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碳排放的“30-60”目标，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最新承诺。实现这一承诺，意味着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一次根本性结构性调整，任务繁重、挑战巨大。无论从实现碳达峰还是碳中和来说，都面临很多挑战。

从碳达峰看，发达国家的碳排放转变历程表明，碳达峰与经济结构之间有密切关系，碳达峰一般发生在服务业占比达到70%左右，城市化率达到80%左右；我国目前服务业占比为55%左右，城市化率为65%左右，要在2030年达到这样的结构水平，是具有较大难度的。从碳中和目标看，发达国家从碳达峰到碳中和，一般都要经历50年以上的时间；而我国只有30年左右的时间，难度也非常大。

尽管如此，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实现“双碳”目标感到悲观——这主要是因为，与碳减排相关的各类技术进步取得了明显进展。

从碳排放大户看，我国主要是能源、制造、交通和建筑。未来减碳的主要方向，也在这些领域。能源领域，核心就是推进绿能替代，构建以新能源为主体的现代电力体系，在此基础上推进电气化和电动化；制造业就是要实现燃料或原料脱碳；交通就是要在绿电绿氢基础上推进电动化和氢动化；建筑就是要大力推广节能建筑和零碳建筑。

实现上述变化，需要广泛深入的技术创新和变革，涉及到材料、生物化学、人工智能、数字技术、建筑技术、城乡治理等诸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变革，还涉及到体制机制的变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技术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

在这个过程中，一些碳排放或碳含量较高的产业领域或企业，可能会逐渐被征税、淘汰、转型和替代。这是任何结构调整都无法避免的过程，正可谓几家欢乐几家愁。相关行业和企业需要面对趋势，尽早谋划、未雨绸缪，通过创新和转型，前瞻性地做出改变和调整。

徐林：实现“双碳”目标既然涉及到经济结构的广泛深入调整，涉及到众多领域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自然就涉及到数额巨大的投资。目前，对具体投资数额的估算并不相同，最低的也有80多万亿，最多的达到了500万亿元人民币。不管具体数额多少，投资数额巨大、投资机会多多，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需要大力推进并完善中国的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制度，形成有利于激励绿色投资和绿色金融的金融生态，根据不同时段的减排需要，设计形成不同的激励体系和激励手段，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在有利于减碳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应用的投资项目。

目前，推进ESG投资、绿色影响力投资，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在中国，也有越来越多的投资机构投身于ESG投资和绿色低碳投资的行列。我们目前需要做的是，在货币政策、监管体系、绿色标准、绿色计量、绿色评级、绿色激励等方面完善制度和激励体系，强化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的可持续性。

其次，要对能源行业按照减煤、控油、增气、提高新能源比例的结构性思路，进行能源领域的技术革命、生产革命、消费革命和体制革命。从能源多元化的结构性思路看，水电资源的开发空间已经不大，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生物质发电、核电等还有较大拓展空间，特别是光伏发电，技术进步的空间还较大——过去10年，度电成本已经下降了90%，随着光伏电池技术和相关材料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转换效率的提高，我相信发电成本还会进一步降低。因此，未来分布式光伏发电+储能+智能微电网的分布式供电体系，是值得期待的。整个经济体系在绿电基础上的电气化和电动化，也同样值得期待。

我们完全有可能用40年左右的时间，构建一个基于自然能转换为主要特征的生态文明时代的能源体系——完全不同于工业文明时代以化石燃料燃烧为主要特征的能源体系。

徐林：我国建筑能源消耗约占整个能源消耗的30%左右，这意味着建筑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大户之一。因此，大力推广节能建筑、提高绿色节能型建筑的比例，对于减少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具有意义。中国与建筑相关的能耗较高有诸多原因：一是我国建筑设计寿命偏短，城市化进程中拆建、建拆比较频繁，导致消耗的建筑材料过多、浪费偏多，建材生产过程中二氧化碳排放自然也多；二是我国真正按节能建筑标准进行设计建设的建筑物比例偏低——在所有建筑物面积中，绿色建筑的比例不到10%，目前只对新建建筑提出了绿建比例的要求，但并没有严格的测量和考核。因此，我国的建筑能耗相对偏高，且可能进一步提高。

