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目录
 
一、 引言
二、 构建 “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及其主要新意——“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三、 新供给经济学对于经济循环内生动力的解说
四、 内循环内生动力的客观来源：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独特的“巨国模型” 及其潜力空间
五、 内循环内生动力的主观条件：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持续地解放生产力， 创新发展中以有效投资为龙头提振消费
六、 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分析
七、 基本认识结论和建议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考察【J】.经济研究参考,2023(7):5-31.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
执笔：贾康，刘薇，许磊，彭鹏，张晶晶，方凌晨
总纂：贾康

一、引言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党中央在这些重要指导方针基础上，于我国“扩大内需”、追求“高质量发展”轨道上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决策，事关全局的系统化深层次变革，有其深刻的与时俱进创新发展的内在逻辑。
自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解放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化世界大舞台上的超常规发展，更令世人瞩目，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贸易量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在规模和产能上领先所有的经济体，被称为“世界工厂”。成长为这样的大规模经济体后，我国继续通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确立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但又合乎发展逻辑地发生明显的阶段性变化：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告别年度两位数增长的高速特征，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过程中，转为降低一些速度而追求高质量的“中高速”发展。在地方、企业经受“阵痛”而侧重于优化结构以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后劲的过程中，2015年下半年后，曾出现了长达12个季度、在6.7%~6.9%很窄的增速区间内波动的平台状态，其后本来很有希望乘势确认所期待的“L”型转换成功，但由于2018年开始，叠加了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因素，使原来引领新常态中已初具形态的中高速平台状况未能得到稳固而经济继续下行。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又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由此，我国面临了上述因素“三重叠加”而带来的经济下行形势，必须力求更多掌握主动权，调动一切潜力对冲下行压力，更好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在继续推进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过程中，调整原本较高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市场上，在处理好国际关系调整的同时，优化我国发展战略和相关策略的组合，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新的“两步走”目标。在“双循环”框架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要领的指导意见。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本文将在统筹考虑“双循环”的大前提下，侧重于考察分析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及其可靠性，并提出基本思路和建议。
 
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意义及其主要新意——“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
 
（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对国内大循环的更为倚重顺理成章

现阶段，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等造成的经济下行，特别是来自国际方面更加明显的种种不确定性，我们应有充分认识，做好应对挑战的思想准备，在大变局和可能出现的惊涛骇浪的考验中，十分注重把握好内循环的内生潜力释放，积极以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的正面效应，抵御外部不确定性与不利因素的冲击，消解内外部矛盾交织的困扰与制约。因此，在当下，要在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中，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的指导方针，把握“做好自己的事情”中更为明显的确定性因素。这就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同时，必须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最主要新意之所在。其内涵对国内大循环更为倚重的发展框架，意在积极把握我国可选择的主观能动性与主动权因素，将其作为扩张需求为经济升温而对冲下行压力的主体因素但又绝不意味着忽视轻视外循环，而是审时度势使两者间形成更好的相互促进。在内外循环的相互结合、相互促进中，内循环更多充当主体角色的新格局，也将对接中国在现代化追赶—赶超冲关阶段的长期性特征。
强调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当前阶段战略把握中，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认识框架。发展到当下阶段，通盘考量国内外形势，很有必要充分利用与更多依靠国内本土已得到长足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客观条件，来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服务于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当时国内市场发育尚处于初始起步阶段，自身内循环中可以调动的潜力相当有限，需要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的国际大循环模式，以市场、时间来求发展空间，从而以较短时间培育市场、促进发展，积蓄经济起飞的条件基础，大踏步跟上时代追赶国际发展前沿。客观地总结，国际大循环在当年不仅带来了国内市场中大量企业包括中小企业的发展，与资本、技术流入相伴随的还有弥足宝贵的管理经验和商业文明、市场经济的观念意识与规划，于是给国内解放思想后焕然一新的发展局面带来了巨大规模投资驱动的增长空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更使外循环升级发展，在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实现了经济起飞并发展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的“世界工厂”。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当下，总体而言，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把国内大循环作为主体和可依靠的一个基本盘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同时，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形势演变，又使适当调控对外经济依存度及更多地依靠国内大循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成为现实要求。
从整个发展通盘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余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国内已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大幅提升。202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的地位，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本盘，并将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法治化、民主化发展进程中，继续表现出一般经济体难以比拟、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成长性。2020年，我国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整体而言，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互动、结合的发展基础和前瞻态势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以消费需求和投资供给两方互动的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本条件。
第一，国内居民消费水平大幅增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有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伴随GDP的增长实现长足进步。2020年底，居民消费水平达27438元，是1978年可比口径（指数）的21倍，这表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抉择，在民生层面的国内消费支撑力上，已有较为可靠的依据。
第二，国内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稳步上升。在我国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中，支撑可持续消费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也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中稳步上升。2020年底，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到3.2万元，相比于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的状况，已有超百倍的增长。同时，在新发展阶段中，人民对于生活质量的提升与追求也体现于消费能力的释放中，2020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全国人均消费支出仍保持2万元以上水平。
2019年末，中国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全球巨大人口规模体量下，人均GDP已达到了1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口径衡量坐稳了全球最大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位置。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绝对规模已达世界第一（4亿人左右），这些为形成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国内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必然带出超大规模内需消费对国内、国际供给的强有力吸引与拉动，也将会成为未来很长时期内，国内及国际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经济增长巨大潜力的来源。据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增量中的贡献率，已连续6年超过30%。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121万亿元，在继2020年、2021年连续突破100万亿元、110万亿元之后，中国经济总量又跃上新的台阶。当年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3%，增速虽在多重下行压力冲击下未达到预期增长目标，但在国际比较层面仍明显快于多数主要经济体。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三重压力”叠加下，发展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中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的持续提高，意味着中国综合国力、社会生产力、国际影响力、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升，伴随国内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国内大循环有世界上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这将是中国推动经济复苏持续向好的强大动力引擎。2022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44万亿元左右，其中，网络平台的商品零售额达12万亿元，是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4%，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8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22.2%、12.1%，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近30%，新动能引领作用日益凸显，说明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潜力巨大。
第三，国内工业的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体系较为完备，投资潜力巨大。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我国以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一样不缺的优势，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工业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细分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合乎逻辑地支持了中国投资潜力的形成与释放。本土和世界上的投资主体，近些年实际上都高度关注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基础条件。近些年，我国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交通物流、平台模式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生产流通的规模经济，提高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伴随数据这一新时代要素的大数据、云计算特征及其流动性与可得性机制，数字经济手段的广泛运用也为国内的消费便利和进一步的市场开拓，提供更为有效、完备的新途径、新模式。
 
