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贾康：警惕中国式“类滞胀”，抓好有效投资新开局
发布时间：2021-11-05 15:43:11作者：贾康来源：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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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谢谢主持人许磊，感谢各位在疫情困扰的情况之下来参加今天的交流。尊敬的广宇董事长和各位到会的专家、嘉宾和线上参会的朋友们，我也首先要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儿感想：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再次感受到疫情困扰的压力，但是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作为一个智库，和我们广泛联系的方方面面人士，我们还是以排除风险的措施和进取的精神，以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来做我们季度宏观经济形势的主题研讨，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现实生活中，对防疫抗疫我们需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打持久战，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促进共同富裕，也需要以充分战略性的思维对应到持久战概念，在长期的努力中间久久为功，最后使中央所强调的共同富裕这个橄榄型的社会，在中国成为现实。
当下，我今天想谈的自己观点的切入点，是我认为做好促进共同富裕，始终要强调一个先把握好怎么做大蛋糕的问题，现实生活中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定要应对发展中间的挑战处理好一些我们现在面对的中央所说复杂严峻局面之下的突出问题。我这次发言，主题想聚焦在“警惕中国式的类滞胀和抓好有效投资新开局”这个认识上。
首先我愿对于三季度的数据，做一点评论。在2011年中国开始告别两位数高速增长特征以来的运行走势下，简单地说，当下我们拿到三季度数据以后，最有实质性意义的可比数据，是把去年和今年两年平均增长率的数字，和2019年对比。这样的一个数字，三季度它在前两季度运行基础之上，形成的是这两年平均增长率为5.2%，而前面两个季度，是一季度三个月运行下来为5%，二季度为5.3%，三季度比上半年1-6月的合计数回落了0.1个百分点，1-9月份合计的这个回落，跟7月份以来市场波动中的一些不利因素显然有关，说明我国受到疫情冲击到武汉解封以后的复工复产经济表现，我们仍然是不稳固、不均衡的。
面对第四季度，市场上现在还是有种种信心不足的问题，我也听到很多实业界朋友们反映。但是在努力方向上，我认为亟需重新转为回升态势。如果今年全年走下来，去年和今年增速平均数应至少努力去回到1-6月份即上半年水平，最好比它再更高一些，才是比较有利的。这个所谓比较有利，是要对接明年我们还应整体继续回升。在学界的研究成果方面，我注意到比较有共识的认识，就是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现在仍然可以看到接近6%，我们应该努力地在应对不利情况的过程中间争取最有利的结果。2019年的年度增长速度是6.1%，现在我们如果至少争取在接近6%，低一点也要在5.5%以上，这个现实意义，就是“十四五”期间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所需要的保障速度。我们同时一定要牢牢抓住中央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实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条主线，关键是要以结构优化托举出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同时要高度关注整个过程中间必须考虑的保障速度问题。
如果接着说，现在在基本判断上，应该讲中国经济下行过程自2010年作为两位数增长最后一年，以后的一路下行到现在并没有完结。这个下行过程如果说它最后收敛下来，还是要应对和消化“三重叠加”的不利因素之后，完成一个“L型的转换”，就是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客观地要求我们告别粗放的高速发展阶段，转为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样的一个转变过程，叠加上了中美关系交恶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和不利因素困扰，又加上了第三重的2020年开始的疫情严重冲击。我们消化三重叠加因素之后，还是要把这个所谓的L型转换的尾巴拉出来以后，落在一个时间越长越好的中高速发展平台上，这样来对接“十四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中央确立的2035、2049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
