急出台了大规模的财政救助计划。对近我对这些国家出台的财政刺激政策进行了梳理，特别是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家。总的看，各国用于财政救助的金额的确非常大，美国是2.36万亿美元，日本108.2亿日元。按2019年占GDP规模来算，德国和日本都占到2019年GDP 20%，美国大概在10%左右，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占的比例也挺高的。总的来讲规模很大，有人说这是二战以来或者有史以来该国最大的财政救助计划。

除了政策规模比较大，还使用了“所有合适的政策工具”，或者说常规政策工具或非常规政策工具，能想到的都进行了使用。除了货币政策一再打破常规之外，财政政策这次也被提到空前重要的位置，而且多国央行承诺为政府提供无上限的流动性。很多人在讨论国外大规模财政救助时，看到的是政府花了多少钱，很少有人问政府这些钱从哪里来。实际这些钱主要来源于中央银行开闸放水，所谓无上限流动性相当于拆除了财政与中央银行之间的防火墙。这在我们国家的老一辈学人记忆中是非常大的禁忌，也是现在对我国的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除了大家观察到的“直升机撒钱”，各国也大量使用了财政和金融之间的工具，包括定向贷款、政府担保、财政贴息以及设立SPV等等。

    各国穷尽心力，甚至不惜冒着巨大风险实施财政救助，其意图是什么呢？我们必须努力要读懂这些政策背后的意图与出发点，才能对我国自己的政策选择有帮助。

    经分析，我认为大多数国家对于新冠疫情的定型是一次巨型的自然灾害，一个迟早会过去的短期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的出发点就是为经济社会制造出一个保护垫和缓冲区，以防止经济体系分崩离析，防止社会动荡并寻求最快恢复。这相当于面对巨大冲击时，像母亲保护孩子一样形成保护垫，一旦疫情过去之后，整个体系可以快速恢复。这是各个国家在出台大规模财政救助政策的基本初衷。“短期”和“保护”，是理解各国财政救助政策的两个关键词。

    但政策效果会怎么样？这高度依赖于疫情持续的时间，比如开动“直升机撒钱”，央行印钞机哗哗地印钞，一定是只能在短时间这么做，不可能长时间，甚至稍长都不行，所以很多国家都急急忙忙地复工复产。另外，在大规模刺激政策之后，一定会形成巨额债务，这会大大增加后期经济体系的脆弱性。所以在羡慕其他国家出台慷慨救助政策的同时，还要知道它背后深层次的意图、代价和相关政策后遗症。在这个基础上再讨论我们的政策。

    疫情对中国的冲击我们做过一个图，就是将有五波冲击。当时做这个图时疫情还没有在全球蔓延，但即使现在全球蔓延了，也在这个图的第四波和第五波，这当中既涉及到对供给的冲击，对需求的冲击，既有从国内到国外，也有从国外到国内；既有从服务到制造业，也有从制造业再到服务业这样一个全面的冲击……现在仍然还在过程当中。

    疫情重创我国经济。今年一季度我国GDP增长负6.8%，是1976年的第一次负增长，也是改革开放将近40年以来第一次负增长。可以看到新冠对我国经济冲击非常严重的。疫情也重创我国财政，一季度财政收入下降14.3%，税收下降16.4%，而且这次中央和地方一起下降。十几种种税收中，除了环保税其他的税收全部都是负增长，而且比例都相当得吓人。但面对疫情，财政一直坚守职责，尽全力做好防疫方面的支持工作。从疫情一开始，财政就不停地出政策，不停地给各地加强防疫物资投入等等。大概算起来，相关减收增支已经超过1万亿元。 

    现在，我国最艰难的防疫时期已经过去了，整个疫情基本得到了控制。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体系恢复没有想象得那么快，而且由于全球疫情的蔓延，外需处于崩塌状态，反而加深了疫情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那么，政策上现在应该怎么做？

    中央政治局指出，要出台一揽子政策。财政政策方面，有所谓“三箭齐发”之说：提高赤字率、增加地方专项债和发行特别国债。现在大家都在揣测规模有多大，很多人看到各国出台大规模的财政救助政策时，也希望我们这三只箭的力度更大一些。我们也等待有关方面什么时候给出一个具体的数据，从现在的情况分析来看，这个数据应该不会小。

假设很不小的中国版财政救助政策出台，政策在执行运作应当掌握什么样的要点？我个人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供需双向发力。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在供给方面多发力，需求方面发力不够，希望这次在需求方面多一些发力。

    第二，普惠性和针对性并重。救助的重点是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地区、行业、企业和困难群体，但同时也可以推出一批更具有普惠性质的中长期改革措施。

    第三，短期需要和长期发展并重。

    第四、不同阶段，不同政策。我国和欧美国家相比，处于疫情不同发展阶段，按世卫组织的说法，大多数欧美国家处于疫情第一阶段“遏制”阶段，政策目标是以保护为主，保护整个经济体系和社会基本稳定，保护是它的主要目的。现在中国的疫情防控处于第二阶段“放缓”，因此政策主要以中长期恢复为主，因此政策的力度、着力点和政策的手段都和保护阶段有很大的不同。

    第五、国情不同，政策重点不同。国外大量的企业都遇到了资金流的问题，所以财政救助政策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通过设置SPV来收购资产，给企业短期注入资金。但我们有庞大的国有企业，相当于经济稳定之锚，所以我国也有直接购买企业资产的需要，但有庞大的国有企业做稳定器，这类需要不像西方国家那么强烈。我们可重点集中在一些重点行业，重点区域以及民营企业、重点头部企业等关键领域和环节上。

    第六，要努力提高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要“四两拨千斤”。换句话说，即使通过“三只箭”提高赤字、提高债务，还是要想办法提高财政资金金融化使用的比例。

    第七、强化救助政策与就业的关联度。接受财政救助的企业要附加一些条件，比如不裁员。

    第八，政策要留有余地，多以“改革救市”。

    总之，新冠疫情对全世界、全中国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机和考验，在危机当中我们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即使如此也要考量怎么把事情做对做好，根据我们自己的疫情阶段，自己的国情和后期的发展需要，共同来考虑财政政策设计。

    以上是我汇报的主要内容，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