（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新格局的内在逻辑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以来，其中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在“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未完全消退的情况下，“矛盾凸显期”特征却已到来，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有效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供给侧的结构性问题；于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推进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所需正确处理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理论上讲，发展永远有“不充分”之处，关键是现阶段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不平衡的结构问题带出来的，所以追求高质量的“升级版”的发展，关键在于坚持好结构优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与主线，同时优化总量调节为主要特征的“反周期”需求管理。基于以上相关重要认识判断，党中央明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方针后，党的十九大又把这一由制度结构优化带出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的改革，确立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的主线，这显然将覆盖新的“两步走”战略实施的全时段，是一个跨越若干经济周期的长期与超长期概念。掌握好跨周期调节，适当降低经济的对外依存度而以内部供需循环为主体，去稳步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中达于伟大民族复兴的战略目标，是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所含基本逻辑紧密相连的。
第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方针一脉相承。内循环为主体联通于稳中求进、扩大内需，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发展中大国极为重要。历史的教训是，经济运行不稳定特别是大起大落，不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生产生活，也会影响改革的进程，增加改革的难度。稳中求进的方针正是在深入总结这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需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的认识。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完整的指导方针，也是政策组合的大框架。任何一个有开放度的经济体，经济运行必然是双循环，但既然新发展格局的新意主要体现于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在逻辑上是同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一脉相承又浑然一体的。我们既要立足于本国，又要拥抱全球化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那么双循环是一个应该长期坚持的完整的大框架，但是在新时期特定背景下，反复强调的扩大内需和随之强调的内循环为主体，具有现实的、突出的意义。这是在原本已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过程中做加法，绝非否定原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但审时度势可知，我国国内已拥有市场发育后相当可观的国内大市场，虽然仍需再进一步地完善与升级，但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已拥有把内循环作为主体的客观条件，而且国内的升级发展必然带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国内与国际的双循环必然继续相互促进。只是，合乎升级发展逻辑的是，通观全局的部署中，外循环的分量要适当调减，内循环的分量要适当提升，以利于适当控制和降低对外依存度，应对和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提升我国经济向高质量状态升级发展的确定性。
第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体现了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依学理逻辑而言，新发展阶段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相机抉择体现了更好地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外部环境复杂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理所应当考量当下发展中如何应对不确定性，把管控风险、稳中求进的主动权更好地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基于相对有把握去调控的一些内部因素，首选利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运行，加上外循环以及内外循环间的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新发展格局。结合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与其内在的学理逻辑，我们可以进一步更清楚地认知“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必然性和可行性。
与其必要性相呼应，“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在当下和今后也具有充分的可行性。我国的稳中求进更多依靠国内市场的可行性已凸显。根据消费、资本形成及净出口对于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知，国内市场的消费作用在波动上升，在面临不确定的外部国际环境时，出口的拉动作用已遇挑战性问题，2016年和2018年出现较大负值，2020年净出口贡献率增加更是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新冠疫情冲击，而中国依靠自身内循环及时控制疫情后，对于世界市场的正面效应体现。因此，在排除突发冲击因素后，对拉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动力源的结构性安排，有必要在充分考量国内国际环境后，作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必要调整，这正是基于更好把握防风险、稳增长、追求升级发展主动权的战略思维的现实选择。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可行性，也体现在实体经济与科技创新支持的“硬实力”方面。作为国民经济发展基础支撑的实体制造业，在近年发展中“专精特新”保持较好态势，同时，对于起乘数效应的科技创新创业“第一生产力”方面，国内对于科技研发的关注度与重视程度也在充分聚焦。我国制造业的主体产能位于各类城镇建成区，在2020年突遇疫情大考之后，仍保持逆势上升。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历史冲关期，我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如何把握好机遇，上升为更高质量的“制造业强国”，是高质量发展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面临经济发展引领新常态的阶段转换挑战与考验，亟须把握好守正出奇、守正创新的思路乘势发展，力求用五到十年的时间，完成我国制造业的高质量升级，由主要处于全球供应链、价值链“微笑曲线”中端的“中国制造”，向曲线左右两端的“中国智造”与“中国创造”高位上升。
在科技创新领域，伴随国家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的长足发展，关于科技与研发的重要性认识逐步深入人心，国家政策积极鼓励发展科技创新，力求充分打开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一强劲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客观要求的新旧动能转换。政府与社会主体对于科技研发的投入也在不断提高，2019年科学技术支出达9500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的比重已增长至3.97%，国内社会整体的研发经费支出达2.21万亿元，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由2008年的1.54%上升至2.23%，2020年继续上升至2.42%，保持连年持续上涨态势。
2018年、2019年和2020年的社会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分别为5.9%、5.4%和2.7%，科学研究与高新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增长率分别为13.6%、17.9%和3.4%，处于较高水平，在社会整体固定资产投资呈下行趋势的同时，科技服务业逆势上涨。总体而言，这是符合在追求高质量发展中亟须更为重视科技与研发创新的引擎作用，带动整个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客观要求的。
第三，中国经济的成长性，是我们在未来长时期中追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稳定增长的客观基础。
虽然我国目前成为全球经济总量居第二位的经济体，但仍处在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上，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中”特征，另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潜力”特征。就全国而言，中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中，与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真实水平可以基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再适当靠近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来认识，可考察的数据为2019年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分别为44.38%和60.6%，截至2022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升至65.22%，户籍人口城镇化平均为46%，真实城镇化水平大体上仍在50%左右。那么完成工业化和走过城镇化高速发展期（国际经验表明是达到真实城镇化水平70%以上），至少还要向前再走过15年以上的时间段，伴之以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即信息化）与法治化、民主化，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还极为可观——经济增速近年虽下行，但未来我国经济完成“L”型转换、实现较长期中高速稳增长状况，我们是有弥合二元经济进程中客观的潜力释放空间、回旋余地和强大韧性等客观条件的。我国推进现代化战略实施指导方针，主观视角上为提升主动权而合乎逻辑地强调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正是对应于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本土雄厚的统一市场巨大发展支撑力和成长潜力基本盘。
第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也必须结合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外循环。
注重经济内循环，是在全球保护主义上升，特别是新冠疫情冲击造成世界经济低迷、外部需求萎缩、不确定性剧增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是与我们当下更为强调“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紧密相连、在逻辑上完全契合的。经济内循环首先是一个宏观调控的经济概念，而且是与中国推进外贸发展、对外循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互相促进的，彼此之间不是二者择
一、相互排斥的关系。
应强调，注重扩大内需更依靠内循环，绝不意味着重返闭关锁国，而是在决不放弃维系与发展外循环努力的同时，更多依靠内循环来控制和收敛不确定性，以求在内外循环合成的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内国际供需循环升级版式的相互促进。中国长期稳增长的实现，与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确处理防风险紧密相连，是必须把握好的主观因素。复杂严峻局面中风险因素的来源，可以说是内部如何在深水区攻坚克难以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挑战，与外部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国际竞争挑战，两方面所形成的矛盾与压力的交织。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并继续坚定不移地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推进全面开放，在自身稳增长的同时拥抱全球化，处理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竞争，我们将有望在跨周期的持久战中，掌握好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的稳增长与防范、化解内外风险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并在宏观调控中以财政金融改革创新和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优化结合，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稳中求进地争取“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高端水平的上升，使中国式现代化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类文明进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党中央已明确强调了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基本认识，反映了最高决策层对于全球化进程不可逆与中国开放要以更高水平积极主动全面推进的战略思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所形成的外循环，也必将在与内循环相互促进的互动中，催化和倒逼中国自身于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和以“高质量”为鲜明阶段特征的升级发展。
 
