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主持人，非常高兴能有这样的机会在这儿做一个报告，跟大家谈一下中国经济的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刚才贾院长和魏老师、黄剑辉院长谈到了滞胀的问题，在谈共同富裕之前我先谈一下关于现在宏观经济形势的一些观点。

今天参加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一个会议，新供给经济学思想非常好，关于滞胀问题我认为应该用的就是供给管理政策。所以，新供给经济学管理这个思想是非常伟大的，供给管理是非常有效的政策，滞胀其实很简单，就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它跟需求拉动的通货膨胀或者需求萎缩导致的通货紧缩不一样。滞胀的情况下，成本推动通货膨胀，这个情况下需求管理政策基本就失效了，在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下直接把成本降下来就完了，比如通过减税，改善营商环境，机制改革等等，都可以做到这一点。

实际上对中国来说，最近40多年中国用得最多的是供给管理政策和市场环境管理政策，需求管理政策在我看来在中国用的手段也很多，但是它重要性不如其他两个政策这么大。中国的宏观调控体系其实有三个维度，一个需求管理，一个是供给管理，还有一个是市场环境管理。啥意思？就是一个市场经济运行无非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供给方，一个需求方，还有他们共同进行交易活动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市场环境所以，这三个维度都可以进行宏观调控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中国现在采取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宏观调控体系，在这样的宏观调控体系里中国的市场环境管理和供给管理最重要的，需求管理反而不再那么重要。

最近40年推动中国增长的最关键的因素是改革和开放，开始改革的时候，我们刚开始在农村改革，农村的体制，从生产队体制变成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明显的供给管理，然后改革转到城镇，有了国有企业改革，然后我们又提出来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经济为补充的多元的所有制体系。这个体系本身就允许了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本身也是供给管理。就开放而言，我们刚开始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说通过开放想得到的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管理，还有一个是资金，这些都是从供给方面来解决问题。所以，面对滞胀我们国家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市场环境管理和供给管理。别的国家可能需求管理为主，效果可能会差一些。所以，我觉得新供给经济学这块应该是有所作为的，可以多做一些贡献。

接下来我来谈一下共同富裕，这是今天的主题，我的题目是共同富裕的机制安排。现在大家都谈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要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机制来保障，或者说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共同富裕？首先我要谈的是市场机制是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你要共同富裕首先得富，首先得有产品，得有物资，这才能富。市场机制就给大家或者给宏观经济提供了一个非常良好的激励机制，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最大限度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和物质的丰裕，首先是富裕，先得有东西分，才可能共同富裕，这才是最基本的。

激励机制不合理的后果大家都感受到过。计划经济，以前我们经历了很长的时间，它导致的是共同贫穷。所以，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机制，这个实现富裕的机制只有市场机制能够提供。共同富裕在这个情况下已经能够有相当程度的实现，比如说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我们说现在可能是从最低收入到最高收入之间的差距可能有所拉大，但是跟计划经济相比，有几个人变的更穷了？实际上基本上大家都变富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其实收入差距是拉大的，这个是存在的。这个实际上是一种共同富裕背景下的收入差距的拉大，如果把这个激励机制剔除共同贫穷可能是一个必然的结果。

另外市场机制有没有导致公平分配呢？这里面一个问题什么叫公平？我们得定义清楚。收入差异大就意味着不公平吗？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儿，导致不公平的不是收入差异太大，而是收入来源是否合理合法。比如一个人辛辛苦苦挣的钱，另外一个人没有那么辛苦，这种情况下凭什么说这不公平？这个方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收入来源是不是合理合法，只要人家在法律许可的框架内取得收入，还符合这个社会的道德规范，那么人家追求财富得到的东西本来就是合理合法的无所谓不公平。在此基础上，政府要进行第二次分配，就需要一个理由，你要从富人手上把钱拿走给穷人，你需要一个理由，也就是人家如果是在法律和道德框架内得到的财富，那么凭什么认为人家不公平？这个时候要把人家的钱拿走你得给人家一个理由。这是第二次配应该交代清楚的。

政府在再分配方面的功能，我认为第一是维持公平合理的经济运行秩序，保证各方收入的合理性、合法性。这是第一个。我个人认为第二次分配的目的无非是两个，第一个是人道主义关怀，有些人因为能力问题或者有些人身体健康有问题，没有劳动能力，从政府的角度做这些事情有他的合理性。第二是维护社会稳定。收入差异过大确确实实可能会导致人们之间的心理上的不平衡，然后可能危及社会稳定。在这个情况下，通过政府的第二次分配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

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如何实施第二次分配？在我看来首先是社会保障，就是把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托个底，免费教育、免费医疗，保障房，把这些问题解决了，其实已经给了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在此基础上，收入差距大一点问题都不是很大了，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也就没有那么大了。

政府应该提供好的公共服务，保证人的自由流动，包括横向和纵向的自由流动。横向自由流动啥意思？人从一个区域到另外一个区域，从一个行业到另外一个行业的流动，这个流动本身能够通过一个自然的方式促进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比如城镇化，它实现了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从农村人口变成了城镇人口，农业和农村收入比较低，这是事实，到城里他就能找到更好的机会来取得更好的收入，本身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一个良好的机制。这是横向。

纵向流动方面，给低收入人群提供一个机会，让他能够通过个人努力实现阶层上升，这个也是一个保障。最后对无劳动能力的人提供一定的救济，这是可以的。第三次分配，实际上是对前两个的补充，刚才魏加宁教授也提到，这个情况下它是捐赠者自愿进行，自己作主，它没有政治过程，跟第二次分配相比效率比较高，一旦涉及政治过程，那往往就争吵不休而且可能导致寻租。自愿捐赠目标比较明确，决策链条比较短，这样的话效率会比较高，也能够发现和消除一些社会分配方面的盲点，政府和市场都照顾不到的可以由这些机构和人群来照顾。当然，它只是一个补充，起到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通过一些非政府组织来实施，包括一些慈善基金会，当然在中国古代有各种寺庙、道观都可以实现这样的功能，在国外有教会。中国在解放前光外国的教会在中国办的学校我上次看到数据差不多八千多所，这是他们自己做的第三次分配。政府鼓励第三次分配的方式主要是税收的安排，在这里要坚决杜绝强制性的第三次分配。

这是我今天要谈的，谢谢大家。

（此为2021年10月30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第三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