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选-

一、从事学术研究的成长历程

（一）社会教育和我的大学

1954年，我出生在江城武汉。一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在首都度过童年时光，接受了五年小学教育，但在将进入小学六年级时，遇到“十年浩劫”。

其后，我的中学教育主要依靠自学。1968年开始，一年多在北京一一二中学“复课闹革命”，另外一年多则是随父母去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后，本已入了干校“青年班”，后又在我母亲坚持下，退出而去了汉江边的一所乡村小学“戴帽”初中班读书。这期间除了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等并参加农村“清理阶级队伍”之类的运动之外，也约略学到了一些初中数学基本知识，在我印象里，是“从正负数概念到解一元二次方程的公式”。

此后的教育更多是来自于“社会大学”。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江西度过两年多军旅生活（“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正在军中），其后又在北京矿务局机电修配厂当了近五年工人（多次于“高产日”下井做“掌子面”上的采煤和机械修理工作）。在那个“工农兵占领大学”的年代里，强烈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并无法把无后门可走的我送进大学，数年间我年年申请上大学，工人师傅们也年年推荐我，无奈领导手上早有长长的“后门”名单等着。我每一年都为此经历失望痛苦，又不甘心让青春时光就这样流水般逝去，于是就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在工作之余、包括上下班乘坐公共汽车的时间，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鲁迅著作和可借到的各种各样的“旧书”。这些精神食粮给我打下了一定程度的“知识储备”和知识分子取向的人格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靠着自修的积累和通过对解析几何等课程的突击补习，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拜1977年夏邓小平果断决定当年就恢复高考赐予历史转折式的机遇），按第一志愿考入北京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当得知自己“考上了”时，我高兴得把手里抓着的外衣抛向天空，那种心情今天仍记忆犹新—有点像“范进中举”。

走入阔别经年的校园，我觉得自己带来了多年以来的期望、梦想以及自学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于是可以有几年时间远离社会喧嚣，更加如饥似渴般地在图书馆、阅览室和教室内尽可能多地汲取知识养分。

最终，我以八个学期各门考试课程全优的成绩完成了充实的大学生活，但我不想就此止步，而是继续努力考入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我国最早开办研究生部的部委研究机构，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以期在研究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深入了解部门经济问题（当时我感到继续搞理论经济学研究似乎很容易走上“空对空”的路子，很想向部门经济学“沉一沉”）。在学习与调研中，我不时回想过去在基层“摸爬滚打”的社会体验，牢记“理论紧密结合实际”的原则，试图在科研中有所作为。

（二）步入科研的殿堂和得到开阔国际视野的机会

1984年春至初夏，我曾以研究生身份，带着一沓单位介绍信，只身一人在江苏调研较长时间，从南京到常州、无锡、南通、镇江等地。这期间，先后去了几十个工商企业、乡镇企业，走访了所到各个城市的财政部门和有关综合部门。当年的“拼搏”还记忆深刻：旅途中几次因病发烧到近40℃，都是在附近找一家医院打完退烧针，便马上继续调查的日程。途中我曾在紫金山拾级而上，瞻仰了仰之弥高的中山陵；也曾于浩莽长江边，登上辛弃疾曾慷慨悲歌的北固山多景楼。多年的生活积累，不断的理论思索与探求，在这样的实际调查和江山游历中，最容易触发种种思想的火花与灵感。对于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的历史和未来，我曾想了许多许多。路遇太湖边的放牛童子开怀笑语，进入工厂车间重新闻到机油味道而思绪连篇，看到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欢欣鼓舞，面对镌刻在紫金山石壁上的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而热泪纵横……