三、新供给经济学对于经济循环内生动力的解说
 
新供给经济学已有理论基础框架中关于所谓需求侧投资、消费、净出口“三驾马车”动力机制的认识，已将其“结构化”逻辑延伸、推展到供给侧，形成供给体系的结构优化与动力机制全景的认知把握，涉及“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合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适应时代进步与我们置身其中的后发经济的追赶—赶超战略思维密切相关。基于后发优势所强调的技术模仿、技术扩散带来的红利，发展中经济体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且随着技术差距的缩小，势必呈现出红利收敛的趋势，这种收敛压力放在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供给侧观察视角下，应当是在每一次供给侧创新完成之后的一个稳定时期中，追求随技术革命开启新的时代，这种追赶势必也将随之掀起新的浪潮。由此可更容易地理解新供给经济学所强调的制度供给的重要性，制度供给所带来的改革红利除了能够降低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成本外，也是打开新技术发明创造潜力空间的首因，还是中国这样的后发经济体“守正出奇”地赶超先发经济体的时代进步的关键。
我国中长期经济生活中在供给侧结构方面的主要矛盾，并未因为近年的突发疫情冲击而改变。长时期内寻求内需潜力的释放，最重要的是继续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着眼于提振消费和扩大投资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益，创造适应和引领新需求的有效供给，以增强“双循环”格局中的内生动力。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中，增强经济的内生动力和成长性需把握好理论框架下的经济循环内生动力，与增强内生动力相关的制度改革、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结合供给侧五大要素的理论模型表达，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经济内生动力息息相关的要素潜力分析可主要从以下五大层面着力展开。
第一，“L”——劳动力要素已从初期低端转向，国际市场中的廉价优势已不存在，劳动力要素潜能的释放当下需尽快促成由“量”转“质”，其中关键在于结合扩大内需做好劳动者权益保障，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提升劳动者获得感，释放消费潜力。
收入分配问题是重大且复杂的社会问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同时又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所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推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确立，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框架初步形成，配合和促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同时，也要看到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仍存在，部分底层群众生活比较困难，与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建设，合理化改革难度较大，推进迟缓。这些问题的存在，关联于我国经济社会转轨与发展全局的“矛盾凸显”，迫切需要我们加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研究。
应根据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总体工作部署，优化收入再分配的相应制度建设和加大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同样重要，也是当下增强经济长期内生动力的应有之义。社会扩大再生产的驱动在于经济的良性循环，劳动者收入增加才能在基本生活保障的需求之外源源不断地衍生新的需求，打破内循环掣肘必须将社会有效投资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结合在一起，使老百姓有收入，并且在减少后顾之忧和预防性储蓄情况下，收入敢花出去，便可望形成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良性互动。
我国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稳步增加，2022年中国人均GDP达85698元，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36883元，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为31370元，中位数为平均数的85.1%。与此同时，2022年的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4538元，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外，实际下降0.2%。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值与中位数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我国居民收入结构方面依然存在收入悬殊、收入分配不公等结构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要实质性推进收入优化再分配的相关改革与政策的合理设计及施行。其中，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推进转移支付制度改革，加快税收法治化进程推进直接税改革，以及加快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等是当务之急，使全民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加快走向共同富裕，进一步打开低中端广大社会成员的消费改进潜力空间。
弥合二元经济过程中的户籍改革是扩大内需促进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抓手，消费更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按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再适当考虑常住人口因素作度量，我国真实城镇化率水平约在50%左右，而国际中达到人均10000美元的其他大规模经济体，城镇化率平均水平超过65%。因此，城镇化还有相当可观的空间，未来在户籍管理方面要积极推进改革，大方向是进一步放松、最终消除城乡分治格局和弥合二元经济。如何让进城务工的农民便捷地取得户籍，是扩大内需、内循环为主体必须配套的改革任务。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和其他一些省会城市、中心城市，户籍管理方面存在由来已久的明显压力，究其原因是城市当前的供给能力不足以支撑所有流入人口的需求和保障其获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待遇。因此，必须先从小城镇、中小城镇等流入人口压力不大的地方积极做起，能够放开户籍控制条件的尽快放开，没有条件马上放开的，要积极考虑运用积分制等过渡办法，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人力资本要素尽快畅通。
优化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根本消费动力源的重要保障。国民收入分配过程中，先后有不同阶段上的三层次分配，首先在初次分配阶段，应力求保障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使生产经营成果按照要素分配，在劳动收入、资本利润和知识产权收益、资源开发收益等形式中，解决各要素的投入主体“各得其所”的激励问题。此环节上需要注重激励个人潜能使之得到最大效率的发挥，从而有利于将经济发展总盘子中的“蛋糕”做大。其次是再分配阶段，政府主导特点明显，更多需要构建好“有为政府”的主导机制设计，依靠社会财富分配中政府作用的更好发挥主要解决好劳动力的分好“蛋糕”问题。最后是第三次分配阶段，可积极支持鼓励有能力的社会成员通过公益捐赠等方式实现对低收入群体或困难群体的资源分配支持，在进一步缩小实际收入差距的同时也可优化社会劳动力的收入结构。与此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应进一步优化劳动力的基本保障制度，争取在多方努力下尽快形成“橄榄型”或“宝塔型”的社会财富结构，畅通低收入阶层到中高收入阶层的上升通道，最大限度保障劳动力的活力与潜力。
第二，“C”——资本要素层面，要解决好利用内外资问题，处理好继续追求高质量发展中的投资与消费关系。消费需求永远作为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存在，抓好有效投融资是发展的重要抓手，扩大有效投资要与扩大内需相衔接，新时代投资的一大重点在于“两新一重”的基础设施建设。
消费在经济生活中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所有的经济活动，出发点和归宿都是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都会表现为改善最终消费，这样的动力机制可称为经济社会的原生动力。随着改革开放后消费需求不断升级，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教育娱乐、医疗保障、养生养老等，与之相对应的是要提供有效供给，而这种有效供给的源头是有效投融资。通过有效投融资形成有效供给，可以回应需求并拉动和创造新的需求，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疫情冲击下的救急纾困也必然表现为维护社会成员的消费能力。但在现实生活中，满足人们需要、能够支撑可持续消费的，一定是在供给侧源源不断地提供可以满足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实际生活中如果想要可持续地扩大消费，就一定要使人民群众有不断的收入，形成支付能力、购买能力，以此来满足他们消费活动的要求，而收入的前提是必须有投资带动的生产经营活动。因此，消费的提振实际上是要以投资的有效性加以支撑，如果没有有效投资，消费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充分调动我国巨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和消费对于发展基础性作用的可持续发挥，前置环节上首先便要抓好有效投融资。处理短期问题与中长期目标的衔接，就一定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消费与投资的关系，资本要素层面需统筹使用好可使用的内外资，最大程度优化资金使用效益，其中有效投融资使用重点方向在于“两新一重”的基础设施建设。
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了“两新一重”，即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和作为重点的传统基建，三者一定要相互呼应、合力推进。例如，在新区连片开发过程中，既包括道路桥梁、公用设施、绿化带、商业网点、医院学校等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也包括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同时，新区要带动辐射其他的区域，包括使其周边更广阔的农村区域共享改革开放成果，因此，新基建、老基建，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新型城镇化是融合发展相得益彰的。“两新一重”也是“扩大有效投资”指导精神中关于具体工作的要领和抓手。“两新一重”整体上以基础设施为主的，政府必须牵头把握“规划先行、多规合一”，积极介入此基础公共领域的建设事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扩大有效投资应坚持把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重点，“两新一重”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经济增长而言具有前提和基础性意义，是必须要注重的长远发展的“后劲”来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已重点提出，总体资源配置机制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新一重”的基础设施建设恰好就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体现，扩大内需中政府没有必要大量介入制造业等一般竞争性的建设项目，但是政府职能必然要求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在基本民生及保障性的公共品提供层面政府必须更好发挥作用，牵头在高水平的国土规划基础之上，做好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的建设。
与之相应的大型建设项目财力资金运用上要着重强调并非由政府大包大揽，而是要运用好政府有限资金的引导作用，更多吸引非政府主体的资金投向建设领域。新基建是以“硬件”为主的条件建设，同时对于基建项目投融资的资金来源管理，要注重在政府债务资金、产业引导基金之外，与PPP等机制创新结合充分运用新的投融资模式以调动更大发展潜力。“两新一重”的建设项目密切结合中国经济和社会的成长性，其在数字化、智能化创新发展的方向上要充分考虑项目规模的庞大性与长周期性质，所涉及的基建投融资效能需重点认识看待。
“两新一重”建设项目虽有公共物品属性，但随时代发展演变与学术理论厘清，此类项目建设主体由政企合作形式提供更为行之有效。传统基建在数字化、智能化赋能过程中，与已形成规模的数字化平台合作，可发挥出更多正的外部性与辐射作用，政府层面在此基础上可更优化地加以引导。首先，“两新一重”项目规模庞大，为国企、民企以投资者身份进入建设领域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在传统基建数字化赋能中，数量多且规模大的基建项目从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开发中心、物联网等，对接到产业互联网、智慧城市、食物冷链等大型、长周期项目，以及后续与之相配套的公共工程建设，其间形成的投融资空间巨大。而在政府有限财力制约且追求资金使用绩效的条件之下，基建项目落地必然考虑政府以最小财力“四两拨千斤”地借助PPP等创新机制，以PPP支持新基建，形成政府体外资金的“乘数效应”，吸引国内外社会资本与各类企业的资金力量，其中蕴含巨大的企业投融资发展潜力。其次，新老基建投融资与项目建设中，可实现多元主体的优势互补。“两新一重”的投融资中引入非政府的社会资本所形成相互制衡、各展所长的市场化运作机制的创新模式，进一步挖掘了基建发展的潜力空间。“两新一重”项目也可与专项债、国债资金形成一定对应性，以有效投资扩大内需激发经济活力，增加经济发展的后劲，形成可持续性，长久性带动居民收入增加，活跃消费扭转市场预期。
