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景明：立足中国实践发展财政理论
发布时间：2020-11-06 16:46:07作者：来源：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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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副院长 白景明
大家上午好！首先非常感谢会议主办方的邀请给我这么一个机会，是来向大家学习的。今天《财政学通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今天有这么一个研讨会，这个会议举办的很好。
我谈点儿感想。
第一，这本书是一本力作。说它是“力作”，它提出了一些理论观点，有些有新意的理论观点。同时，他这些理论观点的提出从这个教材或者这本书，他是把中外实践作为抽象对象提出来的一些理论观点。有些观点就像刚才冯教授说的，不是简单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实践，而是从中国的实践当中提炼出来一些观点。这里面反映出了一些中国财政改革2000年以后的改革情况，从改革的情况当中提炼出一些理论观点，或者说是一些理念。
实际上我觉得理论研究更多的可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够提出一些理念。这些理念可能是会影响决策的，影响理论长期的发展。
你要看西方国家的教材，它都是以欧美实践为基础作为抽象对象提炼出的观点，这我不多说了。我们中国财政学的研究，这本书结合了中国的实践，这是很好的一个研究范式。时间关系就不多说了。总之，这本书确实值得一读，值得更多推广，了解中国的理论和实践。
下面第二个层次我再谈几句。看了这本书受的启发，我发言的题目，立足中国实践发展财政理论。受这个书的启发，围绕这个说几句。
理论的发展，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都是要一定的国家的实践或者部分国家的实践为抽象对象的。它的真正的形成过程是从这些实践当中做出归纳总结，提炼出从概念到分析，从分析框架到概念，到结论推理过程。有的时候表现为计量，也有可能表现逻辑推理。核心是以什么样的实践为抽象对象，这个实践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我体会它都是面临一定的实践，就像自然科学一样，你研究化学得以一些化学元素为对象，这个实践包括什么呢？制度和实际的，比如经济的运行，格局，是这个。
我们看古典经济学一直到之后的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一直到现在一系列学派，它的抽象对象是不断变化的，理论的丰富过程是对抽象对象的变化，古典经济学，包括财政学，它是以欧洲实践为主要抽象对象的。18世纪、19世纪是欧洲的世纪，那个时候它走在前面，制度的变革它走在前面，经济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它走在前面。所以，理论都是以它为抽象对象，从亚当斯密、李嘉图到马克思，还有马尔萨斯这些人都提出鸿篇巨著，对后面的影响非常深刻，基本都是以欧洲为背景，为抽象对象，包括财政学和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都是以欧洲，特别英国的实践为背景。到李嘉图的等价定理等等，这些都是欧洲实践，马克思的理论，特别是英国，因为那个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制度建立得最早，资本主义生产规模也扩张得最快。所以，你看马克思、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你看《资本论》。到了后面经济理论当中发展变化，美国崛起以后，经济理论和财政理论后面实践的抽象对象变化了，把美国加进去了，后面的学派，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反映了美国实践。什么样的实践会催生什么样的理论。中国的财政理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必然要以中国实践为抽象对象。以中国实践为抽象对象我们就要对中国实践做一个深刻的总结。中国的财政制度有它的特殊性，它的运行也有它的特殊性。
比如我们看西方的财政学，它以欧洲、美国实践为抽象对象，举个例子，政府间的财政关系，一说政府间的财政关系，财政联邦主义，财政联邦主义强调的是什么呢？政府间收入边界清晰，支出责任划分，政府间的财政彼此断开，各有边界，相互之间不能有直接的约束，最起码不能有行政上的约束。是这么一种逻辑，我可能归纳得不一定对。西方实践是以联邦制的或者单一政府直接民主形成的政府间财政关系。
我看了以后，这解释不了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不是这样的，我们的预算法和预算管理条例明确说明下级政府要向上级政府报告你的预算草案，你的决算草案。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有财政上的领导关系。再比如说我们的预算管理条例规定，下级政府发生短收，上级政府可以救助。我们的地方债的管理是中央要批你的文，中央财政批准，不是简单的备案。再比如我们的抗疫特别国债，利息是由中央财政负担的，划拉划拉几千亿，五年、七年、十年，五年短期的三千亿，几千亿，十年还完。关系是彼此断开的吗？边界那么清楚吗？收入划分上是比较清楚的，谁的收入入谁的库，但是在支出上，在紧急事物的处理上可能不是那样，而且管理上，上级、下级这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我就在琢磨。
我再说一个例子，我们学西方财政学，政府你别搞投资，那是它基本的原则，退出来。说那样不能保证公共差别的供给，可能会干扰市场。我也在琢磨中国的实践是什么呢？原来老的财政理论，计划经济层面我们就说建设性财政，建设性财政，后来说我们搞公共财政，退出来，好像建设性的投入逐步压缩，有一段时间我们也提退出竞争性领域，不搞那么多财政投融资。你整个理下来这个脉络，计划经济投资比重高，后来又一段时间投资比重小。但是现在投资性支出，有时用另外一个概念资本性支出比重反而上来了。只不过体现在不同的预算上，过去一本预算，计划经济，现在四本预算。体现在政府性基金里了。专项债3.75万亿。政府性基金整个归下来八九万亿的盘子，因为预算法规定政府性基金是不能用于经常性支出的，只能用于投资。然后一般公共预算、投资性支出比例也在逐步上升。我初步算25%以上。这个理论上怎么解释？这样下去能不能行？理论上怎么说这个事儿。资本性支出跟公共产品什么关系，从公共收入，西方国家学财政理论全是税收最好，我们的预算收入很复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列出来了，十几万亿，二十万亿，现在不到二十万亿，加上赤字，接近20万亿。但是我列入部门预算的收入达过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这里面很多值得总结。所以，中国的财政学如果以中国的财政实践，以及它的政治制度、行政管理为基础可以提炼出很多挖掘发展的空间。中国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和西方国家面临的是一样的。我印象很深，首都经贸大搞斗书的发布会，翻译了美国很厚一本讲地方财政的书，当时我讲了一下中国的情况，我记得当时外国作者说美国也有类似的情况。但是这类似的情况，类似的问题，生成的制度基础不一样，国情基础不一样，经济运行基础不一样。
我再简单说两句，发展财政理论，贾康教授是很好的一个模式，领衔一个团队， 一些年轻人参加进来，是很好的模式，理论的发展确实要前后几代人共同努力。但是我现在觉得年轻人以后可能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三四十岁的学者，你看经济思想史三四十岁的学者都是当时理论创新的主干力量。古典经济学亚当斯密、马克思到李嘉图，你到凯恩斯，都多大岁数？也就是这个岁数。年轻人对时代有更深的感受，对时代的要求有什么样的改革可能认识，就像中国也一样，中国在80年代搞改革的时候，一些三四十岁的年轻人，那是走在改革理论探索的前沿，现在很多人成为部门掌舵的人。他对什么样的制度诉求更符合未来更有感触，特别是现在，我注意看一些博士论文，看一些年轻人写的文章。年轻人感受的市场经济最深，家里有贷款，孩子要上学，最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的优势和给人带来的压力，由此需要什么样的税收制度，什么样的支出制度，什么样的公共服务保障。当然，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公共服务诉求。这里面要归纳总结，这个任务要几代的学者共同努力。我就说这些，谢谢各位。
（此为2020年9月13日在《财政学通论》出版信息发布会暨财政理论研讨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