青春时期的种种梦幻与设想，此时已经变得实在得多。我实际上已经选择了一条从事财经理论、政策研究的主线，作为我再入社会的基准方向。广泛的兴趣，比较宽广的知识面和“数载寒窗”的积累，正在这条主线的左右触类旁通。同时，我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分析能力已有明显提高，细致的典型调查和“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整理与举一反三之道，我能较快掌握，且时有“得心应手”之感。我感觉这时自己已经开始初步具备一个学者所需要的学术基础和科研作风，这使我日后在对实际问题的考察和对经济理论的思索中，能够不断找出现实运行中的问题所在和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当然，我这时仍有许多困难和苦恼。最简单的例子是每月51元的“助学金加补助金”，便为满打满算的全部收入，买一本书也要掂量半天。但是，对于今后的奋斗，我既有思想准备，也有信心—-我开始“诉诸行动”。

大学生时代自己所写的东西仅在校园的小报上变成过“铅印”文字。那时觉得“作品”要刊登于公开发行的正式刊物，是难乎其难的。记得我在校园中曾一度迷恋于文学创作，心血来潮地写了五、六篇小说（关于“文革”和农村、工厂的基于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两篇曾得到《青春》和《萌芽》编辑部回信鼓励，但终于差了那么一步而未能发表。准备考研究生时，便不再做自己的文学梦了。大学毕业后，理论学习与思考的积淀，却使我认认真真地写起了理论文章。1984年，我所写的一篇经济学论文《论广义、狭义价值规律》在经济学界最具权威性的刊物《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最初这篇论文写成之后，自己对其“份量”是颇具信心的，寄给了一位大学学报编辑，过一阵他将原稿寄回，说写得不错，但难以发表。当时我心里很不服气，不知怎么想到要再投给“最高刊物”《经济研究》。又过了一阵，《经济研究》的大信封寄来了，我心想一定是退稿，打开才知是要我对论文中的一个地方加以补充。补充修改后的稿子，以重点文章的规格刊出。另外，江苏之行形成的调查报告和其他一些文章，也先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我最先向领导和有关方面汇报介绍的常州市综合财政（预算外资金引导管理）工作情况，后来在财政系统中称为“常州经验”。

1984年秋季，我有幸参与了第一次全国中青年经济学者的聚会，即“莫干山会议”。与会的大都是站在时代潮流前沿的活跃分子，有的已颇具知名度，有的则在以后的几年间成为风云人物。与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的接触，无形中给了我一个自我塑造的座标，可以师人之长，补己之短，另外对自己的素质也有了一个“现场考察”；并且可领悟到如何对某些人表面化、不足道的东西引以为戒。

我研究生毕业之后，我留所工作。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中，社会各界的中青年已迅速异军突起，十分活跃。在财政学界老前辈的支持下，以财科所的青年同志为牵头人，我们通过广泛征文，于1985年底在长春召开了首次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讨论会，正式成立了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研讨会。会议气氛热烈异常，天天“挂牌讨论”直至深夜。为会议的组织工作，我与其他有关同志花费了许多心血和精力，但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振奋感和事业感。

研究工作和组织工作，看似平淡，要做好却都非常不容易。锋刃初试，看来我还算是及格了。

20世纪80年代在青年人中就有“出国热”兴起。我原没有中学的外语基础，一直没有出国的考虑。英文是我在上大学时从最基本的单词学起的，学得十分认真，且逐渐有“乐在其中”的感觉。上研究生和工作之后，外语一直没敢放松。1987年，领导上安排我参加了国家统一组织的访问学者考试（VST），成绩很好，超过了当时110分的“直接出国”线。半年多后接通知，我可以向英国联系一年的进修。英方已有回音时，教委又有新规定，不论考试成绩如何，一律按指定地点培训半年外语。我被指定去上海外语学院。1988年春该院的具体通知收到时，就已经超过了那里自己规定的报到日期，我把工作安排停当赶去时，几位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培训部负责人，说我是因为“怕死”（当年春季上海流行乙肝）才晚到，要取消培训资格不予入学，且态度极其蛮横，好像我们这些学员十足是街头的乞丐。教委同志打电话做工作让我入学，管事的“施主们”也拒不开恩，于是我只好打道回府。在这之前，我曾以一个偶然机会得到美国亨氏基金进修项目申请表，认真填写后寄去了（曾参加过此项目、当时在财政部世行司工作的祝宪，非常热情地为我作了推荐）。因听说入选率极低，我当时没抱什么希望。1988年夏，亨氏项目的回音却来了，我入选为进修人。于是经过一场打仗一样的匆忙准备，我在1988年9月初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去大洋彼岸的匹兹堡大学进修一年，费用完全由亨氏基金承担。