第三，“T”——科技创新要素涉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认识，对于重要产业领域的技术攻关与科技创新是国家根本能力建设的核心与命脉，“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内生动力要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支持尽快形成高端技术和产业链的优势。
充分重视科技与研发创新的引擎作用，伴随国家改革开放后经济取得的长足发展，对于科技与研发重要性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国家积极鼓励科技创新，力求充分打开引领实体经济发展的这一动力源，实现高质量发展所客观要求的新旧动能转换。
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已在各个层面有多重显现。进入21世纪，伴随着科技领域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已实现利用数字技术驱动原有社会低阶商业模式的更新，拓展增加收益与价值创造的多维渠道，促进市场主体所经营的传统业务转型为更全面的数字化业务；更以高科技数字化手段升级了供需循环，实现对实体经济层面的科技创新赋能，进而加快由新模式代替旧模式、新业态代替旧业态、新技术代替旧技术的新旧动能转换进程。数字技术也在逆势中有效支撑了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同时，数字经济的大发展也实现了有效反哺，再次支持带动了社会主体创新创业。《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1年我国有61.14%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形式，比2020年增长5.36%，2022年整体的灵活就业人数已超过2亿人次。灵活就业在新发展阶段中很大程度上促进、激励了社会成员的创新创业。
最高端的内循环内生动力形成有赖于科技创新领域“卡脖子”问题的解决。当前我国在一些核心、前沿、关键技术上依靠外部供应，高端芯片等已面临被“卡脖子”的局面。要攻克这种难关，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攻关，在外循环受阻的外部压力下争取将高端芯片的关口突破，充分借鉴“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结合市场经济的条件，以强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组织共同攻关，形成面向全球市场大批量、高质量、性能稳定、源源不断的芯片供给能力，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中国在中等收入经济发展阶段上已成为“世界工厂”，经济总量达到全球第二位置，但仍属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经济“大而不强”，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要升级发展，必须经受考验实现科技创新引领下的全产业链、供应链的完善优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冲破上方压制的“天花板”、甩开紧追不舍的下方竞争挑战，由“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实现由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到国家强盛硬实力的兑现。对发达经济体的赶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是在重构要素体系、优化产业结构、创新企业组织形式、变革商业发展模式中，以科技创新引领的跨越式发展破解经济发展面临的三重压力，针对性引领需求变化而创新有效供给、扭转弱预期过程，以技术创新发挥全要素生产率的“乘数作用”为经济循环的内生增长动力赋能。
第四，“I”——制度与管理要素是保障经济社会运行优良有序的重要方向标，创新优化制度与管理供给，应以改革开放为龙头在当下的改革深水区着力深化，更大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运用市场化机制激励企业打开潜力活力。
中国当下仍处在完成现代化所要求的经济社会转轨的历史过程中，在改革的深水区，为以“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继续解放生产力，必须攻坚克难，使配套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在充分关注科技创新的同时，不可忽视制度创新的支撑作用。中国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已明显感受到市场潜力作用的进一步发挥，一定要紧扣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命题。其中，应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结合改革开放后的种种实践经验可形成一个关键性认识，即惟改革创新者胜。同样，要打开高质量发展局面，要领是在改革中攻坚克难“啃硬骨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以实质性的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巨大潜力空间，带来全要素生产力的释放。全要素生产率在中国本土的作用过程中，除了必须认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放大效应、乘数效应，还一定要强调以制度创新打开科研创新的潜力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制度高于技术”，即只有紧紧抓住抓好制度创新，才能充分打开科技创新的潜力、活力空间，落到实际生活中，也就是强调以配套改革为核心，作为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新旧动能转换的实现决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和管理问题，而是首先要强调制度创新方面改革的攻坚克难。为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政府要更好地深化改革，给企业提供高标准、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让新经济的市场主体真正能够在市场中“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制度创新要素是打开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空间。制度创新是制度规则领域里与生产关系直接相关、深化制度安排“自我革命”于深水区攻坚克难的改革任务。制度建设是当下中国最需要的“制度基建”保障，紧扣法律、法治和治理机制的优化，通过法治化的可置信承诺赋予基建投资者信心，让社会资金成为基建投融资的主导。新供给经济学已有研究成果认为，制度创新需以有效制度供给，才能更有效释放科技创新与管理创新潜力的空间，因此制度要素对于基建投融资与后续建设更具关键性与决定性意义。在制度创新改革解放生产力进程中，基建发展同时又是支持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现阶段对于制度创新的要领把握，需要充分注重结合改革与机制创新“啃硬骨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克服现实阻力构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
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的关键之处在于做好“市场失灵”的重要补充，最大程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引导社会经济良性、可持续发展，也应落实于切实保护产权、降低市场准入、鼓励公平竞争与实质性深化政府“自我革命”上，引导和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的共赢发展和企业家精神的弘扬，同时大力推进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等多元化的机制创新。管理创新层面既要重视宏观层面短期衔接中长期的顶层设计规划，更要重视微观层面的“企业家”要素潜能释放。在整个国内、国际经济的“双循环”中，供需活动会形成经济发展生态链，管理创新层面需充分地综合考虑产业生态链的类型、结构特征，一方面要“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另一方面要激励各个行业企业充分竞争，优势互补。
第五，做好基础层面的保障要素供给，加快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信息壁垒与发展障碍，联结市场机制中的不对称信息，保障各项要素在更公开透明信息下可实现跨区域综合流动，同时更应解放思想积极创新基础理论供给。
2022年出台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要建立和健全全国统一的高标准法治化市场制度规则，保护产权，公平竞争，打破市场分割、不当垄断和地方保护，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特别是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统一完备的大市场建设有利于链接劳动力要素（L）、资本要素（C）、土地与自然资源要素（R）、科技要素（T）、制度与管理要素（I），使得多项要素可随市场机制充分流动，实现最大化效用的市场供需匹配。
统一大市场建设带出的良好营商环境更能赋予市场主体信心，打开创业创新的空间潜力和增加就业的市场潜力。在给予各行各业信心与引领预期向好方面，政府需通过“自我革命”的改革更好发挥作用，在职能转变、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弱化政府作用而是要求政府职能合理到位。企业遵照市场准入企业负面清单制度，依靠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市场竞争；政府方面则应使用“正面清单+责任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有权必有责”地约束政府行为，进行政府行为事前、事中、事后的绩效考评和问责，最大限度健全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打开企业焕发潜力、活力的空间。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和积极引导，防止资本野蛮生长而鼓励、促进其有序健康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在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前提下，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产权保护和政策实施必须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
上述对于经济循环内生动力的解说生发于对经济规律的探究，综合古今中外已有的实践基础，兼收并蓄已有经济学和相关学科的积极成果，但在新发展阶段上更需强调基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对应中国特色和背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赶超战略全局。相关的理论和认识争鸣在解放思想、创新基础理论供给层面需尽可能避免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对于理论研究的“从实际出发”应该加以进一步强调。“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和相互关系考察，力求客观。中国中长期发展中如何破解瓶颈制约和攻坚克难全面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是历史性重大考验，相关的理论争鸣需在解放思想基础上，秉持严谨的学术精神，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发挥经世济民的作用，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
基于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畅通全要素生产率的潜力障碍，以尽可能高水平的实质性的全面配套改革，来构建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新旧动能转换中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由此来保障经济循环内生动力向国家能力的转化，从而最终实现以人为本、惠及全球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四、内循环内生动力的客观来源：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独特的“巨国模型”及其潜力空间 在2020年经受突发新冠疫情的考验之后，国家的战略部署中调动发展支撑的潜能，表现为全面抗疫迅速取得初步胜利，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在2020年度内实现经济总量正增长的国度。站在GDP总量突破百万亿元大关的新台阶上，面对“十四五”新时期的规划布局，中国在2020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整体而言，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互动、结合的发展基础和前瞻态势来看，中国所具备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基本条件正是其形成内生动力的客观来源。