跟着要讲，还应该重新强调一下中国经济客观具有的成长性，是我们自己要充分认识的，但同时也有必要提出警惕，就是要应对一种潜在的“中国式类滞胀”的不利情况的威胁。从短期、中期看到长期，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是领导人与有关部门反复表述的”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趋势没有变“，它后面一系列客观因素，是我们内因为主的这些支撑因素：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后续的发展空间应该讲还相当可观，结合着我们的改革开放的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及现在我们必须抓住的追赶硅谷引领的信息革命大潮的高科技化。中国是非常有可能继续展开一个中高速特征、具有韧性的超常规追赶-赶超过程的，所谓的追赶和赶超是相对于发达经济体而言，美欧日他们的发达程度，明显地给我们提出了推进现代化很重要的一套参照系，我们在追赶的过程中，当然还要加上中国特色下必须解决的一系列特色问题。这里面的关键，当下人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中央的指导方针，就是要以内循环为主体而双循环相互促进，在新发展格局中继续升级发展。客观条件存在，主观方面需要避免我们自己出现比较明显的失误，要避免一些在实际运行中已经在某些地方看得出来容易出现的某些低级错误。
在前面一段时间的讨论里，我们涉及到一个概念，我也是力主对这个概念必须予以正面的考虑，就是警惕“中国式类滞胀”。比如我们设想一下，现在的增长速度如果说实质意义的两年平均数是5%出点儿头，如果我们继续下行，增长速度低于5%，而我们的物价现在看得出来有往上走的压力特征，如果物价高于5%，超出了两会上所确定的控制目标，那么这时候我们的宏观调控怎么下药方？这个情况非常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代表的“滞胀”的无所措手足，宏观调控当局面对滞，它必须给经济升温，面对胀，又必须给经济降温。这就好象医生给病人开药方，病人既有糖尿病又有肝炎，对糖尿病不能增加营养，对肝炎必须补充营养，这个医生的药方就开不下去了。中国式类滞胀，滞的方面不要说让经济增长速度归零，它如低于保障速度，另外一方面物价上升却又形成了伴随着的一种不利情况，那就是所谓类滞胀，是我们非常被动、非常尴尬的一个局面，我们要特别注意警惕出现这种类滞胀局面，要防止调控政策单项看合理而综合看却由“力度单向叠加”形成的不合理问题。
从我们自己的主观努力上来说，依托于中国客观上仍然具有的成长性和应该调动的各种潜力，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愿意强调三个层次的创新，就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结合。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在制度创新这方面，我们在改革深水区全面配套改革中间，一定要解决攻坚克难的问题，领导人说这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那么怎么样取得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所要求的改革在配套推进的过程中于深水区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是我们必须经受的历史考验，必须做出回答。这是首先对全局有影响的重大问题。
跟着的，我们要在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空间方面，真正取得意愿中间的效果。这个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乘数和放大效应，现在体现于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大潮中间，我们注意到跟随硅谷式的创新发展，引进消化吸收后面跟着的再创新，我们“中国制造”已经有了它的值得肯定的成绩——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了，但这个世界工厂怎么由大而强？中国的制造要升级为中国创造、智能制造的“中国智造”，我们才能打开进一步现代化的空间。突出的问题，按照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反复强调的，我们绝对不能简单满足于比较优势战略，而必须在比较优势战略碰到天花板的领域，在总体的战略思维把握上，有更高、更升级的追赶赶超战略方面的思路和相关要领的正确把握。比如对于“卡脖子”核心技术出天价也买不来、没什么比较优势可言的情况下，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是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突破。而新型举国体制对我们的考验，就是过去“两弹一星”的经验要借鉴，但是还不够，新型举国体制对于卡脖子的攻关成功，一定要对接世界市场，什么时候像芯片这样的卡脖子技术，我们自己的产出能力不仅能出样品，而且能达到大批量、高稳定性、高质量、非常有吸引力的性价比，而推到在世界市场上占据超过某个临界点的市场份额，这才能表明这个新型举国体制的成功。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努力按照意愿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当然“十四五”期间是非常关键的——“十四五”或延续下来的几年内）在这方面看到攻关突破，否则很有可能的一个不利局面，就是“上有压制，下有追兵”，把我们夹在中间，那是最不利的一种情况。
