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院长与韩国驻华大使馆官员会见时答问
发布时间：2021-05-05 13:11:03作者：来源：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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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客人 | 孙彰浩 参赞/朴宣映 一等书记官/韩岁熙 翻译
“十四五”规划是带有超长期特征的规划指导意见
孙彰浩参赞：首先，非常感谢院长抽出宝贵的时间参加今天的面谈。我已经看到你在《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发表的文章。我想提几个问题听取院长的高见。对于韩国经济来说，中国经济的情况非常重要，所以韩国人对中国经济关注度很高，最近韩国大使馆内部对贵国“十四五”规划的研究很多。听说院长过去参与了“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的编制过程，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贾康：好的，我回应一下。要我说“十三五”规划和“十四五”规划最大的区别在于，其实“十四五”规划不止是一个五年规划，它是把五年规划跟为期15年的远景目标打通在一起形成的一个带有超长期特征的规划指导意见。中央《建议》的概念是先表述出“十四五”规划，然后紧跟着又表述出2035远景目标，实际上是对今后15年整个发展时间段来做出战略层面的规划指导。当然，紧跟着形成的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审批通过的《规划纲要》是更多的把具体内容放在前面五年——但是中央的建议是15年眼界，“十四五”的规划纲要，也特别注重把五年与后面还有的十年衔接起来。
我参加过前面“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三个五年国家规划制定过程的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所以，我也特别清楚地感受到这一次以“十四五”对上2035远景目标规划，这个15年的跨度，是前所未有的。原来是一般五年一次编制，除了60年代初期由于特殊的困难时期曾经停过、间隔了几年之外，都是每五年一次，而这次实际上是把五年跟15年打通了。
那么15年眼界之内，我愿提到其实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指标，是没有直接写到文本里，而由总书记的《说明》把这个事情点到为止地的表示出来了：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五中全会《建议》的《说明》中讲，写作组经过认真的研究和测算，认为“十四五”末期很有希望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的水平；在2035年，使我国的经济总量或者人均GDP，比2020年再翻一番。这是很清晰的从5年到15年实际上过两个坎的这样一个规划性、引导性的目标。
前面五年达到的所谓人均国民收入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就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球统计现象里绝大多数国家过不去的这个陷阱，中国要在“十四五”期间把它跨越过去。那么整个15年再翻一番，对接的是2035年要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个速度支撑，当然在这上面，再要特别关键地加上“高质量发展”这个诉求。总之，这里面隐含着的，还有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之后，不到2035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要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号经济规模的经济体。过去学者就有预测，一般认为2030年，中国按照现行汇率所比较的GDP规模，有可能追上美国；按照最近几年的发展态势，有人认为有希望再提前，比如说提前到2028年。那么这个超越美国、在总量上成为全球第一，是内含在未来15年的远景目标规划里面的，虽然并没直接写入文本，但是可以从总书记的说明里体会到。