（一）以“巨国模型”概念认识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可依靠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动能，通过投入产出函数的框架可描述为将本土相对廉价的大量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自然资源等投入，与国际方面的资本、技术、进口原料和初级产品等要素相结合。特别是21世纪初我国加入WTO以后，通过与国际市场的庞大外需对接，在早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三来一补”的外向型发展模式下，辅以国内基础设施方面的巨大投资，我国经济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和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经济充分融入到国际贸易分工的大循环中，并在此过程中逐步积累起了国内循环的坚实基础。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时代、新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过去的发展方式中对应的要素特征、内外部环境等研究的前提条件，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未来我国发展需要培育新动能，适应新要素禀赋和约束条件下的生产函数框架，逐步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在新旧动能转换、逐步突出国内大循环重要性的过程中，我国超大规模人口所支撑的业已有前期发育和基础设施条件建设相配合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是经济内外双循环于客观方面的重要支撑，是中国选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独特优势。如果用经济学模型概念定义，大国模型已不足以概括中国市场的特点，对应的应该是十分独特的“巨国模型”。中国是拥有全球最大人口规模（14亿之巨，人口绝对量超过世行口径定义的高收入发达经济体合计的人口总规模）的市场，而且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形成并积极完善的一个统一市场，其无可比拟的新兴市场巨大潜力和成长空间，日益引发全球投资者的高度关注和有真知灼见的投资者前来投资。基于超大规模市场的内在逻辑而言，这是中国经济当下更为注重内循环的重要基本国情条件。
下面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要素两大方面认识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发展模式的相关条件变化。
第一，国内市场需求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有质的要求。
当前，国内市场已成为我国经济最重要的发展动力。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2013年起，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持续超过50%；到2021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5.4%，拉动当年GDP增长5.3个百分点。国内最终消费市场，不仅已成长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同时也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稳定器与压舱石。
网络消费也已成长为我国的重要内需来源之一，在持续增长的同时仍具备相当的发展潜力。2019年起，我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迈过10万亿元大关，“双十一”“6·18”等网络消费节日也已融入人民生活，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正是这样巨大的网络消费市场，才能够支撑我国的互联网产业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人群的消费理念和消费习惯，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结合互联网电商发展，一批新国潮、新国货品牌迅速成长起来。根据拼多多发布的《2022多多新国潮消费报告》显示，当年新国潮、新国货品牌入驻平台的品牌数量同比增长超过270%，并先后涌现出327个销售额过亿的品牌。而在新国货的用户群体中，年轻化成为显著特点。京东消费及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22年轻人国货消费趋势报告》显示，当年在形成一定销售规模的品牌中，95后国货用户数占比同比提升11%。同时，新生代的消费者更加追求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消费，这就从需求层面要求厂商研发和推广产品和服务时，需要不断提升品质感、消费者获得感，从而建立起自身口碑；这也激励了国产品牌持续夯实发展基础，从而具备更强的市场竞争力。
可见，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增加量”的同时，正强有力地迸发“提升质”的内在动力，客观地催化着向升级的、多样化的、更高水平的进程发展。
第二，从人口数量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的新要素条件。
庞大的人口基数是我国内需“巨国模型”的来源，也提供了劳动力要素供给的人口红利。时至今日，我们需要从结构方面看到，我国人口红利的数量阶段已经结束，转而需要从人力资本视角去持续发挥新红利的作用。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2年我国人口总数出现拐点，转为负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总体呈下降趋势。未来一定时期内我国人口总量将呈现持续下降态势，数量方面的人口红利已经正式宣告结束。
与总量变化相对应的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从第六次人口普查到第七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可以看到0~14岁、25~35岁和45岁以上这三个年龄区间均出现了绝对数量方面明显的增长。
从人口年龄结构来看，我国中青年人群的占比高、绝对基数大，这部分人群能够使一定时期内我国仍然具备较为庞大的、富有一定经验的劳动力主力群体，且具备相关的消费能力；但同时也要看到，60岁以上人群数量在过去十年中也在急剧攀升，老龄化人口占比偏高，而新出生人口的数量未来一段时期内可能持续下降。
在数量红利已成为过去时的当下，未来我国更需要，也有极大可能向人力资本要质量红利。我国在校生人数和比例近年来持续增长，其中高等教育占比更是年年上升。这就为未来的经济发展储备了高素质人力资源基础。在未来人口数量下降的趋势下，需要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时间、单位产品的附加值来实现持续增长。
第三，科研实力积累与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强化国内大循环的供给侧基础。
在依靠“三来一补”的年代，我国技术力量较薄弱，需要大量通过引进国外较为成熟的技术来形成生产能力。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随着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的持续增长，研究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目前已经具备了相当程度的技术积累，开始发力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的时代。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2022年全年，我国授权发明专利79.8万件，发明专利有效量年底达到421.2万件。我国已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发明专利有效量超300万件的国家，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32.4万件，同比增长24.2%，占发明专利有效量的比重超过四成；每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9.4件。2022年12月，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在线公布《2022年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我国热点论文世界占比持续增长，世界热点论文数量首次排名第1位；高被引论文数量继续保持世界排名第2位，占世界份额提升近3个百分点。
我国的工业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体系较为完备，投资潜力巨大。从生产供给角度看，如前所述，中国以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优势，具有最整齐、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工业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细分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第四，根植本土的产业链是内循环经济的大树根系和机体血脉。
现代工业已不再是过往闭门造车的时代，诸多终端消费品的生产和服务提供，都依赖完备的产业链体系，需要上下游企业的有机配合、有序分工、各司其职。经过前40年的发展和积淀，我国本土内生的产业链已经深深嵌入了我国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之中，诸多终端消费品的制作流程已经发展得相对成熟而复杂，哪怕一个小小的零件都可能涉及一系列流程环节，关联着规模、产销、工艺各异的企业、个体户乃至家庭作坊，并形成了强大的供应网络。这些根植本土的网络，不仅是过往外资、外需推动的结果，也是基于我国自身的历史与社会根基而生长出来的。改革开放几十年间解放生产力的发展，已使我国成为国际上按联合国产业名录细分行业一个不缺的经济体。客观上看，这些内生的产业链和供应网络，是提高内循环经济比重的、富有中国经济独特韧性的大树根系和机体血脉。过去几年的经验让我们意识到，当外部的不确定性提升时，内部的确定性就是产业链不惧风雨地深入地底的树根，撼不动、转不走。
我们也应当认识到，提升国内大循环的比重并不必然意味着需要把每一产业链的每个环节都置放于我国境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和海纳百川并不相互矛盾；但其中核心企业、关键节点企业的地位尤为重要。围绕着核心企业，可以集聚一大批上游或下游的企业，形成国内循环的紧密共生关系，而维系这种共生关系格局，正需要通过扩大内需、消费拉动的发展模式来推动经济实现再平衡。此外，关键技术、关键设备和关键物资，也是确保国内产业链循环畅通运转的重中之重。
第五，巨国模型概念下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的联动。
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客观来说就是以独特的“巨国模式”的蓄势待升级的中国整个发展过程要完成现代化，继续大踏步地跟上时代，是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再加上“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里所要求的法治化民主化，这六大潮流合在一起的发展，是人类文明主潮流、主线上的发展过程，这方面的空间还十分可观。直观的表现，首先是完成工业化的升级发展期与走完城镇化高度发展期两者之间的结合与联动。
这个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从长期看，一定是在中国大地上以经济学且以非常独特的“巨国模型”所描述的一个供需互动成长过程来走完。这个互动过程表现在具体场景上，是中国现在已经有接近700个中心城市、大大小小的建成区中，最主要的发展趋势是城乡接合部往外推，而且还要有很多的新区，还要推进党中央、国务院强调的城市圈建设、城市群建设。各个中心区域、新区，以及它们之间，一定表现出来的是基础设施一轮一轮的建设和升级换代，以及互联互通，伴随的一定是产业间的不断互动，在产业结构优化中，产业集群一轮一轮的升级发展，以及人力资本培育这方面越来越多的需求释放，越来越多地适应学习型社会以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提高整体文明程度，去对接现代化。这个供需互动过程之中，一定会表现出这里所强调的中国成长性里的巨大空间、回旋余地、潜力的不断释放。这是一个在不确定性、种种不愉快因素干扰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认识和把握的有客观依据的确定性。
 