这一年，我像海绵吸水一样地努力学习有用的知识与方法。除财政经济方面的学习调研之外，还尽可能参加了各种学术交流、社会考察。住在匹兹堡，足迹所至，则包括东、西海岸若干大城市，以及弗吉尼亚与夏威夷。我悉心体察美国这个“头号发达国家”的现状、历史、发展趋势、社会组织、市场运行、政府职能、科研状况、文化特点，等等。一年的进修，使眼界、思路大为开阔，反过来也就更明白了什么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国情”。

我当时形成了如下的观感：美国是个自然禀赋丰富、年轻而鼓励创新、充满了矛盾又催生着梦想的国度。不少地方可遇见彬彬有礼、亲切热情的“志愿工作者”们（按国内说法可称为“活雷锋”们），与不断报道着的杀人越货、道德沦丧并存；长得过胖、无钱进健身房的穷人，与每个周末都去海滨别墅度假、身材匀称、晒得色如古铜的富人同在；吵嚷、喧闹、商业繁荣举世无双、刑事犯罪数不胜数的纽约曼哈顿，和宁静安详、夜不闭户、充满田园诗风格的乡间小镇，都一道享受着汽车、电视、电话、游戏机等现代工业文明；大学区内的图书馆、音乐厅、教学楼、计算机房、教堂……，巍峨而整洁，处处保养维修一丝不苟，而一英里外破旧的施粥“厨房”门口，正歪歪斜斜靠着一些“无家可归”者；有的大学生，两页的作文写得语法错误百出，而说不定哪一天，此公却着实提出了什么很有价值的创见；好莱坞的影片，百老汇的歌舞，佳作迭出，活力横生，或情牵梦萦，或销魂夺魄，高雅绚丽，仪态万方，而街头巷尾以天生丽质的姑娘们为主角的色情画报、录像又几美元可买可租。……

我在美国确有几件事类似“小说题材”。比如第一天刚入其国门，在纽约机场等候转机时于书店翻看琳琅满目的图书，结果放在脚边的提包被小偷顺手牵羊。因无经验，护照、机票、现金、相机与衣物统统放在里边，结果“全军覆没”，幸亏身上还有住在匹兹堡的一位中国留学生吴家禄先生的电话，打电话与他联系，以他朋友的信用卡为我补了一张机票，当晚才得以飞赴匹市。又如，1989年夏参加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组织的学术性旅游，一天在纽约吃早餐时，团内一位徐蕾蕾小姐的背包被两个黑人掳走，我们追出餐馆，穿过第五大道的车流……我和其他两个小伙子一起上，终于把包又夺了回来。此事让美国朋友听了惊诧不已，说“假如他们动刀动枪……”，闻此言，我也着实后怕，“英雄气概”当时便去了大半。

1989年9月初，进修期满，我与美国朋友话别，如期归国。随身带有在美完成的《美国财政体系的特点及其对我国财政改革的启发》研究报告中英文本，并托运回国四大纸箱书籍资料。亨氏项目对我的进修十分满意。也有不少熟人劝我留下，读个博士学位。但我另有想法，并不愿在四、五年后使自己为已为数不少的海外华人增加一个与中国情况相当隔膜的经济学博士。我对回国后的一些现实困难作了较充分的思想准备后，便毅然踏上归途。

现在看来，我在美国的学习，以及后来陆续对德国、法国、英国、瑞士、俄罗斯、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瑞典、韩国、日本、加拿大、巴西、匈牙利、波兰等几十个国家、地区的访问、考察、研讨的经历，也帮助我以比较和“反观”，对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问题有比较全面和透彻的了解，有利于我的研究成果在宽广的视野上更好地契合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

