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各位专家、各位嘉宾，上午好！很高兴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分享和介绍我们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对2021年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全年经济增长和2022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结果。我们团队从2020年到现在一直在做这个方向的学术研究与市场分析，包括我本人一直是做中国宏观经济研究的。所以，把今天讲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研究的一些成果和预测的一些结果，跟大家分享一下，整个成果都是团队一起完成的。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1年宏观经济形势，四季度的主要数据还没出来，整个四季度经济增速的形势大家也都比较清晰了，一季度18.3，二季度降到7.9，三季度降到4.7，但是这个趋势是往下走的，冯部长也说了市场上很多人非常悲观，四季度要破5。我们团队用自己构建的具有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前沿宏观经济模型得到的四季度经济增长速度甚至比一些市场预期还要更低一些，我们后面也会给出这个预测结果，这个预测确实也比较悲观。但是要看到一个好方面，一季度两年平均值5%，二季度两年平均值5.5%，三季度两年平均值4.9%。我们预测四季度经济增速虽然稍微差一点，但是全年保持在两年平均值5%以上是没什么问题的。这是经济增速方面的基本情况。

第二，产业贡献。我们国家三产业的增长贡献率一直是最大的，疫情对三产，对服务业的冲击也是最大的。所以，导致三产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下降了，让工业或第二产业上去了，随着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国政策带来的效果，三次产业的格局到现在为止也开始恢复到以前的趋势，三产业再次成为经济增长最大的拉动力，目前已经达到52.7%，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与疫情之前长期的贡献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我们国家在2020年二季度之后疫情控制形势比较好，比国外疫情控制都要好非常多。但是经济并没有恢复到疫情以前的一个水平。因为疫情动态清零的政策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确确实实会带来一些宏观经济的损失，可能随着经济逐步的恢复，疫情的控制疫苗等等，再加上中国疫情控制相对较好，还有一些很好的经验措施，可能这也还是需要花一段时间才能回到疫情之前的经济发展水平。

第三，需求端，整个社融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得益于商品零售和餐饮，12%和20%以上，也导致需求端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快速增长。

第四，价格水平，可能是下半年宏观经济界最关注的。价格水平可能是这些年以来全球增长上行趋势最明显，幅度最大的。所以，我们国家也不例外。国外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传导到国内生产端来看，价格水平上涨还是比较明显的，PPI同比12月份上涨10%以上，CPI虽然没那么明显的上涨，环比增长还有所下降，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价格管制从生产端到需求端的价格传导不是那么畅通，所以，让我们看到生产端价格上涨那么快，需求端价格上涨没有那么明显，导致这样一个错觉，很多人在讨论的时候忧虑我们国家是否会出现滞胀。魏加宁部长刚才也提到我们国家未来可能需要担心滞胀的问题。关于滞胀的风险，我也很赞同，这个风险确实需要关注。但是对于滞胀的一些争论真的非常多，什么才是滞胀，我们从之前也做过一些研究，从我们自己本身的研究来看，滞胀在发生之前，发生之后它的特征是什么样子，我们国家会不会有这样的特征。我们梳理美国跟OECD 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滞胀特征的时候，我们发现滞胀可能要具备三个特征。第一是高通胀，确确实实这段时期通胀很高。第二经济增速快速下行，疫情以来到现在虽然有恢复，恢复以后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开始逐渐增大，好像似乎在印证这样一个特征，但是第三个特征更为关键一点，高通胀跟低增速，甚至是衰退是同时并存，并持续并存，也就是这个持续性时间我们还有待观察。如果高通胀跟经济下行压力确实要持续一段时间，中国滞胀的风险可能就渐行渐近。去年下半年开始全球通胀的上行态势已经被所有国家都关注到了，冯部长也说了，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我们需要解决这样一些问题，那可能最终我们最终所担忧的滞胀也不会太发生。

另外一个我们团队对滞胀的风险持有一种审慎的态度，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欧美国家的滞胀，20世纪70年代滞胀结束之后，一直到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时候，通胀水平下降到4%以下，并没有出现价格暴涨的情形，至少没有出现像现在2021年下半年的经济价格上升这么高的幅度，一直在4%以下，包括学界，包括政策界，包括业界都在关注消失的冻胀。怎么消失的？我们团队做了一系列研究，发现就是中国带来物美价廉商品的输出作为世界工厂带来价格的抑制效应。第二，中国对全球超发货币，尤其美国超发货币的吸收，也就是中国快速增长对货币的需求，吸收了大量的货币，这个货币不完全是美元，还有一些金融资产等等，很多是这方面的原因。对于中国超大体量的国家，宏观经济稳定非常重要。这是主要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对通胀风险的一些简单的回顾。