（二）扩大内需、强化优化内循环的关键问题与关键对象
 
提升内循环比重，需要通过提升国内需求（消费）比重、释放国内潜力来做到，如何提升和释放这一潜力，需要重点把握好其中的关键问题和关键对象。
第一，收入分配是提升国内需求比重的“牛鼻子”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以大国市场为基数，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实现显著增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有力推进，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伴随GDP的增长实现长足进步，2019年底，居民消费水平达27563元，是1978年可比口径（指数）的近22倍，这表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抉择，在民生层面的国内消费支撑力上，已有较为可靠的依据。
消费的底气源自收入，即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稳步增长。在中国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中，支撑可持续消费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也在发展中稳步上升。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22年底已超过了3.6万元，相比于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的状况，已有超百倍的增长。2019年，中国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全球巨大人口规模体量下，人均GDP已达到了1万美元，成功成为（按世界银行标准口径衡量）全球最大的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并保持稳定。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绝对规模已达世界上最大，这些为形成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国内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必然带出超大规模内需消费对国内、国际供给的强有力吸引与拉动，也将会成为未来很长时期内，国内及国际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经济增长巨大潜力的来源。截至2020年，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增量中的贡献率，已连续6年超过30%。
人口数量红利基本结束，但由于巨大的基数，我国的国内消费市场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具有较大的潜力。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国内的消费率水平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不仅低于发达经济体，也同样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中间的差距意味着改善与提升的空间显著。
偏低的消费率，显然不利于释放国内市场的潜力，也不利于国内大循环的通畅。未来，我国需要打通内需消费的国内大循环，确保我们的生产、经济活动能够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关键，就在于如何有效提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提振消费意愿。
第二，破题共同富裕：在做大“蛋糕”的同时优化分配。
居民的收入和就业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就业—收入—消费”也是国内大循环的关键环路。因此，当下提出共同富裕同时具备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重大意义，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息息相关。
如何提升居民收入是当下面临的现实问题。202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全国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长2.9%、较GDP增速略低0.1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为43.0%，较上年下降0.2个百分点。同时，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仍然存在明显差距。这是2008年以来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从而对经济转型的支撑作用有所减弱。
而从居民可支配收入来源分解情况来看，工资性收入是最主要来源并实现稳步增长，转移性净收入近年来增长也较为明显，经营净收入和财产净收入的贡献度依次排列其后。转移性收入是政府国家、单位、社会团体对居民家庭的各种转移支付和居民家庭间的收入转移，主要包括离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住房公积金等。因此，提升居民收入，从重要性来看，首先是要提升就业带来的工资性收入，同时也应通过鼓励民营（个体）经济发展来促进居民经营净收入的增长。具体而言，提升工资性收入问题又可进一步从提升就业率和收入分配公平性两个维度来加以考虑。
从就业情况来看，我国的调查失业率近年来始终保持在5%~6%，但自2020年以来，24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持续高企，已经成为了需要警惕的现象，这表明当前就业市场对缺乏工作经验的年轻人的吸纳能力有限。此外，这一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可能也难以体现农村进城打工人员这一流动人口群体的真实就业情况，从而无法真实、及时地体现是否能够实现充分就业这一重要社会与经济问题。
再来看收入分配公平性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来看，我国的基尼系数近年来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表明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有所改善。但需要看到，城乡差距、地域差距、行业差距、工种差距、不同所有制企业间差距客观存在，在试图缩小差距的同时也应承认部分差距存在的合理性，因而需要更多通过市场化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调节非合理的部分。其中，不同所有制企业差距当中，解决对民营企业的歧视问题、更好地发挥民营企业在国内大循环中的作用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第三，扶持民营经济发展是提升内循环比重的侧重点。
扶持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能够从提升就业和公平分配两方面更好地提振居民收入水平，并通过培育富有活力、竞争力的市场主体达到更好地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的。
民营企业是我国重要的市场主体。我国民营企业的作用可以概括为“56789”。根据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截至2022年8月，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4700万家、占比达93.3%。2022年中国企业500强中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362家，达72.4%。另据海关总署数据，2022年我国有进出口实绩的民营外贸企业51万家，进出口值达到21.4万亿元，增长12.9%；民营企业进出口规模所占比重达到50.9%，较上年提高了2.3个百分点，年度占比首次超过一半，对我国外贸增长贡献率达到80.8%。
因此，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吸纳更多就业，从而做大居民收入“蛋糕”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同时，民营企业还代表着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市场主体，也在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发挥着稳定器作用，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外向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从收入方面来看，民营经济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明显低于统计范围内的全国平均工资水平，且增速慢于全国平均工资的增速。扩大民营经济在收入“蛋糕”之中的分配比重，也是提升居民收入、实现共同富裕，从而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渠道之一。
 
五、内循环内生动力的主观条件：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持续地解放生产力，创新发展中以有效投资为龙头提振消费
 
（一）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继续鼓励创新创业解放生产力
 
从中长期来看，我国要在坚定不移继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做好自己的事情”，争取把所有可能打开的潜力空间充分地打开。在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政府和市场主体、企业关系的处理上，必须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两个方面实现高水平结合。在党的基本路线贯彻过程中，要掌握好四个层次的创新，即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思想观念创新，在投融资等领域发挥出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3”的绩效提升机制，在改善民生中不断发掘消费潜力，形成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良性循环。
长短结合观大势，既要看当下，注重短期的问题，更要注意短期和中长期的衔接，特别是要注重把握客观规律。
从当下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仍面临着严峻挑战。2010年之后的经济下行过程一直延续到2022年，年度增速已落到了3%的低位。回溯到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后，中国经济的年度表现又站在了两位数高速增长的状态上。但也是在2010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非常清晰地提出了“稳中求进”这一指导方针，“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后来又进一步明确表述为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因为依照其他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体的发展过程看，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势必要告别原来经济起飞、粗放发展阶段的高速特征，而转入一个新阶段。中央的指导方针，是要在这个阶段转换中，稳住我们的基本运行态势，追求高质量发展，后来在引领“新常态”的具体指导方针中又特别强调，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主要是结构失衡问题，必须以结构优化支撑高质量发展。所以，经济运行特征从高速向中高速的下调，与经济发展质量从低中水平向中高水平的上升势在必行。在企业、地方经历阵痛过程中，国民经济在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进步。在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的12个季度，中国经济年均增速在6.7%到6.9%的很窄区间波动，本来已有希望乘势确认“L”型转换，但此时另一个影响中国经济下行的因素出现，中美贸易摩擦很快扩展到外交、科技、金融等领域，经济增速到2019年只有6.1%。到2020年，又加入了新的不利因素即新冠疫情，造成了当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大降，出现几十年从未有过的负增长。第二季度后，复工复产相对顺利，2020年全年实现了2.3%的增长，成为当年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唯一一个正增长国家。2021年上半年复工复产相对顺利，全年同比增长8.1%（后调整修正为8.4%），但下半年又出现了不利因素即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三重压力”交织叠加的问题。
在上述因素叠加的惯性作用下，迫切需要扩大内需，消化外部的供给冲击，稳住市场预期，使之转好。这些努力正在全国实施开展。贯彻中央指导精神，主线就是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聚精会神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坚持改革开放而攻坚克难、追求生产力的进一步解放，从而在扩大内需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紧密结合中，使经济运行状态能够恢复和维护在合理区间。
 
（二）在扩大内需创新发展中增加有效投融资的可选项目
 
扩大内需主观方面的政策指导需要统筹考虑投资、消费两大方面，而有效投资是龙头，是关键，是提供就业、增加民众收入、提振消费、增进繁荣的始发环节。
投资的项目选择上，有研究者基于调研列举了12个方面：（1）乡村整治——涉及宅基地等；（2）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硬件建设；（3）老城区改造；（4）增建停车位；（5）失能老人照顾体系建设；（6）职业教育扩招；（7）高技术产业关键技术举国攻关；（8）以改性甲醇替代汽油、柴油；（9）发展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产业；（10）发展集约化、规范化、设施化的农业；（11）发展通用航空业；（12）把淮河生态经济带作为国家第四增长极来建设。应看到这些扩大内需的切入点和可安排的投资空间，很值得重视。实际生活中观察，中国“有效投融资”的项目确实称得上俯拾皆是，而且我们已经有了多年积累的经验，完全可以在“财政过紧日子”的情况之下以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特别是PPP（尤其是连片开发、综合开发的PPP）来利用这些投资空间。
除了前面列出的12项之外，还可以补充如下一些很现实的例子并作一些展开讨论。
第一，以北京为代表的一系列中心城市，要加快建设轨道交通网，是这些城市发展所必需的选择。虽然北京现在已是高楼大厦林立，但在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和相关的社会生活、服务条件方面，与现代化的大都市还有差距。交通基础设施方面配套建设的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北京及中国其他的很多中心城市，上海、深圳、广州和许多省会、计划单列市等无一例外，都应该在交通基础设施配套建设方面加紧做好。
第二，超大型和大型城市中心区的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严重不足。对于此类城市中心区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可行的解决方式是建设立体车位，扩大停车容量。这种停车场、停车位完全可以用PPP方式来做，政府做好规划，以已经有经验的规范化的PPP机制创新来配套，项目落地实施，使老百姓受益、经济生活繁荣，让各方面相关的需求潜力、供给潜力进一步释放。形成这种有效供给，当前完全具备相关的要素，如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管理经验等，方式就是要把这种建设事项纳入一个政府的高水平顶层规划中，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地来贯彻好。
第三，在北京、上海等大中型城市的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加装电梯是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事情。过去不配备电梯是通例，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以及人们对生活水平要求的提高，加装电梯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非常现实的例子。可行的方式是自筹+PPP+政府可行性缺口补贴。这项投资既可调动中国的增长潜力，又可直接让老百姓受益。
第四，城市建设中综合管廊建设的必要性，有关部门应抓紧确定。所有的新区建设，应按综合管廊设计才允许开工，建设伊始就要配齐配足有关投资，地下这种综合管廊设计要合乎现代化标准，这应是现在提高发展质量追求“升级版”必须作为标配的一个要求。对于老城区的改造，配合建设综合管廊当然可以从一些分步来做。
第五，海绵城市建设。各中心城市应至少要求能抵御百年一遇的大雨水，需要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地做好相关建设。特别像雄安新区的案例，建在毗邻白洋淀水域，需按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作为千年大计。现在投入要素齐备，又正需要反周期扩大内需，在科学稳妥的规划设计基础上，积极拓展相关建设。在中国，海绵城市可先从一些重点的地方做起，但一定要积极地把它逐步做到位。
第六，冷链建设。即要使物流从农村田头一直通到城镇的餐馆、老百姓的餐桌，涉及所有相关的物流设备、硬件、建筑物等。通盘的这些投资，也是未来多年在中国应该坚持做好、做出高水准的。
第七，特色小镇。这方面在合理掌握的同时一定大有可为。如果把导入特定产能的特色小镇按照PPP的方式连片开发来做，企业为主，会有效地帮助政府来考虑其可行性，控制它的风险。参与企业具有相当的风险把控意识和机制措施，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一哄而上。
第八，水利设施治理。我国的不少区域洪涝灾害与旱灾频发，是与抗旱、抗涝能力不足有关。为提升抗灾能力，要与水利设施升级建设结合在一起，完全可以在这方面积极而有重点地循序做起来。
第九，与城市群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群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应落实在城市群的规划上，所有的相关基础设施，从重点项目到配套项目，都需要力求高水平地规划好，并逐步推进，加快城市群、都市圈现代基础设施建设。
第十，与投资和消费都有关的生育配套社会服务。近年来，中国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增人口低水平，直至2022年出现人口负增长，人们生育意愿明显走低。随着生育政策放宽，相应的生育配套社会服务要跟上，政府要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服务，鼓励有关企业参与进来，形成全社会共同推进的模式。
 