（三）扎根于经济与财政研究，寻求建设性成果和人生意义

回国后的情况与我预想的大同小异。虽有种种困难和不愉快，但我仍然不懈地从事科研，又有一些成果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和好评。学术会议，外出调查，都不断触发我脑子里的兴奋点。要做的事情太多，只恨时间太少。

虽然在旁人眼中我可能属于改革开放后财经理论界的“少壮派”，但我自知与前辈师长、同行高手的种种差距，在成长心态上并不“急于求成”。专业生涯发展过程中也曾有过一般人都很可能遇见的苦恼，比如直到1993年，才终于获评副研究员（此前曾有老所长许毅同志对我说：“你获评是板上钉钉！”谁想人事部门以种种年限划线把我排除在参评资格之外）。再往后，我似乎是遇到了个人发展之路上一下进入“马太效应”好事频来的上升期：在近十年的磨炼和逐步成长之后，我于1994年底担任财政部科研所副所长，1995年破格晋升为正研究员，同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再往后得到机会自加压力，1995-1997年在职攻读取得博士学位。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1998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1年5月出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成立以来最年轻的所长，并在其后十余年的所长任上兼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财政部高级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财政研究》主编。2009-2018年担任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我均担任国家五年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

我一直坚持以追求中肯、深入全面的见解来形成科研成果，力戒浮躁和虚名，力求“建设性”。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支持下，随着科研成果的积累，也带来了社会影响的扩大，兼任多项社会职务，先后被多家地方政府、高校聘为顾问或兼职教授，多次参与国家经济政策制订的研究工作。2002年以来先后多次应朱镕基总理、温家宝总理、胡锦涛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之邀座谈经济工作，建言献策。我先后主持、参加了为数众多的国际合作研究项目和国家级、部委级课题，在宏观经济政策与调控、国民收入分配、财政基础理论、财政体制改革与税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系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公共财政理论与政策、政策性金融等等方面，陆续积累了一系列在相关领域传播较广的论著。在“知天命”之年后，开始正面思考和尝试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创新，引出了后来关于新供给经济学的创新。

在担任财科所所长期间，我并没有因为纷繁复杂的行政事务和头绪甚多的社会活动而放松对经济理论和财政政策的深入研究，相反，这些活动促使我以更大的热情和获取更丰富实践信息的目标，投入学术研究，形成不少具有开拓精神和创新意识的科研成果。许多成果受到了国务院领导同志、有关方面和财政部领导的重视与肯定，也获得学术领域的高度评价。多年中形成的主要著作如《财政本质与财政调控》、《转轨中的财政制度变革》、《财政与发展》、《转轨时代的执着探索——贾康财经文萃》、《中国财税体制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中国政策性金融向何处去》、《收入分配与政策优化、制度变革》、《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等，以及大量的论文、文章、访谈，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我的代表作多次获得全国性机构及国务院系统和财政科研系统的奖励。其中与白景明博士合作的《县乡财政解困与财政体制创新》（《经济研究》2002第2期），获2003年度的第十届孙冶方经济学奖。《抽紧银根与压缩规模——论我国需求控制的着力点及转换条件》（《经济研究》1988年第5期）获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与方晓丘教授合作《深化财政改革的构想》（《财政研究》1989年第2期）获全国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周年理论讨论会论文奖；《国有资产管理的分类与分层》（载《国有资产管理理论与实践》，统计科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和《分税制改革与中央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改革》1990年第4期）分别获财政部科研所科研成果一等奖；《有计划商品经济下的财政体制改革》（载《中国：财经改革新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一等奖；《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经济纵横》1993年第8期）被中国科学院评为“八五”优秀科技成果；《关于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制度性原因》（《财贸经济》1994年第6期）获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一等奖；与阎坤博士等合作《国库管理体制改革及国库现金管理研究》（2005年）；与马衍伟博士合作《推动我国主体功能区协调发展的财税政策研究》（2007年）；我本人的《合理促进消费的财税政策与机制创新》（2009年）；与梁季博士合作《中央地方财力分配关系的体制逻辑与表象辨析》（2010年）；与苏京春博士合作《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极其缓解路径分析》（2012年）等，均获财政部优秀论文一等奖。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冯俏彬完成的博士论文《私人产权与公共财政》，获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师生同获）；2013年，我以《强化顶层设计、推进配套改革——从资源税改革和电力改革看全局》（《光明日报》2012年3月16日）为代表的研究成果获得中国软科学奖的大奖。