第二，我们团队认为增长放缓的主要原因还是刚才各位专家所提到的三重压力，供给侧有一些工业生产受限，限电限产带来下半年宏观经济的下降。需求侧居民收入，受疫情影响收入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出口拉动效应逐步减弱，外需增速放缓，可能导致需求量端对宏观经济下行带来很显著的影响，而且我们能预期得到，尤其出口端需求的走弱可能对2022年，甚至中长期到2025年这段时期都会产生持续的影响。

第三，预期的压力，我们从现在出台一些最新的数据，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全年12个月都处于下降趋势，11月、12月PMI指数上升到50以上，但是整个趋势还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所以，我们从三重压力，供给侧、需求侧和预期，我们国家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确确实实在不断增大。我们团队也根据现行的一些数据和一些我们自己构建的适合中国，包含中国特征的一些模型，我们自己构建的中国整个宏观经济的模型，我们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中国与国际开放经济的模型，第二类是中国整个国家宏观层面的模型，还有一个是中国省级/区域层面的模型，比如包含31个省份，合成一个总的区域型的宏观经济模型。我们的宏观经济预测主要是根据中国整个宏观层面的模型来预测的，我们预测的结果，四季度的实际GDP增速预测值3.95，但这是因为价格上升太高，导致实际增速可能比较低。全年来看，两年平均增速始终保持在5.2以上，包括四季度在内，两年的平均值还是保持在5.21，2021全年增速可能保持在8.33，两年平均可能是5.16。所以，跟刚才冯部长和其他几位嘉宾大致预测差不多。

从四季度情况来看，我们预测是3.95，但是我想要说的是，我个人的预测实际上是比这个3.95还要更看好一点，因为对这个模型熟悉的，对这样的数据预测方法比较了解的人，可能都知道用模型或者用数据预测只能预测趋势，目前的趋势是往下的，所以，模型给出了一个最坏的结果，甚至一个非常不好的结果。但是我们知道，正如冯部长刚才说的，我们都预期到了未来的增长压力可能会非常大，所以，我们可能不会限电限产和其他伤害经济的事情，再加上积极财政政策、积极货币政策和其他作用的配合，可能四季度经济从我个人角度看，我认为3.95从模型预测角度来讲它只是给出了一个最坏的结果，未来实际的情况四季度的数据马上出来了，可能比这个要好一些。

但是无论怎么样，全年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同比增长保持在8%以上应该是可以保证的，全年的两年平均增速在5.16也是可以保证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做了一个2022年的预测，整个全年也在8%，实际的增速5.22，往6%以下的趋势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如果只是按照目前的潜在增长率的走势，可能降到6%以下是很正常的，大家都可以预期到的事情，这是对宏观经济预测，我们通过我们所构建的包括中国特征的模型预测出来的经济走势。

我们团队也一直关注全球通胀的压力。可能全球央行都在想着要不要加息，要不要缩表，我们也做了这样的情景分析，尤其美联储的政策调整，加息和缩表进程已经非常明确了，从今年11月已经提出来这样一些措施，或者说美联储要缩表的意愿已经明确了，我们可以明确的预测出未来美国要怎么实施货币政策调整。这样的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宏观经济2022年，甚至一直到2025年增长的压力都会造成影响。我们就做这样的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中国与国际的模型，在这个模型基础上结合前面预测的值作为基本值，我们看一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可能会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实际上美国在2021年11月份的Taper、加息、缩表预期的过程中，在之前2014年到2016年美国已经进行过一次，只是2020年疫情来了，又让Taper加息缩表进程中断了。所以，我们对比之后发现这两轮都是面临着经济复苏，然后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但是本轮特征尤为明显的就是通胀，通胀所带来的滞胀风险在加剧。1993年到现在可能欧美国家并没有经历过4%以上的通胀压力，但是现在的通胀可能比这个高很多。所以，大家在忧虑滞胀风险。所以，现在Taper加息和缩表还是在控制通胀。这次可能更激进一些，从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将近8万亿美元的规模，也是史无前例的。所以，你在控制通胀的时候，可能资产负债表的规模或者力度更大，对美国的影响，上一轮Taper加息和缩表过程对美国影响较为有限，对中国影响也没有想象那么大。本次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下降通道，而且增长压力非常大，这次缩表可能会带来不一样的影响。我们测算之后，有一个结果，主要的结果可能对中国影响比较负面的，当然也有好的方面，比较负面的方面就是资本外流，我们测算的结果是从2022年到2025年，每一年大概22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外流。所以，这个结果我们在9月、10月时做出来，我们看到央行也已经关注到了可能产生的资本外流影响。所以，他们11月份的时候出台了一个政策。所以，从短期来看，我们中国体量非常大，再加上冲击，本身内部的经济增长压力也比较大。所以，短期来看货币政策还是要“以我为主”、以稳为主，稳字当头，尤其是稳定资本外流和人民币汇率压力方面可能需要花费更多的注意力，在应对国外的货币政策调整或者转向的冲击的时候可能要更加关注资本外流和人民币的增长压力。