六、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分析
 
（一）国内大循环可靠性的内涵
 
按照国家标准《可靠性基本名词术语及定义》（GB 3187-1982），可靠性也叫可靠度，指的是产品在规定的时间内，在规定的条件下，完成预定功能的能力，它包括结构的安全性、适用性和耐久性，当以概率来度量时，称其为可靠度。可靠性分析是指研究导致薄弱环节的内因和外因，找出规律，给出改进措施和改进后对系统可靠性的影响。从技术角度进行的如上分析，对于我们认识就经济总体状态而言的国内大循环，也有其可比照性。
第一，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概论。
可靠性是指国内大循环的稳定性及其应对各种冲击的能力。增强经济体系结构的适应性、安全性和可持续性是增强国内大循环可靠性的应有之义。从适应性角度看，合理的经济体系结构安排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关键是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效率。国内大循环的目的是更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断深化经济结构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以支持发展。从安全性角度看，要统筹发展与安全，针对发展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提升可靠稳定基础上的高质量发展能力，着力解决“卡脖子”问题，确保国内循环发展安全可靠。从可持续性角度看，通过推动国内大循环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可持续性和韧性，强化供给创造需求动能，才能实现经济有序运行、畅通循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用高质量供给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需求。
分析导致国内大循环可靠性减弱的内因和外因，研究机制与规律，制定实施政策措施，是国内大循环可靠性分析的关键所在。国内大循环可靠性的维护与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相呼应。从数据来看，中国进出口额占GDP比重由2006年的64%下降到了2021年的34%，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也保持在相对均衡的水平，人均GDP已超1万美元，这些客观上都要求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超预期事件层出不穷，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大了我国外循环阻力，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相对减弱。对此，我们要进一步增强发展动力，充分释放国内需求的强大动力，纵深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增强动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巩固提升超级大市场规模优势，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流转，持续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活力，有力保障国内大循环安全可靠，牢牢把握经济发展的战略主动权，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
第二，可靠性与内生动力的关系。
一般来说，内生动力越强，可靠性也就越强；同时，可靠性增强，也能进一步激发内生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例如，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的效率和供给的质量，就能更好满足人们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实现供需高水平动态平衡，超大规模而且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就会成为稳经济的“定海神针”，从而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同理，如果产业链供应链有更强韧性，国内大循环有更高安全性，则能为增强内生动力创造更好条件。
结合“双循环”分析，内生动力更多是强调我们在依托于本土大市场定位上的潜力、活力发掘和发挥，来对接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实施。内生动力对接到整个“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支撑之下，为应对种种不确定性，需要稳定掌握确定性。这种稳定性、可靠性，一方面可以来自主动把握内循环里边各个要素组合；另一方面，本土大市场的稳定性实际上又提高了与国际上其他经济体做“双循环”的可能性，反过来助益我们在进一步提高稳定性、确定性，提高可靠程度情况下，更好地在错综复杂情况之下，在国际多边关系里边推进外循环。
第三，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可靠性与高水平对外开放。
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表现在更高水平的自立自强上。这种自立自强，一是表现在主要利用自己的市场和要素而不是依赖别人的支持，形成现代化产业链供应链。必须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优化国家创新体系整体布局，加强国家实验室建设，稳步推进重组国家重点实验室，积极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引领性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改革完善科研评价制度。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重大产业瓶颈，着力提升经济发展的自主性和可持续性。二是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参与全球创新链合作，在合作中实现高水平自主创新。现阶段，我国的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国外保护主义日益盛行，特别是美欧要求脱钩、断链，这些都制约着我国的发展。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相对优势在减弱，这就要求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包括加大整体的创新能力，结合优势资源推进新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的结合，让具有强大内生动力的国内市场，成为我们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底气，利用庞大的内需去链接、联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以国内市场拉动或驱动国外市场，打通经济循环在各关键环节的痛点和堵点，实现市场利用的自我控制和自立自强。
 
（二）发展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优势因素
 
我国经济增长虽然近几年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外部环境动荡不安，也给我国经济增长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推进国内经济循环的各项政策效果将持续显现。尽管增速的下行已历十年以上，但同时期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高于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展望未来，2023年有望迎来国民经济显著向好，增速明显回升的一个好年景，其后可乘势力求把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延展至于一段时期的一个平台状。相关的优势因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制度优势因素。
中国以改革深水区的攻坚克难打开巨大潜力释放空间，发挥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已经有了40多年的铺垫，国民经济基于已有的超常规发展，只要处理得好，后面可继续延续超常规发展过程。虽然直观地看，已不是两位数的高增长，但是落在6%左右增长的中高速，事实上仍然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的高增速。
第二，成长性优势因素。
相关指标对比而言，增加中国“成长性”继续发挥作用中的“确定性”：1900~2017年的118年时间里美国的GDP增长了36倍，而1987~2017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成长性上同样是翻了36倍，时间轴上的对比是1∶3.9，即中国以一个时间单位表现出美国约4个时间单位的成长性，而且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完结，我们还在逐步缩小和世界头号强国在经济总量指标和人均指标上的差距。对这种成长性，没有理由认为会迅速消失，只要我们坚定不移贯彻好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攻坚克难，主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成长性会继续使中国经济表现出一旦走对了现代化之路后的“蓄之既久，其发必速”。
第三，时代背景与主题的优势因素。
回顾百余年全球视野内的历史演变，我们用已有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充分依据来肯定“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一方面，在人类社会供给侧创新推进到“共享经济”这个前沿概念的时代进程中，全球各经济体（包括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产业链日趋融合，越来越有可能“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在国内、国际事务中推进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式的包容性发展与和平发展；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创新早已形成了“核威慑”的国际战略格局均衡制约条件之下，要高度重视、密切跟踪俄乌冲突后形成的不利因素和紧张局面，牢牢把握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上面时代主题的战略判断和两个角度的学理论证，构成认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原点，并且已经和并将继续由实践证明，这可成为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一起寻求“人类命运共同体”式发展的最为客观的支撑条件、共识催化剂和强有力制约因素。当下人们感受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没有改变这样一种人类文明发展主潮流上的基本趋势。逆流可以掀起一些浪花甚至是惊涛骇浪，但终究将被主流所压倒，中国在以人为本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有“千条理由”和美国以及其他经济体搞好关系，求同存异。中国在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追赶发达经济体现代化水平的进程中，避免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并且要以坚定不移、攻坚克难地深化改革，形成发展后劲，化解各种矛盾与风险，使中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三）增强国内大循环可靠性的着力点
 