关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孙参赞：有些人说中国已经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贾康：已经跨越？如果从现在指标来看还没有。202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为一万美元出头儿，世界银行的标准现在是将近13000美元可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而按照过去的经验，它平均每隔不到三年，会提高门槛的量值。所以，中国要把自己的人均国民收入看到升为13000-14000这个量值的区间，才能说稳稳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有学者测算，最低未来五年要年均以4.75%以上的速度来提高人均国民收入。我们在大数上可以看到5%以上，5%以上的速度从现在的态势来看，还是很有把握的——把它托在5%以上到6%左右这个区间，我们称为中高速的发展。中国的指标在总量上和人均相对比，差异不会太大，因为中国的人口不会在这几年里迅速增长，可以按照5-6%这个区间，更努力接近6%的年均增长速度，就有把握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了。
孙参赞：中国几年以来一直保持6%到7%的高速增速，所以，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定局？
贾康：从现在来看，中国前面这些年的发展，是一个不断降速的过程，2010年当年报出两位数以上的增长（那一年报10.6%），以后就再也没有达到两位数的情况，在其后两年的时间段里迅速落到了8%以下（到2012年只有7.9%），又过了三年，相对缓慢地落到了7%以下（2015年报的6.9%），本来从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有长达12个季度的平台状态，速度区间为6.7-6.9%，有希望确认一个所谓L型的转换，就是经济下行曲线要拉出尾巴来，转成平台运行状态，但是很遗憾，这时候中美之间的关系陡然变成了美国对中国的全面打压，我们开始称为“贸易战”，其实外交战、科技战、乃至金融战，所有因素都进来了，这样就使经济增长速度又击穿了6.7%这个底线，继续走到了2019年只有6.1%，加上新冠肺炎冲击，2020年（去年）一下落到了只有2.3%。这表现为一个下行过程，这个下行过程还没有完结。所以，我们的战略思维叫做“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一定要努力地把三重下行因素消化掉，就是中国自己的阶段转换要从高速往下转变中高速，以及应对贸易战带来的中美之间这个新格局使市场预期不好而经济继续下行，再加上应对疫情冲击——消化三重因素以后，能够维持在5%以上的中高速增长，这是必须努力去达到的保障速度。
有效投融资形成有效供给是消费可持续性的源头支撑条件
孙参赞：谢谢院长的高见。据说中国的中高速增长非常重要，媒体提到以供给为主的经济增长和以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可以从双循环的角度理解。以投资扩大供给为主的经济增长和以提振消费为主的经济增长，院长觉得这两个当中哪个更重要？
贾康：在这方面，我的观点一直都比较鲜明。我认为消费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消费是所有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现在中国领导层所说的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应得到满足，它要最后落在最终消费上，这毫无疑义。但是这个消费如果能够可持续地、不断地在满足人民需要这方面产生它的正面效应，一定要有经济活动源头、最初始阶段的有效投资去形成有效供给——形成这种有效供给具体表现为各种产品和服务，有了它们才可以源源不断支撑后续的消费，那么经济发展这样才有可持续性。如果只讲消费，容易带来的误区，就是忽视消费可持续性的源头支撑条件，如果一旦这个支撑条件不能够很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那么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换句话说，没有后劲儿的消费不可持续，那么整个局面就不能达到意愿中的那样一个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目标了。
有些观点是说要特别注意刺激消费，鼓励消费，一般而言，这个必要性是可以得到认可的，但是鼓励和刺激消费，必须以我前面强调的源源不断的有效供给来支撑，使它可持续，在这样的一个配套条件下来达到目标。而且具体生活中间，就要更多地讨论这个刺激和扩大消费，一个的前提是老百姓要有收入；再一个就是老百姓有收入以后还要有一定的边际消费倾向，愿意花钱。
那么首先从老百姓有收入来说，在中国最基本的就是要有有效投资形成的就业支撑，以及有效投资形成的财政有能力在取得政府收入以后以转移支付方式去维护低保人群、低收入人群基本福利保障收入，使他们能在“弱势群体”情况之下也得到的政府财力扶助。这是使老百姓有收入至少要强调的两点，就是就业和政府对弱势群体的转移支付。