在跟上来的管理创新层次上，我们愿意特别强调，要放在通盘的“有效市场加有为、有限政府”的框架中间，把多主体、多领域、多层次的全面管理的创新，对接“现代国家治理”概念。在宏观环境方面，上海自贸区已经确立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原则值得反复强调；企业是负面清单，政府反过来是正面清单，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却必须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有正面清单，还要跟着要有责任清单，有绩效考评，而且绩效考评要覆盖事前、事中、事后全面的政府行为，来支持问责制。我也知道，财政部门在这方面因为是履行着“以政控财，以财行政”分配工作管理环节上的职责，已经不断推出文件，落实到具体的一些事权对应的支出责任上，形成可对接操作的清单。这个工作还要继续做好做到位。在地方一线，中央反复强调的“办实事敢担当有作为”，不仅仅是这个工作中的作风和体制内人员的风貌问题，更深刻的，还是整个我们制度安排，能不能鼓励在一线的这些体制内人员他们真正面对的是一个“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制度规则环境。在这方面，我们还有明确的缺陷，必须解决问题。
在接下来我想强调一点，要坚持做大蛋糕，带动推进共同富裕的过程中，把握正确的大方向，在现在已经很清晰的一些头部企业纠偏整改的进行中，还要进一步强调支持民营企业继续创新发展，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对“56789”还再继续靠近像长三角、珠三角的“99999”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纠偏是必要的，但是我们要注意，纠偏是为了更好的让他们锐意进取，健康发展，继续发挥创新的生力军的作用，也必须正视我们怎样摒除社会上所谓“底层逻辑已经改变”，“大变革风雨欲来”这种非理性风潮的干扰，正确处理“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的关系。实现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跟这个问题有密切的联系，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点，我想强调，做大蛋糕，推进共同富裕，当下应该特别注重：怎么样进一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扩大内需必须是以投资带出发展的后劲儿，带出消费潜力的调动，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它在源头上也是我们大有可为的一系列的有效投资。中国的城市区域里，新基建、老基建的结合，结合着数字化、智能化的运用，可做的事情太多了，可做的有效投资的项目俯拾皆是，但遗憾的是我们最近看到新报出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长率，仅仅是略高于1%，这和客观上我们可能调动的有效投资潜力对不上，也中央要求的扩大内需、内循环为主体方面新发展格局的打造对不上。对这方面的问题，我认为应该引起充分重视。在现实生活中，城镇区域比如说中心城市几乎都必须充分考虑的公共交通网络建设；在今年有了水灾冲击以后，郑州也好，山西、陕西等地也好，别无选择必须真正解决结合着地下综合管廊的海绵城市建设；新农村建设中各个区域的冷链建设；老百姓实际生活中息息相关的老旧小区改造、停车场停车位问题等等，都是需要由有效投资解决的。而有效投资的这个机制，必须是政府有限资金“四两拨千斤”，以PPP的方式，产业引导基金的方式，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等等方式，找到把政府体外的社会资本积极性调动出来以后，真正形成高质量的投资，体现它“有效”特征的机制创新，从而把这条路越走越宽。
这些问题上当然也有一系列的挑战，比如PPP这几年甚至在地方同志的感觉上，认为是非常的繁琐和令人望而生畏的了，这里面的一些问题我们无可回避，包括法律上必须澄清的问题——在管理部门方面，迟迟没有取得一些关键概念的一致意见，推不出PPP的管理条例；最高法现在加了个解释，我认为是忙中添乱，说PPP的很多合同属于行政协议？我自己态度非常鲜明：这是完全说错了，行政概念之下的关系，所谓的协议无非就是备忘录，行政关系的实质是上下级关系，是必须服从上级这样的单一规则，而PPP，必须是政府和社会资本以平等的民事主体身份签合同，受合同法的规制。这个问题要进一步澄清，相关的机制创新要进一步给予支持。
（此为2021年10月30日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第三季度宏观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