为了降低建筑物能耗，对于现有建筑，必须对城乡社区和建筑物进行大范围的节能改造或清洁能源增配，推行建筑供能的分布式新能源体系，降低建筑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从目前看，节能建筑的技术手段随着技术创新和进步更加成熟了，但制度和激励机制方面，还需要更加系统的梳理和完善，建立合理的政府、业主和投资人的成本收益分摊机制，激励更多建筑节能和低碳建筑的投资和实践。

徐林：碳市场本质上是建立在碳排放额度控制基础上的一种碳排放权的市场化配置机制，有利于激励碳减排行为，同时为那些暂时达不到减排要求的主体提供了购买排放权的惩罚和缓冲机制。目前，我国的碳排放并没有实行完全的额度管理制度，只是在几个行业实行了这一制度，这对于碳市场的建立来说，只是个开始。

从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来看，要使得碳市场交易制度更加有效，应该尽快在总结经验、完善制度、强化基础的前提下，实行全社会的碳排放额度控制和分配制度，这可以使碳排放额度的交易制度变得更加有效。这涉及到计量、分配、审核、标准、信用、产品、金融等一系列技术问题和配套问题，还涉及到与国际碳市场的对接问题。

徐林：我国二氧碳排放的大头，总体上是企业、特别是工业企业，其排放占比应该在80%以上。实施减碳，究竟采取什么途径，通过什么机制，还需要经过科学合理的认证。从目前看，由于还处在碳达峰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似乎还不那么紧迫，有的地区还在争分夺秒地加大工业项目的引进和建设力度，以便在碳达峰目标前占据“有利地位”。但事实上，如果不在碳达峰过程中就采取减排措施，不仅不能保证2030年实现达峰，即便实现达峰，也会增加碳中和目标实现的难度——这会使达峰到中和的曲线更加陡峭。

比较合理的做法是，从现在就开始碳减排的努力——这包括：鼓励企业和居民加大节能力度，因为中国的能效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约40%的差距；加大绿色能源供给侧的创新和生产力度，实现更多的绿色低碳能源替代；建立更广范围的碳排放权额度控制、分配和交易制度，发挥碳市场的惩戒和激励作用。

我不主张对居民用能采取限制性的行政手段，可以通过激励性的阶梯性电价政策，更好激励居民节约用能，让节约用能更好的居民，能够通过用能权的交易获得补偿和奖励。

只要针对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和过程实施有区别、有针对、科学合理的举措，避免政治化和行政化，更好设计并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我们就可以避免过度举措对经济、企业、居民造成剧烈冲击和影响，减少不必要的经济社会动荡。

徐林：在中国的体制下，如何更加有效地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政府和市场毫无疑问都会扮演各自的角色。中国政府是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各级官员在面对来自高层或上级政府带有考核性质的目标和要求时，一般都会采取比较强有力的行政手段来推动目标的实现，有时甚至会过于简单粗暴，对经济社会生活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这是应该尽可能避免的。因此，平衡好行政手段和市场机制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政府需要做的，一是对所有相关的政策和制度进行梳理，对与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矛盾的现行政策和制度进行修改完善，保持政府政策和制度与碳减排目标的一致性，以免不同政策和制度之间的矛盾抵消各自的政策努力和效果；二是构建更加有效的激励机制，通过价格、税收、排放权交易，让绿色低碳价值能够通过市场进行表达和实现；三是建立碳减排相关的基础设施，包括碳排放计量标准、计量办法、计量机构、交易机构、交易制度、交易品种、碳金融等基础设施；四是构建更好的绿色金融生态，激励更多服务于碳减排行为的绿色金融和绿色投资，更好激励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市场化应用，培育绿色低碳产业发展；五是构建绿色低碳发展的国际合作框架，促进绿色低碳技术、产品、服务的自由贸易和投资制度，促进相关国际共同承担减排义务和责任。

有了好的政策、制度和激励机制，市场主体就会在这个环境下主动作为，促进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