另外一个视角上，前面已经提到的老百姓有收入以后要敢花钱，这方面的约束条件是什么呢？中国很多老百姓有所谓后顾之忧，哪怕是已经成了中产阶层水平了，但还是有焦虑感，对于自己和家庭成员有没有充分的财力储备（表现为要有把钱存起来的储蓄）去应付以后自己和家庭成员不时之需，比如会不会有什么人得大病以后很大规模的治疗费用支出，以及要在买房子这样的大项开支方面，会不会有自己先要节衣缩食最后才能达到有钱买房子目标这么一个过程。再比如，养老方面自己可要预做准备，尽可能多存一些养老钱。还有，现在中国的家长们都在比拼，说“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孩子的教育上有很多额外的开销，要请私人教师，要参加各种培训班，有很多要参加的多样化项目，都要花钱，这些就使看起来还有一定收入水平的很多中国社会成员，形成大量的预防性储蓄，而不是在当期把比较大比例的收入花出去。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要归结到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上：如何提高老百姓有收入以后的边际消费倾向？对策主要就是要建立更有支持力的社保体系。这个社会保障体系体现在所谓“病有所医，学有所教，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这几个方面。义务教育需要更有它的免费特征，有些地方已经在探讨九年义务教育是不是可以提高到12年，把高中也覆盖进来，这样就会减轻学生家庭对于教育方面的支出压力。当然，也要配合上教育改革，不要搞那么多的课外的辅导班，而且什么都要收费。住房方面，就要发展保障房，在中国具体是区分为公租房和共有产权房两大类——其中的这种共有产权房特别适合于一些年轻白领，说起来已经跨入中产阶层门槛，但实际上购房对他们来说还是有非常大的压力，而共有产权房是价位比较低、适合他们的支付能力的，有产权证，但不能随行就市马上去交易，这就封杀了套利空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供给形式。
在医疗这方面，中国已经在积极推进大病统筹，就是改变过去生了大病个人要有很多开支的情况，通过统筹的资金，使病患者和他的家庭可以有很大的比重在大病统筹制度之下报销，来减轻他们的压力。
再一个，养老方面中国现在积极地在打造所谓“三支柱体系”，除了基本养老（这是个人和企业都要强制缴纳的养老金）之外，还要有按自愿原则匹配的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这种年金是借鉴国际经验，经过一定的引导，可以在养老阶段发挥相当明显的使退休职工得到更充足的财力来源，来度过老年生活）。再有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这跟企业没有关系，个人自愿参加，但是在个人所得税的递延优惠方面，是比照着第二支柱配有优惠处理。这样一个体系发展起来，就可以减少人们在养老方面的预防性储蓄。
这样，我们回到了前面的出发点，做个小结：在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方面所需要的这些社会保障，需要有财政资金投入，而财政资金从哪里来呢？一定要有更早的源头上的有效投融资，形成财源建设的支撑力，这样财政有自己的源源不断的税收和其他的非税收入，来支持保障房建设，来扩大义务教育的范围和提高质量，来支持大病统筹，来支持养老保险体系运行。这就与增加就业需要有效投融资的概念完全重合在一起了：有效的投资形成就业，形成老百姓的收入，以及有效的投资可形成财政的收入，再由财政的收入去扶助弱势群体，去支持社会保障体系。所以，这就回到我自己观念的论证依据上：光看到中国有14亿人，有巨大的消费潜力，然后只讲刺激消费，鼓励消费，而不讲源头上的以有效投资、融资形成有效供给，这是没有抓到最关键的要领。
孙参赞：在“十四五”有关的人们的想法当中，我很少听说过有关社保的内容，那么在“十四五”规划中有关社保的内容提得多吗？
贾康：提得还是相当明确的，“十四五”规划里特别强调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当然，还需要更多地展开研究操作方案。
孙参赞：我之前觉得社会保障只能从提高人民的福祉方面理解，就没想到也能从提振消费这个层面理解。
贾康：是的。因为在中国实际生活中，分析消费所受到的制约因素，就涉及到消除有收入者的后顾之忧，降低储蓄率，提高边际消费率，那就自然又推进到了关于社保体系建设的意义和作用的认识。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升级发展
孙参赞：我还想问一下有关中国制造业的问题，您在《中国日报》的文章当中也非常强调了制造业的重要性。那么，我是觉得中国的制造业发展得非常好，觉得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制造业的发展，那么院长对中国的制造业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
贾康：这是一个中国现在特别强调的方面：怎么样进一步发展好实体经济，而实体经济里最主要的主干和支撑性的组成部分，就是制造业。总的看制造业现在于中国的发展规模上还是相当可观了，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总体的判断，叫“大而不强”，规模大，但实力并不强，水平大概在全球属于中等水平，和高端的美欧日（也可能包括以色列这样一些国家）还有明显差距。