除了刚才的这样一些宏观经济分析的内容，各位专家前面也提到中国可能除了面临这些短期和长期结构性的问题，中国也有很多好的方面，确实是有一些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应对这样的一些外部、内部的短期的压力和冲击。从长期来看，我国增长源泉主要来源于改革，我们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试图把制度改革的因素纳入到传统增长模型或者发展模型的研究，我们也取得了一些相应的成果，主要是改革红利。我们梳理了过去，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逻辑可能就是改革的红利，而这些改革红利被大家给忽视了。它确实是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到目前为止，改革进程中还是存在“双二元的结构”，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体制转轨，以及从计划经济向一元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一种转轨，这是我国经济当前的一个典型的“双二元的转轨型”经济特征。

第三，在这个特征里非常重要的核心概念可能就是体制性剩余，即一些经济转轨过程中的经济体制或者制度造成的资源和要素的冗余，这种冗余没有发挥它的经济的增长作用。所以，才会让现在很多资源闲置。这个过程中可能阻碍了调整资源和要素的数量、价格，由此，体制的扭曲和摩擦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非常大。如果我们在未来二元体制改革中把体制性剩余的要素发挥出来，它的增长潜力也非常大。我们为此做了增长模型，基于我们对中国宏观经济预测三个层次的模型构建的——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我们通过这个分析框架反事实模拟未来体制剩余的要素和资源如果都能发挥到50%，80%，100%它的增长潜能多大。从未来盘活闲置和低效利用资源来看，提高经济潜能还是很有希望的。增长的源泉就是释放体制剩余。我跟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周天勇教授一直合作这方面的研究，希望在理论上有一些突破，进而指导如何盘活闲置和低效利用的资源，进而让市场运行更加顺畅一些。

六中全会也印证这些方面，未来深化改革需要更多关注。在周天勇教授的带领下，我们团队利用我们的二元体制经济学的定量模型，测算出充分利用体制性剩余所，即改革是有非常巨大的潜力的。以我们测算的土地为例，土地可能是几种要素里相对改最滞后的，我们以它为主，测算了改革带来的增长潜力，可能在1%-2%的水平上，我们前面模型的预测基准可能每年在5.5%的样子，你增加1-2也能实现未来经济增长潜在增长率达到6%-7%的中高速水平。所以，未来长期增长的源泉可能在这方面。

既然短期是承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短期增长压力确实非常大，总理也说了这个问题，长期有这个潜力，我们出台政策的时候不能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我们应该更加立足于长远、长期的经济增长，也要兼顾短期的宏观调控，也就是经济周期波动。传统的经济周期的模型跟经济增长的模型是分开的，宏观经济学界大家在做分析的时候，短期波动与长期增长分开，但是现在的宏观经济学，尤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宏观经济学界的主流方向之一是在合并这两个框架，把它合并到一个框架里，我们国家提出跨周期的设计，这个顶层设计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兼顾短期的周期波动跟长期的增长之间的联系与反馈机制。从我们自身的研究角度来看，这个跨周期的政策核心要义就是长期和短期的统筹协调问题，在政策设计的过程中，核心特征我们就要特别注重结构性影响。比如冯部长提到结构性的财政政策，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可能更多的需要精准施策，有些方面需要采取紧缩性的，但是有些方面需要采取积极性的，但是这些积极性的要更加关注长期性的，对经济长期增长和二元体制改革有更加突出作用的政策的设计可能是需要我们更加关注的。

这就是我们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宏观经济研究团队对2021年宏观经济的主要形势和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展望和主要的研究成果。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