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纯智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博士，财政部财科所应用经济学博士后

中宏网北京11月29日电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加快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推动国有资本和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国有企业作为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必须要与党的二十大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决策应体现和符合国家意志，要勇于肩负政治担当、经济担当和科技担当。”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研究员、财政部财科所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欧纯智日前就相关话题接受本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有企业要把“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以及“民营企业不愿涉足但又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作为布局重点，形成资源要素整合平台，加强优化资本布局能力，拉动社会资本跟进投资，此为国有企业的政治担当。

欧纯智认为，随着疫情后国际宏观环境的外在条件发生了根本性的不可逆改变，全球供应链正在经历加速“脱钩断链”，这正是国有企业着力培育产业竞争力的契机，通过带动社会资本跟进投资“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从而保持对战略性产业和企业控制力，增强全球竞争力，此为国有企业的经济担当。近些年中国数字技术的研发创新能力遭遇发展瓶颈，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股权投资、资本运作、基金等方式引导完善产学研创新体系，以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此为科技担当。

国际视角解码国企与国计民生关键领域

中宏网记者：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国有企业比例非常高，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种高比例国有企业的优势？

欧纯智：说到国有企业比例高这个问题，我们通常有一种刻板印象，认为只有中国的国有企业比例高，实则不然。政府强力控制的新加坡国有企业，不但规模庞大而且具有超强的市场竞争力。众所周知，国有企业是弥补市场缺陷的一种手段，更是国家产业布局、宏观调控的必备工具，虽然各国国有企业的运行在表现形式上各有特色，但是他们存在的核心本质都是为了执行国家意志，这一点中外国有企业没有不同。中国的国有企业，尤其是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既可以通过股权控制在各行各业参与经营（内部融合），也可以围绕国家投资导向拉动社会资本跟进投资（外部联合）；既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投资过于集中导致的产能过剩，又可以适当关注乏人问津而又对国家重大战略具有举足轻重的产业布局；既能积极主动地对新产业、高科技产业的进入、研发和培育发挥非常强大的引领和带动作用，还可以在客观上避免对国际经济大环境的过分依赖。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逆全球化以及国际供应链断裂重组明显加剧的国际大环境下，具有超强市场竞争力的国有企业将敦促我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宏网记者：请您选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世界发达经济体的国有企业，谈谈他们各自的特点？

欧纯智：在展开谈论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确一件事，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其适配的环境，我们对外来事物的学习，不能一味地照搬，即便想拿过来用，也要进行本土化的改良以适应中国国情，我们要走我们自己的特色道路，但适当的借鉴和学习是必要和必须的。通过深入研究世界发达经济体国有企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会有一定的学习和借鉴意义。下面我简要介绍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发达经济体的国有企业特点。最早进行工业革命，实行市场经济的大英帝国在近百年的时间里，私有化浪潮和国有化交替进行了三个轮回。德国国有企业即便肩负特殊使命也不能亏损，要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一点跟新加坡颇为相似。日本国有企业掌握着关乎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命脉，在各自领域发挥巨大作用。韩国国有企业走的是政府主导型发展战略，在不到30年时间里从一个农业国家发展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我们知道，政府代表公共性，市场代表效率，过于关注效率有可能导致国有企业公共性不足，过于强调公共性有可能导致其效率低下，二者需要权衡取舍、妥协让步，最终找到一个平衡点。市场不是万灵药，市场会失灵，政府可以纠正市场失灵，然而政府本身也会失灵。所以，我们会看到有些国家的国有企业参与国计民生行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私有化与国有化改革交替出现，即一国当发现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时候进行私有化改革，当涉及国计民生的企业不足以承担公共性的时候再进行国有化改革，就是试图在寻找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动态平衡的一个过程。

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

中宏网记者：请您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和疫情带给中国发展的挑战，谈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将如何实现动态协调发展？

欧纯智：在我国化解“三重压力”维护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巩固和发展国有企业，鼓励、支持、引导民营企业，以国有企业拉动民营企业跟进投资，积极创造有利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协调发展的良好营商环境，成为刻不容缓的时代命题。近些年随着PPP模式的兴起，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供给领域不再是政府的独角戏，民营企业积极涌入勇于承担公共责任，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公共组织色彩，在获得“非暴利但可持续”收益的同时与国有企业一起弘扬公共价值，实现公共利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从来都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关系，他们是且永远都应该是互促共荣的正和博弈关系，是兄弟。疫情后全球供应链迅速断裂重组，在一些领域我们替代了别人，在另一些领域我们被别人替代，而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使命从未变得如此刻不容缓。显然，国有企业比既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需要民营企业共同完成这一使命。由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各方面的差异较大，二者的内部混改和外部联合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探索呈现出不同的优势，所以我们不能把合作的模式框死，一定要因地制宜，不能强融更不能搞拉郎配，只要合作与所处的宏观大环境发展适配、双方都满意，那么就是最好的合作方式。

中宏网记者：请您谈谈国有企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问题？

欧纯智：人类社会对公平、公正、平等、博爱、保障的所有美好期待都浓缩在“共同富裕”的理想当中。而回顾人类历史，一个充满公平、公正的社会并不常见，不受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在实现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拉大贫富差距。主张政府干预的卡尔·马克思、凯恩斯、阿马蒂亚·森、斯蒂格利茨，以及主张市场调节的亚当·斯密、哈耶克等学者都对政府干预市场的问题有过讨论。从上述经济学家的研究以及近几百年的人类实践来看，如果把“共同富裕”的理想完全推给市场，显然会让市场感觉力不从心。这是由于，市场机制的效率在于把资源交由出价最高的人手中。然而，政府不同于私营部门，效率不是政府所追求的唯一目的，追求公平、适当扶助弱者是政府的天职，传统管理学中的直接效率、效益优先并不完全适合于政府，也不适合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这是由政府的公共属性决定的，而国有企业恰恰是政府的公共性在市场机制下的延伸和落实主体，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坚力量。这是由于，即便国有企业以盈利为目的（经济担当），但是盈利不是国有企业存在的唯一目的，其肩负的政治担当会敦促国有企业较民营企业更多的关注公共利益、公共价值，辅助政府扶贫济弱，其肩负的科技担当会带领民营企业走在时代创新的前列，以高科技带动消费品转型升级从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所以说我国国有企业大量存在诠释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是国家不加干预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是一种试图将效率与公共性结合的一种创新机制，以市场高效配置资源为基础，国有企业跟随政府进行引导调节，并以社会安全为保障的市场经济。

         编辑：王镜榕

         审核：郭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