那么在这个中等水平上，中国现在确实还有一定的相对优势，比如说联合国有一个产业门类方面具体的技术性分类，最细致的分类是666项，中国一项都不缺，即中国本土的产业链还是相当完整的，但是总体的水平是中等水平。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方面，虽然现在可以维持着可观的市场份额，但是受到了我们称为“两面夹击”的这样一种挑战：高端的美欧日，最典型是美国——它现在已经非常明确地要努力全面遏制中国，防止中国赶上它，欧洲和日本被美国拉为他的盟友，而低端像越南、柬埔寨等等发展中经济体，他们的一些比较优势现在明显地在替代中国，比如劳动力低廉，土地和自然资源开发综合成本低廉，这些上个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比较优势，现在转移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等等这些地方去了。这样一来的两面夹击，就逼着中国必须考虑在“十四五”或者再长一点的时间内（一般认为时间窗口不超过十年），必须完成从中间水平向高端的决定性的进步，这叫“升级发展”，否则被夹在中间，中国的余地会越来越窄。
举例来说，比如现在全球智能手机是非常重要的不断升级换代的产品，中国在自己本土品牌这方面，华为就受到了高端芯片的打压，现在一下子从原来的已在前沿位置上的市场份额，迅速落到了第五位和第六位，这就必须在未来的芯片这方面争取攻关成功——这是中国制造业在这方面只剩下唯一选择的“华山一条路”的一个典型代表。我们认为像这种高端芯片的攻关，要用新型举国体制，没有别的选择，要努力在不确定性中间争取最后攻关成功形成确定性，这才有制造业方面（像智能手机这方面）中国自己继续保有一定竞争力和一定市场份额的前景。
另外一个例子，可以看看似乎并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的儿童玩具，在市场上的品牌方面，中国本土现在举不出什么著名的儿童玩具品牌，虽然中国的世界工厂里面的玩具产能，是形成了全世界的头号位置，而且前些年说，全球进入市场的儿童玩具，80%以上生产在中国本土，比如说珠三角那一代。那么前途在哪里呢？就一定要努力地经过升级发展，从原来没有自己的品牌，走到有自己在市场上有影响力的品牌，比如类似芭比娃娃这样的品牌，这样才能够在已经成了制造业大国以后，升级为制造业强国。类似的例子，如果说到汽车，更是一个激烈竞争的领域，现在中国国内，有特斯拉进来的鲶鱼效应，这几天可能各位也注意到了网上关于特斯拉汽车的各种观点在激烈碰撞，到底中国怎么样走通自己制造业从中等水平往上升级发展这条路，还是明显有着严峻挑战的。
孙参赞：我想请我旁边的朴书记官来提一些问题，他在大使馆担任经济方面的工作。
朴宣映书记官：谢谢院长的高见，从中我得到了很多启发。我看到了4月27号联合国贸易开发组织发布的一个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商品贸易在全世界的占比为14.7%，位居全球第一位，然后第二位是美国，占比为8.6%，中国的占比相较去年又增长了一些。这份报告说中国的这一占比已经达到了顶峰，以后会下降，主要是中国现重视内需、内循环发展的因素，等等。对此院长有什么看法？
贾康：报告涉及的这个数据我也有印象：在2017年的时候，全球贸易里面出口额中国就比美国高了接近1/4，现在按刚才的数据说是14：8了，更拉开差距了。这个趋势以后什么时候能够变化？我不认为很快会到来。中国还会在自己进一步的超常规发展努力中，按照中高速运行，而且现在说到的内循环为主体，实际上是要更好地和外循环、和外贸的发展来相互促进。虽然讲内循环为主体是现在的“新”之所在，但这个新意作为中央的决策战略考虑，更多地是为了自己在基本盘上把握好确定性、主动权，对冲外部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一些困扰，但并不改变中国当下在已经取得的全球化格局里贸易份额方面继续增长的基本趋势，它还会增长一段时间，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内循环为主体，作为增强中国自己可把握的确定性，有它明显的必要性，但它是承接着中国继续扩大开放的诉求的，而且内循环为主体要求匹配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所以中国绝对不会放松在外贸这方面继续努力的所有可发力环节，绝对不会轻视任何可能发展自己外贸的机会。已经形成的中国外贸的能力，在疫情冲击之下好像有了更明显的表现，因为毕竟中国在复工复产这方面是主要经济体里表现最好的，现在也在积极地进一步全面推广疫苗的免费注射，有可能去比较好地对接外部世界一旦“打开”以后新的挑战。所以，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内循环为主体并不产生多么明显的矛盾，更稳定的内循环还会支持中国更加积极的去发展外循环。这两方面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是被中国的领导层所反复强调的，在实际生活中间，我认为也是一种客观的相得益彰的关系。
孙参赞：我们今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愿再作讨论。我知道北京有名的韩国餐厅，以后我请客，来听您们的观点。今天很感谢安排的交流时间。
贾康：我们也感谢参赞和书记官在百忙中专门到我们这里来交流。希望以后有机会我们也可以做主人来请您们品尝中国的特色菜。谢谢！
（本文系贾康院长于2021年4月28日会见韩国驻华大使馆官员时答问实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