2014年夏，在我年满60周岁后，按照规定不再担任财政部科研所所长的行政职务，这使我在学术活动方面的“自由度”又有了明显提高，可以较充分地依照自己的偏好选择活动重点。早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时，我就开始形成了明确的对于经济学已有成果作出深刻反思的意愿，并认为必须充分注重从“供给管理”的供给侧视角，做出深化研究，创新经济理论的工作。2011年前后，我与姚余栋、黄剑辉等志同道合的研究界人士，组建了“新供给”概念下的研究团队，进而在2013年正式成立了注册性质为“民办非企业”的独立智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注册地在北京中关村新区），我担任了首任院长，换届后任首席经济学家。脱开财科所的行政岗位后，使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事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等组织的民间学术活动。在其后数年间，我们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先后推出数十部研究成果，形成新供给研究书系，我和苏京春博士合作的《新供给经济学》，于2015年在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后被评为山西出版界年度好书；与苏京春博士合作的《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和《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在2016年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后，分别获评全国出版物月度好书和中国图书评论协会与央视联评的“2016年度好书”；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我作为主编于2016年在商务出版社出版的《供给侧改革：理论实践与思考》获评该社好书。2017年后，又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新供给：迈向高质量发展》和《战略与路径：迈向2049的中国》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我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被认为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在我看来，实现人生价值的目标之所在，应该是为实现民族复兴、社会和谐和国家现代化，真正做到“先忧后乐”，奋发有为，锐意进取，生命不息，求索不止。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现代化而努力，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为人民群众谋求幸福，为弱势群体分忧解难，这些我都努力自觉地在研究生涯之中时时系于心头、处处落于笔端。

当年我在博士论文的后记中曾写道：“做学问的甘苦，如鱼在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但关于做学问的‘指导思想’，我愿意在此一披襟怀：写出一些论文或著作并不是目的，这是探索之途上的一小步，是争取为人类的思想认识之海中加一滴水。我深信，一切人生的虚荣浮华都是过眼烟云，而真正的学术和真知灼见，才能垂诸久远”。

耳顺之年过后，回首自己的学术求索历程，其实也是不断寻找人生意义的过程。几十年来的研究所形成的言说，可以用“彼岸情怀此岸言”来概括-—这是自己为新近问世的《贾康演讲·访谈录》（商务印书馆2018）提炼的书名。

近四十岁时，曾有一段自己写的小结：人们蓦然回首往事时的心境，多为感慨人生之须臾如白驹过隙，而志向空老，所谓“浩荡胸怀何日遂，临风莫拭英雄泪”。我难出其境。往前看，与人生的不惑之年已经很近，不禁越来越多地想到惑与不惑这个题目。其实，所惑者，不外名利色三大欲念，除了对于出家人，都属“可少不可无”的酒色财气之类，只能自斟自节。所不惑者，先要认识世界与自己。积有生以来对“生活”的体验，深知世界变幻无穷，万物生生不已，衰老与发展，永远是宇宙法则、自然规律。我们个人的生命是极其渺小的，----“重要的是参与”，以不懈的求索，使自己与人类进步的新陈代谢联系在一起。充分地领会自己天南地北的经历这笔宝贵的财富，我或可不惑。

特引我过去的小诗一首结束此节：

《人生·历史》

物质不灭

我们都得化烟化灰

星辰亘古

生命只是来去匆匆

顾不上总结

来不及叹息

活的是感觉

留的是延续

在有限的磨练和消耗中

争取一点意义

如白驹过隙

清风一缕

▲20世纪60年代末期与父母、妹妹们在北京合影

注：摘选自《贾康学术自传》第一章，广东经济出版社，202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