近年来，我国国内大循环可靠性虽不断增强，但根基还不够稳固，确保国内循环畅通还有明显短板和弱项，主要是产业基础能力较弱，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突出，存在“断链”风险；原始创新能力较弱，基础研究缺少“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能源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等，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形势下，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脱钩”“断链”风险加剧，这些短板会更显其短、弱项会更显脆弱。需要树立底线意识、强化极限思维，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不断提升战略性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切实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可靠性。
第一，要进一步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系统破除制约国内循环大市场的制度障碍，充分释放超级大规模市场动能，确保国内大循环可靠发展。
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在全国范围实行统一的产权保护制度、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社会信用制度、市场监管制度，着力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提高政策的统一性、规则的一致性、执行的协同性，加快建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持续扩展市场力量和市场作用，不断增强国内超级大市场的吸引力与影响力。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提升市场基础设施联通的系统支撑、智能化程度和衔接效率，拓展市场广度深度，打通制约国内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激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动力，促进商品和资源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以全国统一大市场集聚资源、扩展机会、打通边界、激励创新、增添动力、推动增长、优化分工、促进竞争，以规模扩大、结构升级的内需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全面深度释放超级大市场的动能，实现投资、生产、流通、消费等环节的高质量、高水平循环。
第二，要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活力动力，增强产业体系发展的可靠性。
要构建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新增长引擎，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高质量发展，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产业基础。产业链供应链是经济运行的基础和关键，拥有全套产业链意味着我国产业链具有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未来要深入实施工业强基和“产业基础再造工程”，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补齐基础软件、核心硬件、基础原材料等短板，整合优化传统产业链，推动实体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加快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持续“稳链”“强链”“补链”“延链”，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为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注入动力、增强可靠性，提升发展的抗风险能力。2020年3月，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指出，如果中美技术脱钩，美国半导体行业总收入将下降37%，其全球份额将从48%降至约30%，必将失去该行业的全球领导地位。相反，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全球份额将从3%增长到30%以上，从而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领导者。历史已经证明，凡是其他国家已经做成的事，不管多么复杂，迎难而上的中国科研人员一定能做成。
第三，要形成城乡区域城市协同发展格局，推动重大战略有机衔接和协调联动，培育基于市场的产业链衔接内生动能，提升区域合作稳定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深入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推动跨区域“链长合作”和“链主合作”，促进形成纵向一体化的产业价值链区域关联，强化供求协调一体化的市场关联，培育产业链衔接和市场互动的内生动能，提升区域合作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促进各类要素向优势地区集聚。要以大空间、大战略布局推动大协调、深协同发展，优化区域经济发展体系，持续释放强大发展动能。
 
七、基本认识结论和建议
 
（一）判断与思路
 
我国在当前和今后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仅具有与时俱进服务于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的必要性，也具有基于客观条件因素和主观努力因素的内生动力源与可靠性。我们应确立的基本思路，是在坚定不移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思想观念理论的四层次创新为第一动力，在新旧动能机制转换中依托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内生机制，依托成长性、把握主动权，实现现代化新的“两步走”战略实施中的高质量升级发展。
实践中推进制度创新的一大要领，是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深入领会和切实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指导文件，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落实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正确把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精神实质，至少应特别强调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要形成对所有合法产权一视同仁的保护制度。
只有形成对所有合法产权一视同仁的保护，才称为统一市场，即要在统一大市场里夯牢不可缺少的全面依法治国这一追求长治久安的基石。在逻辑关系上，中央文件提出的要加快建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改革发展中早已明确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构建中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全面依法治国”是密切联结在一起的。现实中，有些企业和社会成员的产权实际上受到了侵犯，没有很好地在一些具体案例里真正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所要求的“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个非常重要的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方针。在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真正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第二，要形成对所有生产要素实现无壁垒流动或充分的低门槛准入的统一大市场。
对于统一大市场中的要素流动，中央已经有专门的文件加以强调，这正对应于经济学基本原理中所说的，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必须要求形成要素的充分流动。我国正一直推进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给侧各个要素怎样发挥潜力和作用方面，所蕴含着一个根本逻辑就是，市场环境建设一定要攻坚克难，使要素尽可能无壁垒流动，从而使供给侧要素的组合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形成活力。当然，诸如环保要求的技术标准、技术经济政策标准化，这些是有必要的，而且必须依法由政府管理部门利用公权来实施，但也不能借此一味地抬高门槛。在这些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政府主导的倾向是努力降低准入标准和消除壁垒，这正体现出建设统一大市场的一个基本趋势——消除不正当垄断和过度垄断，首要的是消除旧体制下存在明显弊端的行政垄断。这就要求在配套改革方面攻坚克难，形成有效制度供给，降低交易费用，在实现要素充分流动的前提下真正解放生产力，最为便捷地达到供给侧要素的优化组合与活力释放。
第三，要推进高水平全面开放，形成与全球化国际市场对接的国内统一大市场。
新发展格局里，我们更加强调要在应对不确定性和力求掌握主动权之下，更好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但这绝对不意味着放松我们进一步扩大开放方面发挥潜力的努力。内外循环是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我们要进一步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应该面对的是“负面清单”，政府应该面对的是“正面清单”，这也是从上海自贸区开始多轮推动中国本土自贸区发展中已明确的基本准则。我们要义无反顾地拥抱经济全球化，以开放促改革来进一步促进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促使全球各方面可调动的积极因素支持中国倡导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国内外循环打通的这个市场，必须是与国际商业文明规范一致的大市场。
第四，要实现城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统一大市场。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发展过程中，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65%左右，但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还只有46%左右，换句话说，14亿多中国人里大多数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已经进城的约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大部分还没有取得市民身份，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还不能受到均等化对待。让所有的社会成员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升级发展，促进共同富裕，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未来几十年中，我国社会成员流动的大趋势是，差不多还要有4亿人会从农村逐步转入城市，成为新市民，应该让他们尽量便捷地取得市民的身份，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这是我们建设统一大市场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时也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这一方面表明我们的真实城镇化水平还不足以给出这种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还有相当可观的发展空间。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推进，伴之以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法治化程度的提升，我们一定要把“城乡一体化”这个中国未来的统一市场发展起来，以真正实现能够与现代文明在城乡管理概念上直接对接的新局面。
第五，要统一规范地实现有序竞争并且机制归一的市场环境。
这个“统一”体现在市场环境中的规则和内在逻辑，是对所有市场成员、社会成员一视同仁的。在本质上，这体现出对所有市场主体、社会成员的公平正义的一致性。我们不应简单地、纯技术性地把这个统一市场理解为参照或者局限于所谓的质量标准或标准化。现在说的“统一”，当然包括进一步做好标准化的工作，但真正的统一市场绝对不是停留于这个层次，而是在打造现代国家治理机制方面实现全面的法治化，在公平正义取向上取得明显的进步。对于资本的扩张性特征，关键在于形成以法律为准绳并动态优化的“红绿灯”，防范和遏止无序扩张，引导和鼓励、捍卫其有序、健康发展。现在中央强调的统一大市场建设，其战略意图就是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同时抓好制度创新，带动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克服相关弊病，让各类企业在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中充分地放开手脚，形成长期行为，从而在“负面清单”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地去试错创新，进而让生产力得到更大的解放。
 
（二）三个方面的重点建议
 
第一，制度创新必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动真格。
制度创新是一个纲举目张的因素，通过制度创新可使企业真正进入一个由法治充分保护产权、维持社会公平正义的投资环境。不论企业规模大小、所有制性质如何，都可以充分公平竞争，在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中只要用社会保障“托住”员工的基本保障待遇，就不会击穿底线。社会政策托底加上形成优胜劣汰的竞争，就能引导创业创新者努力发挥自身潜力，从而使经济全局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状态。相关的原则体系，应当明确地贯彻落实“企业负面清单”+“政府正面清单和责任清单”，以制度机制的革命性变革，形成现代国家治理概念下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以最充分地解放生产力、发掘潜力、焕发活力。
第二，制度创新要于配套、呼应中充分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
破解“李约瑟难题”“钱学森之问”，需以科研、教育、人才培养的制度改革为“纲举目张”的“纲”，遵循科研规律开创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新局面。工作中还应紧紧抓住“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的新技术革命中新经济的成长，以当下所强调的为新经济提供基础设施，结合新型城镇化、交通、水利等传统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的“两新一重”，合在一起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安排。
第三，思想观念和基础理论的创新要突破藩篱与时俱进。
中央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大政方针，是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在现代化之路上实现新的“两步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其中，增强内循环内生增长动力方面，必然要非常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应有针对性地解决民营企业发展受到融资等实务层面歧视、错误思潮冲击等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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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经济研究参考》2023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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